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文化人傅崇矩所著《成都通览》载，一九〇九年成都有茶馆四百五十四家。二十多年后，成都《新新新闻》报一九三五年一月统计，成都的茶馆有五百九十九家。到一九四一年原成都市政府编制的统计表列，成都茶馆为六百一十四家，其会员人数居全市工商业第五位。截至一九四九年，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记载，茶馆数目为五百九十八家。由此可见，从一九〇九到一九四九的四十年中，成都市茶馆少则四百多家，多则六百家以上。这大致能反映出成都茶馆的变化。

成都茶馆的火爆，也有数据可供证明。杨忠义、孙恭《品茗锦江茶文化》统计，一九四九年，成都市五百九十八家茶馆中有大型茶馆六十家，每天卖茶碗数，最多的是东大街的华华茶厅以及竟成园、百老汇、三益公、吟啸楼、枕流、妙高楼等十七家，其中最多的每日达三千碗以上，大约仅这十七家每日就要卖四万两千七百碗；中型茶馆三百七十家，平均每家每天两百碗，共计七万四千碗。小型茶馆一百六十八家，平均每家每天卖八十碗，共卖一万三千四百四十碗。大、中、小型茶馆每天卖一万三千四百万碗，碗数惊人。

车辐曾记载了民国时期的不少喝茶趣味。《成都人吃茶》：人民公园有茶馆七家之多，曹葆华、何其芳、萧军等，也为座上之客，葆华几乎是每天都到。李璜在台北传记文学杂志一百九十期《李劫人小传》记载：成都茶馆特别多，友好聚谈其中，辄历三小时不倦。我辈自幼生长其中，习俗移人，故好吃好谈，直到海外留学，此习尚难改革，四川人的摆“龙门阵”，成都人的“冲壳子”于茶馆文化有关。

名演员吴茵多年以后“还想着成都的名茶铺‘二泉’，有楼台亭阁的‘三益公’茶铺，想到这座古香古色锦官城的休闲味道，尽管是在敌机轰炸下，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爱吃茶的人仍然坐在茶馆里照吃不误，为了吃茶，仿佛连生死也置之度外了。”

这里说的“二泉”即开在商业场里的二泉茶铺。车辐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冬末，上海影人剧团来成都，白杨、谢添、施超、钱千里、魏鹤龄、吴茵、露茜等，住在总府街智育电影院（后为韩包子的后部）。这二泉就在隔壁。(www.daowen.com)

谢添、张超等发现二泉，夜不虚度，施超在茶座上大谈其北平故都风光，口讲指划，给人印象很深。每夜二泉收堂时，热情的张师又为他们每人来上一盆热腾腾的烫脚水。他们说，成都太像北平，但成都有的北平么有，“一盆烫脚水，上床好舒服。”

抗战时，在成都泡茶馆的经历，让外地文化人找到了书写的感觉。如钱穆晚年就坦白：“余之在成都，其时间之消费于茶座上者，乃不知其几何矣。”

相对于这些有文化人聚会的茶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页。而其他的小茶铺，多数是连名字都无从说起，只是有一部分茶铺我们可能听说过其故事，因资料的欠缺，更多的内容却无从挖掘。

这样的茶时光，宛如昙花一现，再也无处寻觅。每每从老成都人那里听到这样那样的民国茶事，倒也让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