一、国学概念

国学，可译作“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

“国学”之名，始之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学者黎黍匀等人认为，国学的定义一般认为应该是指国家的文学总称。类似的称呼还有国家的语言称为“国语”，国家的语文称为“国文”，国家的歌曲称为“国歌”。他认为，我国历史上一直以文学而著称，体裁有古文、诗、词、歌、赋、小说等等，不一而足，内容包含了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等方面。这些艺术文化，都属于文学范围，与西方的“科学”作品有明显的区别。把这些艺术文化都统称为国学，是比较合适的。同样，国学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称呼，比如印度也有印度的国学，埃及有埃及的国学。因此，国学的词汇，一般指一个国家的文学通称。

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二、国学经典

什么是经典？为什么读经典？这是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也是什么时候都需要加以追问的问题。身处一个文明古国，我们更需要认真地面对和思考。

回答得最有意思的当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1923—1985），在他死后的2002年由蒙达利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读经典》（汉译本出版于2006年）第一篇，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十四个回答，这里抄录几条于下：

·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这些回答，不是概念式的定义，是具体、生动的描述。如果要加以概括，可提炼出以下几个特性：

（1）经典是经过历史的筛选，被公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智慧的结晶。

（2）经典是疗救一切时代根本问题、重大困境时的人类经验宝库。

（3）对于社会而言，经典是保持民族文化永续发展、推动世界文化健康发展的思想源泉；对于个人来说，经典是自我身心成长的最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4）经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般来说，出现于文化早期的经典几乎不存在过时、失效的问题，而离我们近的作品尚未经过时间的淘洗，一般不轻易纳入经典的范围。

（5）从空间范围看，经典包括中外。但是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在经典教育中，一般更加强调对本民族经典的学习。中国传统经典，现在很多人直接称之为“国学经典”。这里的“国学”意义很宽泛，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

（6）从内容范围看，经典主要包括思想文化类、文学艺术类、历史类、语言类等，并不限于哪一个领域。

问题思考到这里，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总结：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今天，文化价值走向多元化，边缘声音越来越变成前景声音，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轻飘的、娱乐的“浅阅读”和多向互动中的“碎片化阅读”却越来越让人们方向迷失、精神无依、生命萎靡。因此，如果说阅读会“浪费生命”，那么它指的应是被时尚、娱乐牵制的浅阅读、碎片化阅读，而与人的精神成长、社会的文化建构息息相关的经典阅读，则是拯救全球性现代危机的一种途径。

三、国学名家

1.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先后参与过戊戌变法和护国讨袁运动。1922年起在清华兼课，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时人誉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梁启超一生勤奋，涉猎广泛。他在经学、史学、佛学、文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今有《梁启超全集》。

2.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余杭区）人，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数百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3.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历史学家。(www.daowen.com)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台北“中研院”院士。晚年专心致力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4.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

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被刚改制不久的清华大学聘用。“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该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称“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梁启超也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一起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导师”。

其著述范围至少涉及“国学”之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诸多领域，至于其学术建树，陈寅恪被公认为是一位对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陈寅恪终生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各种强权和邪恶势力面前，慎重恪守中华学人的良心、良知，铮铮铁骨，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从学术贡献和人格、品德相统一的角度看，称陈寅恪为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国学大师”代表，名副其实。

5.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6.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格丁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四、国学经典阅读

1.名人读经典

江河不择细流。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位前无古人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其关键就在于他首先是一位大学问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除了得益于当时已经译成中文的部分马列原著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和方式方法大部分均可在中国优秀文化典籍中找到。他评《三国》、批《水浒》、熟读《资治通鉴》、精研《红楼梦》、圈阅《二十五史》、翻检诸子百家，特别是对于被称为儒家经典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即《诗经》《周易》《尚书》《礼记》《春秋》）的学习和研究、运用与继承，无疑对他领袖思想的最终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

杨振宁说：“我之怀疑奇遇不灭定律，这和我在西南联大读《易经》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似道理，又有阴阳相消长或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杨父很早就发现杨振宁在数理上“有异秉”，睿智的父亲并没强化、发展其子天分，而请清华大学国文教师教他国粹。初中两个假期，杨振宁背会《孟子》。他形容古典文化对他人格形成、思维方法及科学研究“如阳光和水”一样重要。

李政道是从周敦颐《太极图》中萌生灵感：“中国传统文化给了我深刻的思想启迪。形象动荡的太极图，深深表达了宇宙星云至电子质子的一切形成。”

丁肇中在传统文化教育下长大。他说：“《大学》的格物致知精神使我成就大业。”他希望中国下一代对格物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试验精神真正融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日本汤川秀树的母亲是中国人。他启蒙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他最爱《庄子》，是因为《庄子》使他开窍。一天，他正在思考基本粒子时，忽然想起《庄子》一段话：“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倏与忽如两个粒子相遇于混沌之地，是粒子对撞吗？混沌是更基本的粒子构造吗？由是《庄子》确定了汤川秀树的“介子”理论。

李嘉诚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三岁就能咏《三字经》《千家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正是在这些童蒙读物中，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五岁入小学，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子曰诗云。《诗经》《老子》《庄子》《离骚》伴随他一生，打下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根基。李嘉诚感叹：“少年时期学到的知识弥足珍贵，它令我终身受益。”

“我最喜欢三本书：《老子》《论语》《孙子兵法》。”张瑞敏说自己最喜欢读的是老子的《道德经》，也喜欢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运用于经营之道。“《老子》帮助我确立企业经营发展的大局观；《孟子》培育我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勇于进取、刚健有为的浩然正气；《孙子》帮助我形成具体的管理方法和企业竞争谋略。”他曾老老实实地透露透漏自己的雄心：“日本式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美国式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髓＝海尔管理模式。归根到底，我们要造中国自己的品牌。”

古今优秀人物高瞻远瞩，不约而同地选择四书五经及老庄等经典为主要教材，启迪智慧，完善品格，成就卓越人生。

2.读国学经典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全面培养大学生素质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大学生要加强国学经典的学习，通过背诵记住原文，学习理解内涵，运用于现实生活，铺垫一生的道德基础，厚积人文底蕴，激发民族精神，存留下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

读经典，需要一种贯通古今、穿透历史的慧眼。引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话说，就是“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如果说国学是一顶皇冠，那么经典就是皇冠上的明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探寻经典，需要远见卓识、自出机杼，正是“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杨万里）。阅原文、品释义，深感古风悠悠，更感大义昭昭。清代赵翼曾言：“此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

读经典，要一种抽丝剥茧、研机析理的匠心。读国学不易，读国学经典更难。这种难，不只缘于思维方式、表述习惯上的古今差异，更因字字珠玑背后有本源、有深意。“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经典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修养、深邃的思想思辨、高超的行文技巧，犹如考古学家，用细毛刷轻轻拭去历史尘土，又如工艺大师，雕刻勾勒纹理脉络。如品读王阳明心学力作《尊经阁记》时，先交代记文的背景、故事，再从经的本质、经的表现形式、对待六经的错误态度来条分缕析，把蕴含其中的玄奥哲理，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讲得透彻、明亮。

读经典，是一种价值重构、精神升腾的睿思。阅读本身，就是思想再挖掘、再阐发、再创造的过程。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记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如同某人留在沙上的脚印，我们也许能看到他走过的路径，但若想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就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品读诸葛亮的《出师表》，核心是要求官员为国以忠，这既是官员的本分和职责所在，也是官员的基本品格；对李密的《陈情表》，认为最大的社会历史价值在于从人的心灵深处升华了孝的价值、固化了孝的理念，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尽孝、至孝。

读经典，是一种进德修业、内圣外王的笃行。“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如读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治国理政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要厚积德义，爱民、富民、化民，既在物质上帮助民众，也在精神上引导民众。作者持入世之心，务日用之行，探求着从“内圣”到“外王”的通道，启迪着今人更好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