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的“博通”主张建立在深思的基础上。他说：“过去不少学者，整理本国文化的遗产，很局隘地守住经、史、子、集的旧圈子，不肯摆开。此疆彼界，各有范围。……其实，所谓经、史、子、集的分类，是在图书发展到日益繁多的时候，为编目方便起见，把他们以类相从，排列起来，易于寻检而已。”可见，他对于为什么治学要走“博通”的路，是有清醒的思考的。在提倡走“博通一途”的治学道路的同时，张先生当然也体会到了培养通才难而培养偏才易的问题。他说：“许多事实证明：培养一个专擅一艺一技的偏才，比较容易；想要出现一个学问广博、识力高超的通才，颇不容易。”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才的培养“不是一骤而几的”。为此他提倡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性，提倡以愚自处的精神，同时勉励自己和学人们加强自身的修养。

张先生说：“大抵做学问，首先要问功力如何。”这表现了他对于人的主观性努力的重视。在从学者的角度肯定孔子的成就时，他首肯了孔子“强调主观努力，在求知的通路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张先生是自学成功的典范，他也一直坚持“自学可以成才”的观点，认为“努力自学是人才辈出的广阔道路”，并时时将这样的经验传授后学。他曾引孟子的话告诉有志自学的青年，“大抵学问之事，全靠自己钻研，不要着急没有老师指导”。只要刻苦用功，“愈读愈有门径”。“既下定决心，走自学成才的路，便要具备一苦、二勤、三多、四不、五有的精神。”所谓的“一苦”，是指“苦学”，学习中国文史，必须勤学苦练；所谓“二勤”，是指“勤于求教”、“勤于跑图书馆”；所谓“三多”，是指“多练基本功”、“多读有用书”、“多接近通人”；所谓“四不”，是指“不晏起”、“不近烟酒”、“不滥费时间”、“不看无益之书”；所谓“五有”，是指“有恒心”、“有毅力”、“有耐性”、“有信念”、“有傻气”。他认为只有努力不懈地干下去，才有成功的可能。

他在谈到自己长年以来的治学体会时也述及这些方法与精神，认为人之治学必须日有定程，锲而不舍。张先生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 日尽一卷，有时二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便将这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了。后来又发愿通读《二十四史》，坚持不懈，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的仔细而又谨慎；从《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用整整十年的时间读完了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1946年在兰州大学时，当时学校购回了清代禁书《皇明经世文编》珍本，是书凡五百零四卷，卷帙浩繁，张先生趁暑期休假，鼓起勇气，携带纸笔，入馆读之。 自朝至暮， 日尽十卷。经过五十余天的伏案，把它涉览了一遍，并且还选定了其中精要的写作，分门别类，写成文章，在兰大学报上发表。张先生还谈到《说文解字约注》，他说该书二百多万字，眷写清稿就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写秃了五十支大小毛笔。张先生处于艰苦的环境与岁月时的治学风范更凸显了他的“定力”与“志气”。他说：“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擦一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焐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得很晚。”这样艰苦卓绝的砥砺精神，在张先生身上是一以贯之的。

当然，学习要讲求方法。在谈到自己的治学时，他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张先生在十几岁时就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的话中悟出了做学问是有步骤的道理。需要注意的是，张先生在研究文史哲时，主张要以史为主干的观点。他在研究中国文史的提纲中说“研究文史哲，必以史为中心”。他推崇明清之际的学人，认为“他们大半以史学为基础，而旁涉许多学术领域”；在“提倡读两种书”时，他也提到：文史哲“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部类，而史是其主干”。他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统率一切，然后研究文学、哲学，这样才不至于放滥无归。所以他“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或匡正旧书，或创制新体，对后世治学者多有启发。

以上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谈治学。当然，在谈到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时，张先生也都有具体的治学方法，比如在谈到史籍的校读时，他在深思的基础上，将校读法做的非常细致，首先从大处立意，将其划分为：“校读古代史籍的基本条件”、“校书”、“读书”、“辨伪和辑佚”四个大的方面。在提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若干问题时，他提出了“实物和文字记载之外，不可忽视远古传说”、“重视传说中的错误”、“尽信书不如无书”、“重视古书年代的考索与内容分析”等诸方面；其他如关于研究古汉语、关于中医古籍整理、关于方志的研究和整理、关于初学甲骨金文应该注意的问题、如何全面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何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等问题，虽然认识的不全面，但是由于学识渊博，他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得之见。(www.daowen.com)

张先生治学注重基础，注重基本功的锤炼，这从上面谈论他校读史籍的方法时也看出来。在史籍的校读上，他专门用一编来先讲“校读古代史籍的基本条件”，提到要掌握一些阅读古籍的基本技能，如“认识文字”、“辨明句读”、“分析篇章”、“钻研传注”；要熟悉古籍的一般情况，如“古书的流别”、“古书的部类”、“古书的传播”、“古书的版本”等。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才有可能进一步地去做校读、辨伪和辑佚的工作。结合张先生的治学经验来看，他认为读书应该从小学下手，因为这是初期治学的必备功力。为此，他曾屡次提到文字与写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把文章写好，甚至不能记载自己的思想言语，虽有很高的学识，无由表达出来，是极其痛苦的事”。他主张大学文科的学生在准备做文史研究之前，务必要“将准备工作做好。第一是过文字关，第二是过写作关。文字关从识字起，包括辨认古代文字，养成阅读能力；写作关从读文起，包括诵习古代文辞，养成发表能力”。他认为，学习中国文史要“必须很早养成辞能达意、畅所欲言的发表能力和写作技术”。 1985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谈读文与写作》的演讲中也重申了这样的观点。此外，他还强调要加强“句读古书”的能力。

学习也要思考，这也是张先生十分强调的。在从学者的角度肯定孔子的成就时，他肯定了其“强调学习与思考，应该并重，不可偏废”的学思并重观；主张阅读古籍和整理文献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认为只有在研究问题时做到结合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具体地分析，才不致造成片面而错误地理解知识。张先生经常提及“思考”的字眼，而他的学问也正是建立在思考的基础上的。

此外，张先生还主张学人要有“以愚自处”的精神。由于先生少年时期慕赏陶靖节，有仰止高贤之心，加以长于洞庭之滨，处山水清胜之境，故而能够胸怀恬淡，不慕荣利。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情于卷帙。他常常称引古人“聪明睿智，以愚自处”以及“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朱熹语）的名言，认为这是一个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他很鄙弃前辈学人所谓“杀书头”一类的学者，十分推崇具有“以愚自处、刻苦读书”的黄侃先生。在谈到自学成才时，他也专门提到“有傻气”一条，认为这是五者当中最重要的，所谓“有傻气”即是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计成败、勇往直前，这便是傻气，有了这种精神，便能举重若轻，取得成果。秉着这种以愚自处的精神，张先生治学十分注重自身的修养，他推崇孔子那种“少说多做、刻苦自立、不急于以求人知的风尚”，认为人切不可贪近功、慕虚荣。“初学趁年富力强时，但宜伏案读书，不可追求时尚，急于表现自己。”他在谈自学成才时有一篇专文，就叫做《毋慕虚名毋贪近功是有志自学成才之士的座右铭》，他认为人有进取心是好的，“而功夫的开始，却要从低处下手，从点滴做起，一心向学，刻苦用功，积微小以至高大”，“要有自甘寂寞，不诱于外物的修养”，要懂得“美成在久”，不能“一蹴而就”的道理。

基于以上思想观点，张先生希望学习文史的人要胸怀开阔，志气远大。他说：“胸怀开阔，则规模自然广阔；志气远大，则不囿于浅近。……一个人的成就，固决定于奋发有为，锲而不舍；但胸怀狭窄，志气卑近，只看到眉睫之间，而不见咫尺之外， 目光短浅，何能在学术上取得大的成就。”为此，他寄予年轻后学要将基本功夫做扎实，要将治学规模推廓开，“要有雄心壮志，朝着前人已经开创的道路前进”。当然，要“恢宏志气，以远大自期”，就必须能够安于寂寞，以愚自处。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思想展现了一代学人高瞻远瞩的学术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