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8]，这个科学论断是对世界各个民族兴衰存亡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教育救国”“教育立国”到“教育兴国”和“教育强国”，也是对教育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功能作用的科学定位。

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曾经自豪地说：“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领土的60%是沙漠、90%是干旱地，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9]高技术产品占以色列出口产品的80%。是什么让以色列如此强大？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拥有七所一流大学。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创新能力，关键是要依靠优秀人才。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10]“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11]的战略任务。

钱学森先生一直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每每提到科技要发展、祖国要富强，他就必然会提到教育要改革、人才要培养。钱老曾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在青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1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并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战略决策。这为我国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双一流”建设要注重大学的内涵式发展，要强调中国特色，强调各个学校、各个学科的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13] 我们大可不必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千校一面，这样很难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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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着力构建支持“双一流”建设的制度体系^[14](www.daowen.com)

2020年9月18日上午，专家组在评议会上一致认为，清华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实施过程与建设方案高度符合。清华大学全面、高质量完成“双一流”建设任务，办学质量、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声誉持续提升，全面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得益于清华大学近年来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服务国家、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构建支持“双一流”建设的制度体系。

在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方面，清华大学深入构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和教育理念。实施大类招生，将49个招生专业合并为16个大类，全面推行大类培养和管理。以“项目制”扎实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设立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项目，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工程综合创新能力的高端科技领军人才。

近年来，清华大学以促进学科交叉、军民融合、前沿科学部署、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开展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瞄准跨大学科、跨大领域前沿问题开展学科交叉合作，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大数据研究中心、脑与智能实验室、未来实验室等。先后出台和修订《关于促进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指导意见》《交叉学科学位工作委员会工作办法》等，为学科交叉提供制度保障。

学校将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作为综合改革突破口，构建以分系列管理、准聘长聘制度为核心的教师队伍管理体系。持续加大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加大顶尖人才引进力度和对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优秀教师的支持力度。设立新百年教学成就奖和年度教学优秀奖，表彰倾情投入教学、教学效果在师生中享誉度高的一线教师。成立教师发展中心，完善教师教学培训体系，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实现教师教学培训全覆盖。

在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亚洲大学联盟，与华盛顿大学、微软公司合作在西雅图创建全球创新学院（GIX），与米兰理工大学合作共建中意设计创新基地，与中国工程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起首届国际工程教育论坛，共同谋划工程教育的未来发展。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东南亚中心，在智利筹备建立拉美中心，持续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建设世界一流科教融合大学，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成就中国科学学派，重点在于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研究型大学和一流科研院所科教融合机制，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创新实践中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在科教融合中强化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功能和一流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功能。第二，建立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机制，解决在培养研究生时所面临的学科壁垒问题，发挥科教融合优势，支持学科交叉、跨界融合，尤其要注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第三，探索符合规律的研究型大学与一流科研院所科教融合的组织模式，大力支持学术大师的思想传承以及科研组织的文化传承，在若干优势领域率先形成中国的科学学派。第四，扩大研究型大学和一流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招生自主权，建立招生规模与科研活动规模相匹配的科教融合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资源配置机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