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所说的即是制茶。

成都周边分布着众多的茶园，五代毛文锡《茶谱》：“彭州有薄村棚口、灌口，其园名有仙岸、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茶者尤妙。”茶的采摘、保存都是一件技术活，在日积月累中，成都人有了制茶的经验，这是一个从粗加工到精制的过程，而这些给后世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正是因制茶技术的成熟，成都茶才有了迈向全国市场的可能。

根据史料记载，制茶的最初时间，是在春分时节，当茶园中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茶芽发出时便开始采摘，只选择单芽或者一芽一叶初展者，通过高温杀青、三炒三揉、解块整形、精细烘焙等工序加工而成。

制茶离不开的是制茶工具。不过，古早时的制茶工具颇为复杂，并不像今天的制茶器具丰富。但成都人在制茶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天赋，这也逐渐演变成了成都所独有的“制茶学”。

陆羽在《茶经》中对制茶工具多有详细的记载，这些工具多达十四种：籝、灶、釜、甑、杵臼、规、承、檐、芘莉、锥刀、鞭、焙、贯、棚等等。这些工具各有用途，且广泛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制茶工艺、工序的复杂且多元，要想制出好茶，必须每个环节都要重视起来，而这些环节都决定了茶的质量高低。

这种精心制茶的方式，让蜀茶终究成为享誉天下的饮品。

唐代郑谷入蜀之后，写了一首诗：“夜无多雨晓生尘，草色岚光日日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这里将蒙顶茶和浣花笺列为成都著名的商品，可见饮茶在当时何等的流行。而这完全得益于成都制茶的进步，才有了茶叶的新世界。

唐代施肩吾在《蜀茗词》中写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越地的茶具盛着蜀地的新茶，那真是美好的享受，犹如今天茶客的讲究。这样的混搭不仅显得文艺，也富有格调。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成都茶的质量之高，是超过同时代的其他茶区。为什么成都人能制作出高质量的茶？这背后自然是成都人制茶技艺的成熟。(www.daowen.com)

宋代《苕溪渔隐丛话》说：“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贵。”至今，四川的多个茶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这也说明了四川在茶业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仅以成都为例，周边所出产的茶叶也排在行业的前列。

值得一说的是，宋徽宗曾写过一部《大观茶论》，这部书从采茶、茶叶原料（芽）分类、制茶工具、茶叶制造、茶叶审评（鉴辨）、碾茶、烹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也说明宋代的茶行业已经系统化了。

至今保留下来的制茶工具并不算多。这跟制茶工具流行且为竹木器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些器物是不大容易保存下来的。在成都博物馆有一个宋代的带流铜壶。这铜壶是制茶所必备的工具之一。在当时的制茶工艺中是经过铜壶来检测茶叶的质量好坏。

我们知道，茶叶的发展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唐代的制茶工具就十分多样，而到了宋代，制造贡茶则增加了研盆和茶榨。一般的茶叶制造则没有这般复杂。其实，这是茶叶生产所带来的分工，比如贡茶更为精细一些，则产量更少，一般人家是难得一尝的。而普通茶叶虽然比不上贡茶，但质量也断不会差到很低的程度，毕竟茶是成都人生活的必需品。如果茶叶制造的差一些，势必会在市场上淘汰的。

到了明代，则出现了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四川则主要制造蔑包茶。因之，制茶工具也多有变化，相比唐宋而言，制茶就简单了许多。这种手工制茶的方式却是效率不高，即便是一个人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所生产的茶也不过只有五至十千克。但不管怎样，这一时期所生产的茶叶也是丰富的，不仅满足于四川人的需求，甚至满足藏地牧民的需求。在一些描写松茂古道的小说中就有茶叶运往藏地的记录。

四川的现代茶叶制造则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这个过程看似漫长，是跟成都的手工制茶技艺高超有关，“手工制茶，让茶叶有了更多的温度，也更容易让人体验出茶味。”但这与今天所流行的“工匠精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但不管怎样，我们从这制茶工具的流变上，是可以看出成都人制茶技艺的发展。对更多的茶客来说，老川茶的味道，才能尽显川茶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