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子女的依靠，子女是父母的希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父母和子女紧紧连在一起，使家庭得以稳定，血统能够延续。

在古代中国，发展生产的主要途径，不是靠发展与普及科学技术，改善人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经济效益，而是向大地投放更多的劳动力，扩大简单再生产的规模，这就需要繁殖人口。因此，人丁兴旺是国家繁荣的标志，生儿育女是家庭建设的头等大事。儒家把弘扬父子之道看作国家治理的前提之一，把父子之伦放在人伦规范的首位。这决不是偶然的。

孝在父子之礼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儒家认为，孝是子女事奉父母的行为准则，是天经地义的事。孔子就主张子女事奉父母要竭尽其力。《孝经》通篇提倡行孝，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理学家进而把孝与“天理”联系起来，程景页、程颐说：“行仁自孝悌始，孝悌，仁之事也。仁，性也；孝悌，用也。”意思是说，“孝悌”是“仁”的具体实践，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

孝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尊重父母。关心父母的疾苦，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使父母感到垂暮之年的温暖和欣慰。《礼记·内则》对子女的行为规则有具体规定，可概括如下：

儿女和儿媳们在鸡鸣时就起床梳洗，穿戴整齐，然后来到父母的居处，低声下气地问候，小心翼翼地服侍父母行走、盥洗和饮食。一日三餐的饮食都要请示父母，满足他们的意愿。

父母起床以后，要设供休息的坐榻。将坐之时，要先请示坐的位置。并捧上小几，供其凭依。然后才整理簟席和衾枕等寝具，收藏在固定的存放地点，以防沾污。到晚上再替他铺床安枕。要时时替父母擦拭口水和鼻涕。常常给父母洗涤冠带衣裳。5天烧一次温水请父母洗澡，3天洗一次头发，在这期间，父母脸脏了，应备水清洗，脚脏了也要用温水清洗。力求使父母冬天温暖，夏天清凉。

在父母跟前，有所使唤时，要立即答应。对于父母的旨意，不能违背怠惰。凡交给自己办的事，都要记下，然后亲手处理。不要随便讥评别人，亦不要随便嘻笑，不得纵肆容体。心要肃敬，貌要庄重。父母在世不可以替朋友卖命，亦不可有自己的私蓄。

做儿子的，平日家居，不要占住尊长位置，不要坐当中的席位；不要走当中的过道，不要站当中的门口。出门时要当面禀告父母，回家时也要这样。出游须有一定的地方，所练习的要有作业簿，使得关心你的父母有所查考。当父母活着，戴的帽，穿的衣，不可用素色镶边，因为那样很像居丧。

父母有了过失，子女要低声下气，和颜悦色，用温柔的声音规劝，如果规劝不被接纳，就要更加孝敬父母，用孝心来感动父母，等父母有了喜色，再进行规劝；要是仍然不听，与其使父母得罪乡里，不如殷勤地再三规劝，就是因此引起父母发脾气，鞭打自己皮破血流，也不敢怨恨，而是振作起来，照旧孝敬父母。

父母去世以后，临到行善事的时候，想到会带给父母好的名誉，就立刻决心去做；遇到想做不好的事情，一想起这件事会使父母蒙受羞辱，就必定停手不做。

汉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礼的内容有所丰富和发展。例如，《郑氏规范》说，父母爱做的事和喜爱的东西，子女也应该爱之。父母的生日，子女一天供三次酒果祝寿，最好不设筵席。《郑氏规范》又说，儿子未行冠礼时，对外不得称自己的字号，不得称自家的门第。平时不论居家还是外出，都不能蹦蹦跳跳、挥拳舞臂、免巾跌足、嘻笑怒骂、无所顾忌。25岁以下，除锦巾可以用绢帛做以外，一切衣物都用棉布。子与媳都不得私蓄财产。俸禄和田宅收入，都应尽数交给父母，需要开支时，向父母请示领取，不得私自借出或赠送别人。遇到宾客，要恭敬行礼。不到60以上，不能与叔伯父等长辈坐在一起。对乡曲邻里应和睦相待，对任何人都抱谦让的态度，但遇到蛮不讲理、累次凌逼的人，则应以理争之。待人接物尽量诚恳、朴素，不得用纤巧华丽的东西取悦于人，以助长奢侈豪华的风气，不能与别人争奇斗胜。不能私养飞鹰、猎犬，专事游玩，或纵情享乐，吃喝无度，以败坏家风，破损家财。更不得私自设置小灶满足口腹之欲。这里对儿子的个人品行作了种种规定，其中礼遇宾客，诚恳、朴素地待人接物，都是《礼记》不曾有的新的行为规范。

其次，是侍疾。《礼记·曲礼上》说：在父母害病的时候，心中要忧虑，不梳头，走路不像平日那样回翔，不说闲话，不接触乐器，不多吃肉，不多喝酒，既没有开心的放声大笑，也没有恶声恶气的怒骂。这种情形直到父母病愈才恢复正常。《朱子家礼》卷八《家礼杂仪》说，父母有病，“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满容，不戏笑，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药检方，合药为务，疾已，复出。”明太祖朱元璋《立极开辟垂训》说，“父母有疾，则衣不解带，药必亲尝。”

由于礼教的薰陶，古代中国不仅孝子众多，而且孝行可嘉，有的甚至令人震惊。如，宋代吴江县人曹社，在父亲病危之时，他昼夜跪在床下喂药，两膝红肿依然坚持。夏季酷热，他就睡在父亲帐外。夜晚蚊子叮咬，他怕父亲受风，不驱赶蚊子，以至被咬得遍身是疮。又如，宋代永州人唐杰，为了减轻母亲的病痛，用苇秆从母亲腹部吸出积水。每次满口秽物，也不在乎。就这样坚持了3年，直到母亲逝世。

第三，为父母报仇。这是我国古代的行为规范之一，也可以说是家礼的特殊内容。《礼记·曲礼上》说，对于杀父的仇人，不与共存于天下。既然儿子不愿与杀父的仇人共同生活在世界上，那么就要拚个你死我活，不是把仇人杀死，就是被仇人所杀。因此，能不能复仇，成了一个人是否孝亲的重要标尺。既然家礼把复仇作为它的内涵之一，那么笃行孝道的人，在父母遇害后，处心积虑，竭尽全力，为父母报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春秋战国的时期，关东六国复仇事例屡见不鲜。如魏信陵君为如姬除去杀父仇人，后来如姬不惜冒死窃取魏王兵符，使信陵君得以发兵救赵。又如，晋国的屠岸贾将晋灵公之死，归罪于赵盾及其子赵朔，擅自兴兵，杀赵朔等，灭其族。后来赵朔的遗腹子赵武成人，又在韩厥的帮助下，反攻屠岸贾，灭其族。汉代以后，为父母报仇的事还时有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孝子把处决其父的执法官吏视为仇敌，而危害其生命安全，这样就出现了为报父仇而杀官吏的事件，从而使孝与法互相癥牾。(www.daowen.com)

长辈对晚辈进行教育也是家礼的一项内容。

《礼记·内则》有一套依年龄阶段划分的完整教导训练的程式，其内容包括许多方面，而最重要的就是有关行为举止、礼仪规范方面的内容——这可以说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家礼实践活动了。比如，小孩到了能吃饭的时候，要教他用右手。开始学话的时候，教他们答话。

7岁时，开始分别男女，不让他们同席共食。

8岁时，教他们出入门户和就席吃饭，要后于长者，懂得谦卑礼让。

到了10岁，就男女异教了：男孩出外去求学，居宿在外，跟随老师学习六书九数，衣裤都不用帛，还穿着孩提时的服装，为的是避免奢侈，早晚学习洒扫进退的礼节，并且要勤习画策，熟识之，而诚信无欺。女孩长到10岁以后，要养在深闺，学习妇道；女师教她们言语柔婉，容貌贞静，并且要听长者之言，从长者之行，又教她们缫丝辫绦，织布织缯等妇功，以备将来做一家的主妇。

男子20岁加冠，开始学习吉凶军宾嘉之礼，这时可以衣裘帛，舞大夏之舞。由于已经成年，所以要笃行孝悌；虽然见闻日广，但犹未达到圆满的地步，所以要更虚心学习，多蓄善德于心。

上述教育过程在陶冶性灵、健全人格和阐明立身处世的道理上，确有合乎教育原理之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社会文化水平的相对提高，《内则》中所见封建社会初期，对10岁以前儿童的教育，仅限于生活和礼仪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了。因此宋代以后，知识教育大大提前了，而且担任启蒙的人也是父母。司马光《居家杂仪》中有关教子的规定，就反映了这种变化。司马氏的训练程式是：

孩子降生后，若要为他请乳母，必须选择品行端正、温文谨慎的良家妇女，以免对孩子的品行产生不良影响。

孩子能吃饭时，鼓励他自己动手，并教他如何用右手拿筷子。

孩子能说话以后，教他自己的姓名，以及唱喏万福等，稍懂点事儿，就给他讲恭敬长上的道理，发现他不辨尊卑长幼，就立即予以训斥，不能纵容。

6岁时，教他数数和辨别上下东西南北等方位。男孩开始学习写字，女孩开始学习女工之小者。

7岁，教他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的规则，并让他开始读《孝经》、《论语》。即使女孩，亦应让她读。7岁以下的孩子，统称孺子，他早睡晚起，饮食无时，都是可以的。

孩子到8岁以后，就不能随随便便了，进出门户，即席吃饭，必须懂得谦让长者。父母要教他读《尚书》。

9岁，读《春秋》及诸史，父母要耐心给他讲解，使他晓畅其中的“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略晓大意。

10岁以后，可以出外投师，并许可在外面住宿，读诗、礼、传。此后，只要回到家里，父母就给他讲“仁、义、礼、智、信”的哲理和忠、孝、悌、恕的道理，使儿子对“三纲五常”等伦理说教有好的悟性。自此以后，可以读《孟子》、《荀子》、《扬子》，博览群书，并选择其中的精要加以背诵，但严禁看异端非圣贤之书传，以免惑乱其志。上述书都读通了，才可以开始学文辞。女孩则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