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研究界的有些学人对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张先生的治学用的只是传统的方式与方法，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与创新。这不太客观。张先生一生受旧学熏陶影响至深，其治学方法固然大多都是旧式的，但是其思想并不是一味墨守前人陈规。如他在主张博通四部的同时，强调对国家新政方针和重大改革的了解，强调学习“无字书”，其思想中显然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他并非不看重“创新”，但“创新”建立在“匡旧”之上。没有对“旧”的全面掌握和理解，就难以进行会通论定，难以进行创新。这正如他对汉代经学家郑玄的理解一样，“没有融会各家经学的说法，怎样能沟通今古文，重新替群经做注解？”

张先生治学从不拘泥于一个时代或者某些学者的说法，他不主张把学问分得太细，拘于一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这样容易带来“局隘”和“破碎”的弊端，而且不能看到学术的“源流变迁”。比如，乾嘉以来学界对“宋学”就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人们一提到宋代学术，便毫不例外地以理学为中心，以为空谈心性，可以概宋代学术之全。”张先生首先对这一误解的原因进行了追讨，认为这种思想的根源乃是来自于乾嘉时一般学者对“宋学”的态度：“这是由于十八世纪中叶，当清代乾隆年间朴学蔚兴之际，一般学者专力于考据， 自命为‘汉学’，因之同时又标立‘宋学’名义来统括那些专言义理的读书人，而加以‘空疏不学’四字的评语，并大肆攻击。壁垒既立，门户便成。两百年来，在学术上渐成为可分而不可合之势。”在这种汉、宋壁垒森严的学术态势下，张先生清醒地对宋学做出了积极的反思。他首先看出了学术之争给后世学人造成的思想危害：人们由于鄙弃“宋学”，便很自然地连宋代学术之全，也看不见了。为此，张先生在大量的综合、分析宋代学术功绩的基础上，对“宋学”的重要价值及其在“清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全面而公允的评价。他说：“其实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们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这种对于清代旧儒的偏颇思想的匡正，显然埋藏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厚功夫，对于以后学人对“宋学”的认识与研究具有正本清源的巨大作用。张先生在《八十自叙》中还说：“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此外，张先生还对后世有所误解的诸如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上的关系等问题通过《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考古学者王国维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备的条件方法与态度》等文章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断与澄清。张先生的这些工作无疑是具有“廓清流弊”和“导夫正路”的功用的。张先生在《扬州学记》中曾经这样评价扬州学派，他说：“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首先在于能‘创’……其次在于能‘通’……这都是吴、皖两派学者所没有，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神与风格。”在这里张先生首肯其新创之功，其次才是称许其会通之能。可见他是十分看重治学的“创新”精神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看到张先生在治学上的“新变”少，就误以为他也缺乏创新的思想。

众所周知，张先生的撰述中最能体现其开创之功的当属《中华人民通史》。他曾说：“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该书之创新，首先在于打破了以往史书以王朝为体系的“治乱兴衰+文化”的循环写作模式，而代之“以事物为记载中心，将历史上重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讲个清楚”；其次，突出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性，“以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围绕人民来进行叙述”，“恢复劳动人民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特别是妇女……少数民族的历史”，“从各方面体现出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张先生编撰该书的目的是“务求使读者从中得到系统的知识”，“使全国人民从这里面看到比较全面的祖国历史，因之油然而生爱国之心，以激发其自豪感，更加积极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先生不是为了治学而治学，而是为了服务于人民，他并非是传统社会里旧式的迂阔腐儒，而是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通达之士。该书在参考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了时代的需要，添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分为《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六部分，体现了通史之全面。当然，“如果没有通人之识、会通之学，是很难创此新体、撰就此书的”。后人称赏他“以耋耋之高龄能致力于此，实非易事，其创新的精神极为可贵”，《中华人民通史》“是改造旧史，创立新编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是继司马迁《史记》、郑樵《通志》之后，《通史》著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体例上，这当然是张先生的开创，表面看来这似乎还有“换汤不换药”的嫌疑，但是正如后人所言：“这里，体例绝不仅仅是个形式，而反映了丰富的思想内容。”表现出了对张先生的治学既具有“会通”之能又具有“开创”之功的全面认识。此外，像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表现出来的“诸子与群经并重”的思想，李晓明先生认为这无疑完善和发展了前人“六经皆史”传统观点。这里无疑埋藏着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对于前人学术“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的治学思想。张先生这些在治学中创新与发展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

《说文解字约注》是张先生毕生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书，仅誊写清稿就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可谓是先生治小学的结晶。张先生自己也曾慨言此书乃是他“自少至老研究‘许书’的心得总结。平日经常摩挲此书，偶有领悟，便批记于大本《段注》之上下四方”。对于《说文解字》一书，张先生有着十分亲切的感情，对于其功用大加推崇，他认为“阅读《说文解字》，是认识古代文字的必由之路，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在该书的序言中，张先生将“约注”之“约”做了三个方面的归纳，其中第三条说：“文字孳乳相生，悉原于声，苟能达其语柢，则形虽万殊，而义归一本，今阐明字义，约之以双声之理。”又说，“今新注许书，特致详于双声相衍之迹，亦欲以此为守约之道耳”。其实，研究该书的学者大都注意到了“循双声之理，持守约之道”的特点。据周国林先生讲，对这部书的体例，张先生是经过了推敲的，他是从辨章学术的立场来对待《说文》的。对于这部集张先生治小学之大成的巨著，后世的研究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把张先生列为了“努力登攀的新注疏派”，认为“新注疏派”对于《说文》的注疏，其目的不是服务于经学，而是对形音义的语言研究，体现出了时代的新特色。这是对他新创之功的肯定与褒扬。

张先生还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奠基人之一”。 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了“历史文献学研究会”，“张先生在会中详细论述了文献学的内涵”，“他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他为学术带头人在全国率先创建了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他的《中国文献学》也成为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他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最大功绩，乃是他毕生对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卓越贡献。姚伟钧先生曾援引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观点，认为科学史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总会出现新的“规范”（Paradigm），而建立新的规范的学者必须具备两大特征：其一，在具体研究上以空前成就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其二，规定了一门科学领域的研究范畴，并在该领域内“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就张先生的学术贡献而言，把他作为建立中国文献学“规范”的代表人物，他是当之无愧的。

后人在总结张先生的治学时，认为他看重总结守约和善于会通论定，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说法。总结是承旧，而论定则是为了创新。其实，无论总结还是论定，张先生都为我们奉献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张先生一生表现出强烈的学术自信，认为他的学术著作是名山事业，能够传之久远，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热爱之情。”在治学上他好学深思、以愚自处，不仅深得前辈通人的“祖传秘方”，而且能够匡旧创新，颇有跟进时代、向往人民为主体的历史精神。他的一生正可谓是其博通情怀逐渐丰富与饱满的一生，表现出了一代学人的博大气象与高蹈风范。

《讱庵学术讲论集》是张先生及门弟子裒集张先生专篇论著、群书序跋、友朋书札以及论学问答而成的一部学术文集。虽然全书不构成谨严的学术体系，但是处处体现出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及其精神、功力所在。“能见其大，能观其通”，给后世学人提供了许多治学的启发与钻窥的门径。

注释

①张舜徽：《校雠广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合刊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

②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③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145页。

④张舜徽：《校雠广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合刊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

⑤张舜徽：《谈撰著〈说文解字约注〉的经过答友人问》，《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9页。

⑥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转引自张舜徽著《顾亭林学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4页。

⑦张舜徽：《八十自叙》，　《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9页。

⑧张舜徽：《顾亭林学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2页。

⑨张舜徽：《学习王船山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1、 287页。

⑩张舜徽：《清代学术的流派与趋向》，《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合刊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张舜徽：《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张舜徽：《八十自叙》，《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8页。

张舜徽：《诚挚的仰慕 深讱的怀念——纪念余嘉锡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5～356页。

张舜徽：《自学可以成才》，《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张舜徽：《谈偏才与通才》，《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解蔽篇第二十一》（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8年，第386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解蔽篇第二十一》（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8年，第399页。

张舜徽：《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限于一隅》，《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张舜徽：《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张舜徽：《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限于一隅》，《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张舜徽：《学习王船山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张舜徽：《学习中国文史首先要注意的问题》，《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58页。

张舜徽：《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限于一隅》，《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张舜徽：《我们提倡读两种书》，《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56页。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页。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1页。

张舜徽：《谈偏才与通才》，《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张舜徽：《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限于一隅》，《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张舜徽：《怎样从学者的角度去肯定孔子的成就答友人问》，《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

张舜徽：《努力自学是人才辈出的广阔道路》，《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9页。

张舜徽：《自学可以成才》，《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9、 66页。

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8～578页。

张舜徽：《八十自叙》，　《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8～709页。

张舜徽：《怎样研究中国文史（提纲）》，《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张舜徽：《清代学术的流派与趋向》，《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www.daowen.com)

张舜徽：《我们提倡读两种书》，《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张舜徽：《八十自叙》， 《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9页。

参看张舜徽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9页。

张舜徽：《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限于一隅》，《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张舜徽：《学习中国文史首先要注意的问题》，《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张舜徽：《怎样研究中国文史（提纲）》，《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张舜徽：《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

张舜徽：《八十自叙》，　《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9页。

张舜徽：《学习黄侃先生的治学精神》，《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张舜徽：《自学可以成才》，《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张舜徽：《怎样从学者的角度去肯定孔子的成就答友人问》，《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4页。

张舜徽：《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限于一隅》，《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张舜徽：《毋慕虚名毋贪近功是有志自学成才之士的座右铭》，《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5～567页。

张舜徽：《学习中国文史首先要注意的问题》，《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页。

张舜徽：《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限于一隅》，《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张舜徽：《顾亭林学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2页。

张舜徽：《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学术新途径》， 《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张舜徽：《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学术新途径》， 《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张舜徽：《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学术新途径》， 《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张舜徽：《八十自叙》，《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9页。

《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考古学者王国维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备的条件方法与态度》，分别见《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6、 293、 316页。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合刊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张舜徽：《八十自叙》，　《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9页。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 自序》，《中华人民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张舜徽：《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初步设想》，见张君和编选《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3、 428页。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 自序》，《中华人民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张舜徽：《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初步设想》，见张君和编选《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7页。

许刚：《论张舜徽先生文献学与史学思想之会通特征》，《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吴量恺：《张舜徽先生的史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周国林：《张舜徽先生治学的求是精神与博大气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张舜徽：《谈撰著〈说文解字约注〉的经过答友人问》，《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9页。

张舜徽：《〈说文解字〉在古文字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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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夕先生在《学术个性与大家风范——桂子山学术沙龙（二）》上的发言，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所编《文学所通讯》， 2006年，第1期。

戴建业：《别忘了祖传秘方》， 《读书》，2006年，第1期，第128～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