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一生博古通今，学贯四部，体现出博通的治学主张与大家风范。其著述中，《汉书艺文志通释》 目的在“溯学术之流派，明簿录之体例”①，其意在“通”；其史学著作中有《史学三书平议》，包含《史通》、《通志·总序》、《文史通义》三书，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②且在文中极力诋诃班固失司马迁著史的“会通之旨意”，张先生平议曰：“总序开端，即揭集会通之意。”③可见，他对“会通”之旨“心有戚戚焉”。《汉书艺文志通释自序》中说：“余平生诱诲新进及所以自励，恒谓读汉人之书，必须精熟数种以为之纲。……以立其基，而后可以博涉广营，汇为通学。”④另外，他在很多演讲以及著述的序言中谈治学时多次提到“通才”、“博通”、“博大气象”、“圆通广大”、“广阔”这样的字眼。他说：“我一生治学，不愿走窄狭的路，因而涉览的范围较广。”⑤可见，博通的主张与风范，是他一生眷眷不殆的学术追求。

他曾多次引用清初大儒黄宗羲“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⑥这样的话，深刻地指出学术研究分工太细所带来的病痛。为此，他十分称赏汉代的郑玄、宋代的郑樵、朱熹以及明清之际的学者们，认为他们根柢深厚，气象博大。张先生说自己“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⑦。因为郑玄不同于西汉那些所谓的“五经博士”，经说彼此不通，而郑氏与他们在领域上则截然有广狭之不同。张舜徽先生认为，如果“郑玄没有融会各家经学的说法，怎样能沟通今古文，重新替群经做注解？……后世学者像宋代的郑樵、朱熹、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都是走的这条宽广的路”⑧。张先生对清初学者推许备至，对于王夫之这位“遁迹荒陬、身居瑶洞的乡里老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发愤著书至如此之多，治学范围至如此之广”大为惊奇与赞叹，认为“船山学术之所以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仍为人们所仰望和纪念他，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他的博大气象所感召了”⑨。鉴于此等心慕口赏的事实，我们就不难领会他为什么将王夫之推许为“封建学者推广治学范围的典型”⑩了。对于顾炎武，张舜徽先生则有专门的《顾亭林学记》。另外，张舜徽崇尚“博通”的精神，从他大力激扬走博通一途的清代“扬州学派”也可以看出，他认为：“扬州诸儒……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他将扬州学派与汉、宋之学做比较，说“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都有圆通广大的气象。从研究的对象讲，不再是几部常见的经典了，不再是汉人或者宋人的传注了。从研究的方法讲，不仅批判了宋元以来理学家们唯心的见解和议论；并且进一步清算了当时汉学家们繁琐的治学方式。由狭窄变为广大，由拘隘变为圆通。从此清代学术界开始得到解放，一变而为生动活泼的局面，廓然有以见天地之大”。在这里，张先生对扬州学派的创新精神与廓清之功的赞誉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扬州学派是如此之推重，从而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张先生的治学方式接武扬州了。

张先生推崇“博通”是自青少年时期就积淀起来的思想。张先生曾言， 自己“家世学业，祖若父皆喜聚书。两世藏书，四部常见之籍略备。幼时读书家中，先君子亲授经传及文字、训诂诸书”。由此，则家庭熏陶自不待言。又，张先生祖上与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家是世交，后来两家结为姻亲，故而张先生在父亲去世后，便蒙余先生提携赴京，当时他只有十七岁。后来，他在余先生那里“以戚党晚辈，而又亲炙最久，服膺最深”，“因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京的名流学者如陈寅恪、张尔田、陈垣、黎锦熙、骆鸿凯、高步瀛、吴承仕、钱玄同、沈兼士、马衡、孙人和诸先生，每逢星期天，便分赴各先生家拜访。论学质疑、左右采获、受益很多”。这些先生都是当时十分博学的人物。张舜徽先生在谈自学的“三多”精神时就提到了“多接近通人”一条。可见他的这种思想不是空穴来风。他在35岁的时候曾在兰州大学做了《谈偏才与通才》的演讲，认为“凡是囿于一隅、蔽于一偏的人，不能见事物之全”。而“通才则不然，由于他了解的东西多，掌握住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能够兼揽并顾，驾驭一切”。所以，张先生非常推崇那些“虽然无各方面的专业修养，但有才识能够主持纲维，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出通才的作用”的人。荀子在《解蔽篇》中曾说：“凡人之患，在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张先生也按荀子《解蔽篇》里的说法，把偏才与通才分别用“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来指称，并借其中的解释说前者是“以物物”（即用一才一艺去做事），而后者则是“兼物物”（即兼众技以治理国家）。在治学上，他对儒家《中庸》所谓“尊德行而道问学”的品、学并重的宗旨推许有加，但是自战国以来治学者大多偏于一隅而不见其全，或主“尊德行”，或主“道问学”，结果导致“分歧既多，争辩日起”，使学术走向了窄狭的道路。在文学上，他推重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大家。认为西汉一代学与文是统一的，故而学人大多发展全面；而从东汉以下，文人已有不学者，故而偏才大量涌现。1978年，在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演讲会上，又强调“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限于一隅”，“否则知识面太窄，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1980年，在扬州师范大学文史两系的演讲会上，他又借扬州学派前哲所在的风水宝地，重提“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的主张。其实这一治学精神，在张先生那里或语言提倡，或躬身实践，一点一滴，都融进了他的言行当中。

当然，除了“博”，张先生还主张“约”。在提到扬州学派的治学时，他说：“他们在‘博’之中，还有各人的‘约’。……如焦循于群经都有补疏，但对《周易》投下的功力最深，便成了他的专经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所说的“约”不是一开始就“蔽于一曲”，而是“博”之中的“约”，是“由博返约”。他说：“将基础知识掌握以后……这时又可将知识范围推广，举凡有关文学、史学、哲学的常见书籍，都要涉猎，然后由博返约，进行专门研究。”因而，“所谓‘由博返约’，便是将人所共知的学术常识，我要知道；人所必读的重要书籍，我要涉览。把一般性知识都掌握以后，然后从事于专门性的钻研”。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收相互证发之效”。在谈到“学习中国文史首先要注意的问题”时，张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文史哲不可严格分开”，“非大营基础，不可以取得大成绩”。张先生的一生可谓就是对此主张躬身实践的一生，他每每重提学习前哲的博通精神，其实多是在于警示后人。他经常勉励青年，一定要将治学范围推广，博览兼收，务求贯通，“必通贯而后才能免于弇陋”。(www.daowen.com)

但是，张先生对于博通的理解，并非完全是像古人那样一味地讲求恪守“古道”，一味地在故纸堆里扒学问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他对“一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外界相联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思想中保持着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一面。他说：“文科学生，特别是中文、历史两系的学生，最容易流于狭隘、迂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是狭隘；只知有古，不知有今，便是迂腐。……一个人生活在现代，不可与周围事物隔离、遗世独立，这是必然的。”“为了不脱离现实，学文科的人，更重要的在能知今。”因此，他主张学习文史的人不能固守一隅，闭门书斋。他认为“我们今天培养文史人才，断不可有夫子气和学究气。平日除做研究工作外，不独对国家新政设施和重大变革要有所了解；而和自己专业有关的新兴学说和名著，都要留心学习，知己知彼”。这就是说做学问要与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此外，他还提到读书除了要读“有字书”，更要重视读“无字书”的观点，因为这样可以增加知识的积累，有利于走上“博通”的道路。在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九十周年时，他提到王夫之善读“无字书”。谈到做学问，著述鸿文，他认为“在中外古今著名学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在人类历史上作出总结性的工作写出一部伟大著述的，都是穷年累月，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着手，再结合实际调查考察，才能取得成功的。司马迁写《史记》，马克思写《资本论》，都这样做过，由于他们有雄伟的气魄、庞大的规模，为了要撰述一部总结性的巨著而努力奋斗，竟成为世界上整理历史文献最成功的人，替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的绝好榜样”。可见他胸怀远大，其博通的胸怀又不仅仅限于学问，而是在于为人类谋福祉。他的治学有古人“经世致用”的思想端倪。

张先生倡导不钻故纸堆，要关注现实，强调学习社会知识和新的学科知识的重要性，要学者们做到与时俱进，不落后于时代。他认为，今天的我们要学的太多，断不能像过去的封建学者们那样一意向往远古，更不能拘泥于他们的治学方式与方法，而应该学习他们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从而走向博通的道路。由此可见，张先生的治学方法虽然是传统的，但他对于“博通”的认识却颇为全面和通达，体现出了时代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