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哀悼死去为吊，安慰死者家属称唁。也就是说吊唁之礼，面对的是死者与生者因为在古代中国，人们的基本信念之一就是“不死其亲”，即不是把死去的亲人当作亡人，而是把他视作灵魂和肉体仍存的“活人”，所以在安葬、哀悼死者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中，它的每一项礼仪都充满着人情味，充满着儒家的伦理色彩，等次分明，温情脉脉。基于这样一个传统伦理道德前提，乡邻、亲朋、故旧悼念亡者，安慰死者家属也有一套须严格遵循的礼仪程序，它是源于理想的古葬仪，但随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而有所损益完善。《礼记·曲礼上》说：办丧事之礼，有的是为生者制定的。平素只和死者的家属有交情的，则要前往慰问，直接与死者有交情的，则要前往哀悼他。所以知生而不知死者，只要慰问而不用伤悼之辞；反之，则须伤悼而止于慰问了。《礼记·礼运》载：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即说：诸侯倘若不是问疾吊丧，不能随意胡乱到诸臣家里，如果不是这样，则是君臣相戏谑。汉代刘向《说苑·修文》曰：“斩衰裳苴纟至杖，立于丧次，宾客吊唁，无不哀者。”说明古礼制定，吊客前往丧家吊唁时有一套礼仪，首先是要穿上吊服。《礼记·丧大记》载：小敛奠，“吊者袭裘，加武，带纟至，与主人拾踊。”意思是说，吊丧的宾客将皮裘罩袍的上衿掩遮着，在冠卷上加了纟至，腰上围着麻葛的带子，再跟主人主妇轮番踊跃哀悼亡灵，可见古代吊服有纟至。至唐代，唐人犹著白衫吊丧。到宋代，已无吊服，因此司马光在《书仪》中要求“凡吊人者，必易去华盛之服”，“亦不当著公服。若入酹，则须具公服靴笏也”。酹即以酒洒地，表示祭奠，按古有酹酒之制，称“裸”。对此清人翟颢的《通俗编》九《仪节·酹酒》中有详细的叙述。其法是先以酒灌地而后送爵，其次是“作名纸，右卷之，系以线”，在名纸的背面写上“某郡姓名，慰同州之人”的字样。另外，吊者吊丧还有若干细节，敦煌发现的斯1725号写本书仪残卷列举了吊丧的各种情况，如：“舅母亡，外生吊：外生至门哭，入屋灵前哭五六声。拜灵讫，退户西头，面向北跪，哭廿余声。于□捉内兄弟手出。”可见吊丧哭丧的规定，依亲疏远近的不同，有哭二三声、五六声、十余声、廿余声，直到哭尽哀。内兄弟的称号，不是像今天指妻之兄弟，而是指舅父或姨母之子这样的母方表兄弟，与父方姑母之子称外兄弟相呼应。此外，自东晋以来还通行吊丧者执丧主之手的礼俗。此礼俗至唐代犹盛，且有所发展。在敦煌写本书仪中，于吊丧仪处多次提到“执孝子手”。至清代，此礼节已无。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说：清时“士大夫吊丧已，必掀帐至孝子处，唁慰数语，盖犹古之遗俗，唯不执孝子手为小异耳。”

又据古礼，吊丧时，主客之间在见面时还有吊客的口头吊词和丧生的答词。各种关系各种场合吊丧的口头吊词和丧主的答词，有所不同。

敦煌伯3691号写本书仪列有吊答之词，如吊父母：尊君（原注：母云尊妣夫人）不图凶祸，慈颜（此处脱一字）逝，深所哀苦。荼裂奈何！痛当奈何！答云：罪逆深重，不自死灭，攀慕号擗，不胜摧绝！

此外还有吊小殓，吊大殓、吊成服、吊临葬、吊临塘、吊殡埋毕、葬回吊、诸追七吊、百日吊、小祥吊、大祥吊、除服吊等等场合的吊词。这些场合必然都举行吊孝仪式，才有吊客。

除口头吊词答词之外，古礼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死者又有不同的说法。敦煌伯2622号写本书仪有一段对不同年龄死者的不同说法：百岁以下80以上云弃背，80以下60以上云倾背，60以下40以上云倾逝，40以下30以上云殒逝，30以下20以上云丧逝，20以下10以上云夭逝，10岁以下云夭丧，3岁以下云离怀抱。70以上云年虽居高，50以上云年未居高，20以上云盛年。(www.daowen.com)

此外，敦煌3691号写本《新集书仪》中也有一段标为“新定唐家礼凶吊仪”的文字，对此稍有不同的规定：凡百岁至80亡称弃背，70至50亡云倾背、倾逝，40至30亡云盛年殒逝，30至20亡云盛年殒逝（应为“丧逝”），15至10岁亡云夭逝、夭殁，6岁至3岁亡云去离恩爱，两岁至百（日）亡（脱六字）去离怀抱。

由此可见，古人在吊孝时对不同年龄的死者的称呼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得疏失。至于对不同身份的死者，古人在称呼时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天子之死称“崩”，也叫“山陵崩”或“驾崩”，意即好像山从高处塌崩。诸侯死称“薨”，其意思是“倾覆”。大夫死叫“卒”，意思是“终了”。士死称“不禄”。至于一般人死则称“死”。另据《司马氏书仪》所载：尊官，则云薨没，或云捐馆。卑官，则云倾逝。少年，则云夭没。”

丧主及死者家属除在迎接吊客时有答词外，也有一套繁琐的礼节规定，对吊唁者予以欢迎，并且还要在室中“哭”。吊唁者则须向死者赠送衣被之物，这个赠送仪式，称“赌礻遂”。《司马氏书仪》说：“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故古有含礻遂贝冒赙之礼。珠玉曰含，衣衾曰礻遂，车马曰贝冒，货财曰赙，皆所以矜恤丧家，助其敛葬也。今人皆送纸钱赠作，诸为物焚为灰烬，何益丧家，不若复赙礻遂之礼。既不珠玉，则含礼可废，又今人亦无以车马助丧者，则贝冒礼亦不必存也。凡金帛钱谷之类，皆可谓之货财，其多少之数，则无常准，系其之贫富，亲之远近，情之厚薄，自片衣尺帛、百钱斗粟以上，皆可行之，胜于无也。”

考察中国古代的拜贺庆吊礼仪活动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它既有着程式化的特点，更显示出巨大的变革趋势；而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所践行的“贺仪”与“赙仪”，则受着该时代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受着精神文明、礼教文化的潜化和规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异，从而致使这一古代人际交往礼仪活动，从内涵到外延更趋完善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