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祖坤*

*作者简介：余祖坤，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如今的学术风气，是学术界普遍关心和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不少有识之士迫切希望得以改变的一个现状。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的恶化，固然与外在的体制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学者自身。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下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关键还在于广大学者坚定学术信念，牢记学术使命，保持学者的本色，不为外物所动，一心虔诚向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下心来，钻研学问的门径和方法，体悟学术的尊严，享受学术的乐趣。在这方面，一位学术大师的治学风范及其治学的门径和方法，给当下的学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他，就是被蔡尚思先生称为“学问通人”、“国学大师”的张舜徽先生。①

来新夏先生在提及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时感慨道：“今张老已去，后学有能继此而作者，殆难矣！”②虽然我们很难达到张先生的学问水平，但是他治学的心得和方法，却值得我们吸取和继承。先生之学，贯通四部，气象博大，其诸位高足所编《讱庵学术讲论集》（以下简称《讲论集》），裒集先生的学术报告、专篇论著、群书序跋、友朋书札以及论学问答之语，非常具体生动地总结了先生一生读书治学的精神、门径和具体方法，向学术界打开一扇了解先生学术的窗口。这部集子，早在1992年即由岳麓书社出版，而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之下，重版和重读这部集子，对于当今学人的读书和为学，当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读书人就应当有读书人的本色和心性，否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潜心治学的。张舜徽先生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张先生不喜社会活动，“惟视读书为性命”③，一生以读书、教书和著书为业，始终保持着一个纯粹学者的本色。先生一生惜时如金，从来没有休息日，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工作，无论寒暑，从不间断。既使在国家处于大动乱的时期，也从未放松研究。他白天忍辱接受批斗，晚上回家则抓紧时间读书研究。当时，先生全家被赶入一间破旧浴室居住，处境艰难，但他毫不在乎，只是不懈地工作，终于在那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完成了《说文解字约注》整理、誊写的全过程（《讲论集》，第73页）。④

先生的心里，只有学问，对那些外在的荣辱，一概置之度外。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多少学者心灰意冷，有的甚至走上绝路；动乱结束之后，很多学者耿耿于怀，回忆起那段人生经历时，大都充满了伤感和痛苦，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在张舜徽先生的著作中，却始终无一言谈及他所受的磨难，也无半点抱怨的话。——何其坚定的信念，何其宽阔的胸怀！

先生曾说，读书治学必须坚持“五有”，所谓“五有”，即有恒心、有毅力、有耐性、有信念、有傻气（第66～70页）。⑤这“五有”，实际上可以视为张先生自己一生追求学问的真实写照。其中，“傻气”最是读书人所应具有的宝贵气质。这种“傻气”，不是愚笨，而是指追求学术的一股韧劲和执著。这恰恰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敏悟，所以张先生反复告诫后学说：“聪明睿智，守之以愚。”（第132页）⑥这种学者的“傻气”，必然要求学者斩断俗情，与外界各种俗务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张先生又说：“欲立志者，必先去俗情；欲向学者，必先省俗务。……盖俗情不除，则俗务之来，应酬无已，应酬多则夺读书之时。”（第668页）⑦这番话，对今天的我们，应该说有一种深刻的警醒作用。

保持学者纯粹的本色和宁静的心境，是从事治学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个条件，才能继续谈学术的门径和方法。

大凡每一位杰出的学者，都有他独特的治学风格和丰富的治学心得，张舜徽先生也是如此。他一生在文字、音韵、训诂、 目录、版本、校勘、经学、史学、子学、集学各个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讲论集》就是他一生学术经历和学术心得的总结。在书中，张先生结合他自己的研究经历，向后学娓娓讲述了文史研究的门径和方法，随处可见先生的真知灼见。先生的讲解，既亲切生动，又切实可行，既具有方法论意义，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张先生治学向以博通著称，他先由小学入手，进而治经，最后归于史学和集学。这是一条由专精到博通、再由博而返约的治学路径。由博返约可以说是张先生最为突出的一个治学特点，也是他一生治学体会最深的一点感受。所以，张先生指导后学，特别重视基础和博通。

张先生指出，古今人才，有偏才和通才的区别，治学也有广狭偏全之分，“学习文史的人，必须恢宏志气，将治学范围推广，博览兼收，务求通贯，必通贯而后能免于弇陋”（第4页）⑧。具体而言，张先生反对将文、史、哲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举凡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和理论，都应广搜博取，不可囿于一隅；既要知古，又要知今；既要读有字书，注重书本知识，又要读无字书，关心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不致流于狭隘和迂腐。

张先生力主由博返约，并不是漫无目的、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而是主张在从事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之前，必须先“练基本功，读常见书”（第112页）⑨。他反复告诫后学：“治学之始，必以精熟常见书为入门之阶”（第686页）⑩，将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常见书读精读熟，掌握文字、声韵、训诂、版本、校勘、 目录等专业知识，打好治学的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熟能生巧，在将来的研究中游刃有余。这种做法，在今天的人们听起来，似乎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其实不然，我们今天的学界，恰恰就是过于重视成果的数量和所谓的“创新”，却在极大程度上忽视了学术的基本功，其弊害有目共睹，毋庸赘言。在这种情形下来看，张先生的话，哪一句不具有针砭时弊的意义呢？

张先生在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大学里历史系的一名同学，来信问我： 目前史学界可钻的冷门是什么？希望我指点他。从这里可以看出此青年是想通过走捷径，钻冷门，三五年后便可露头角，扬名声。完全是目光短浅、胸怀窄狭、志气卑近的表现。从哪里可以预测他将来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我仍回了信，勉励他练好基本功，多读常见书，努力把基础打好后，再谈专攻一门不迟，也不必定要钻冷门。”（第58～59页）学术研究从来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恃聪明、投机取巧，也不能追逐时尚、依人俯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功夫到了， 自然水到渠成。

张先生所言，是从他一生的治学经历中提炼出来的切身体会。他在年轻时，即熟读《说文》、《尔雅》、《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声类》等书，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基础。这大大开拓了他治学的眼界和气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自幼熟读《说文解字》，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著成《说文解字约注》，以蝇头小楷写成的书稿，就有十数巨册，其中凝聚了先生多少心血，让人难以想象。张先生深厚的文字学功力，在他的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使他常常能左右逢源，发前人所未发。即以“焚书坑儒”的“儒”字为例，张先生解释道：“《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这是他的本义。在汉代以前，凡有道艺技术的人都可称儒，所以秦始皇坑儒，《史记·儒林传》称为‘坑术士’，这是不错的。本来，秦始皇所以发怒坑儒，是由于受到了术士的欺骗而引起的。那时儒的范围，本很广泛。但以宗师仲尼的人为儒，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才开始的。汉人高诱注《淮南子》，便说‘儒，孔子道也’，更是一个证明。从汉以下二千年间，相沿不改。”也就是说，张先生从“儒”字本义，结合史实考证，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所坑之儒，并非全是后世人们所理解的儒生，而是范围要大得多。又如一个“民”字，张先生解释说：“《说文》：‘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这是它的本义。证以金文所收古文，实象艸木萌芽之形，艸木初生，其形直立。动物中惟人以直立为异，所以即借民以称人。在古代，无论奴隶、平民、商贾、地主，皆属于人，因之都可称民。……所以见之于旧史料中的民，不一定是指奴隶和平民，这是必须加以区分的。”（第26～27页）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古文字学修养对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也启示我们，要想从事文史研究，首先必须有意识地打好古文字学的基础。

正如刘筱红教授所说：“在治学方法上，张舜徽先生表现出古典式的风格，他的实证考据相当多地承袭了清代朴学的方式。”需要补充的是，张先生的思想和视野却是现代的、相当开通的。他对儒家和法家的研究与评价，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通过考证，指出孔子并未“删订六经”，“三千弟子、七十二贤”的传说，是不符事实的，历代统治者将其神化，也是不切实际的，主张抛弃神化，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第12～21页）；此外，他还认为儒家“仁”、“爱”等口号式的政治理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相反，“中国历史上够得上称为政治家的显著人物，要算是周秦法家”（第442页）。“我们今天研究周秦法家的言论、行事，可以肯定他们是一种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家，是一种以法治国的政治家，是一种敢于变古、勇于任事的政治家；或者是一种政治思想家，是一种法治理论家。他们坐言而可起行，发为事业，规模又是很弘远的。后世却把所谓‘律家’、‘法官’、‘刑幕’、‘刀笔吏’当法家，那就错了，并且湮没而缩小了法家的巨大作用。”（第442～443页）张先生并不盲从历代对儒家的神化，相反他对法家推崇备至，这体现了他骨子里经世致用的精神，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

古今从事文献研究的学者，最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迷信和盲从文献。张舜徽先生则从不如此，恰恰相反，我们看《讲论集》所收的《群书辨惑二十讲》，对古代文献记载，从许多方面提出了怀疑，进行了辨正，剖毫析芒，新义迭出，既显示了他过人的学术敏感，更体出了他思想和识见的开通。这是一种乾嘉学派无法企及的博通气象。看来，要使我们的文史研究富有生气和活力，必须要走博通之路，否则难逃迂腐和隘陋的命运。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晃冲之《夜行》）读书，对于古人而言，很大程度上寓示的是一种从容的生命姿态，一种宁静的心灵境界。然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复有古人的从容和优雅。现代出版事业的繁荣，使我们在形形色色的书籍面前眼花缭乱。网络和电子文献的出现，为我们检索和收集文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以前很难读到的文献，现在我们却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以前学者一辈子也收集不完的资料，我们却只需敲几下键盘就能全数排列出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在带给我们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现在，“读书”二字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确切指称我们的阅读了，用“翻书”、“浏览”等字眼，也许更为恰当。不是吗？我们今天在数据库检索资料、或是在古籍室收集文献时，哪一次不是匆匆忙忙、一目十行呢？古人不轻下一字，凝聚其毕生心血的文字，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轻易地滑过去了。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我们的论文，材料多了，而灵气和个性却少了。这种学术论文缺乏个性与理性思辨的程式化倾向，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警觉和批评。

在这种学术情形下，张舜徽先生向我们讲述的读书方法，对于疗救当今浮躁的读书心态，大有益处。首先，张先生特别强调，一定要以愚自处，循序渐进，学习古人点书和钞书的方式，精读各种基本典籍。他在讲述如何全面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说：“要善于读书，不要用临时偶然翻了一两篇纪传便代替了读书。所谓读书，要从头到尾将整部书仔细读完。”（第77～78页）并举黄侃先生为例，说：“黄侃先生天资很高，但对读书，却从小便脚踏实地，刻苦钻研，采取笨拙的办法，去用苦功。凡遇需要精熟的书，必读之成诵；经常涉览的书，必圈点到底；读书看书，从不轻易滑过。这种功力一直行之终身。他常讥斥那些圈点古书有头无尾、不能点完的人，谓之‘杀书头’。所以他自己一生从不犯这毛病。不论书的部帙大小，都是整整齐齐，一圈到底。直到他逝世的先一天，还在力疾将没有看完的《唐文粹补遗》末二卷圈点完毕。”（第132页）张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读《说文解字》，几乎贯穿一生，不知写下了多少批注，他的二百多万字的巨著《说文解字约注》就是在这些批注基础上写成的。(www.daowen.com)

“读书如克名城”，是张舜徽先生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意思是说：读书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好比作战一样，攻下一座名城，是要投下很大力量的；但一旦攻下之后，又是十分高兴的。”（第576页）张先生少年时期，读古文辞，喜诵长篇气盛之文，手钞熟读，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稍长，又喜阅览大部头书，从无畏难退缩之意。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每天一到两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终于将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读完了。并且还写了简明的札记。后来，又通读《二十四史》，先生不畏艰难，不避寒暑，花了整整十年时间，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五百零四卷的《皇明经世文编》，也是先生连续伏案五十天，方才读完的。此外，先生所读清人文集，达一千余种；所读清人笔记、方志，更是难以数计。先生之学，实难窥其涯涘。我们在惊叹张舜徽先生的读书精神的同时，是不是应该真正静下心来，不慕虚名，不贪近功，多读一些经典，多读一些原著呢？

张舜徽先生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温情和崇高的敬意，但他并不为传统所拘囿，读书时往往能入能出，显示出他开放的视野和透脱的胸怀。他常说：“从来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专攻中国文史的学者们，容易犯两种毛病：一是迂腐，二是狭隘。迂腐之极，便会知古而不知今，甚至食古而不化；狭隘之极，便会知此而不知彼，甚至拘守一隅，流弊都是很大的。”（第136页）张先生读书和治学，一生坚持走博通之路，所以他的学问呈现出一种融会贯通的博大气象，从没有迂腐和狭隘之见。他的所有著作，无不充满真知灼见。在张先生的笔下，各种史料都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让人觉得有生气，有活力。这，若非有大才力和大气魄，何能臻于如此境界！比如，关于“六经皆史”之说，一般人们都认为是章学诚最早提出，但张舜徽先生信手拈来，举出王世贞在《艺苑卮巵言》中说过：“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王守仁在《传习录》中也说：“五经皆史”，李贽《焚书》则明确说过“六经皆史”。可知，“六经皆史’之说，不是章学诚最早提出，明代学者早已谈过了（第411～412页）。再如，班彪、班固曾批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缪于圣人”，对此，张舜徽先生认为司马谈父子将道家提得很高，“是从人君南面术的角度提出来的”（第436页），并以《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管子》等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佐证，旁征博引，令人信服。此外，《讲论集》中所收的《群书辨惑二十讲》和《养怡堂答问》，对每一个问题，都有自己卓尔不凡的见解。张舜徽先生对古代文献的掌握既博且深，令人惊叹，但是他的文章却丝毫没有程式化和学究气。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张先生博通四部，又能融会贯通，实事求是，从不迷信书本，从不盲从他人。

张舜徽先生的著作，不仅考证严密博赡，而且文采斐然。其文言文清通典雅，语体文则简洁劲健，读起来绝对是一种美的享受。刘永济先生曾经评价《清人文集别录》说：“非有渊博之学，弘通之识，不足以成此书。观其评骘学术，论而能断，即足见其有学有识也。况其文笔雅健，又非常人所能逮。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读此书者已不多矣。”这绝非溢美之辞。张先生的文笔，既是他深厚学养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他长期自觉锤炼的结晶。虽然他在治学方法上继承乾嘉学派之处甚多，但又深病乾嘉诸儒有识而无文。他曾说过：“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可见张先生主张考据应当与辞章融为一体，做到读书博而又议论雅。正由于此，他特别欣赏朱彝尊“根柢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对“文章尔雅”的邵晋涵，评价也非常之高。

张舜徽先生在辞章上的成就，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充分吸取我国古文的精髓。张先生回忆他幼年学习古文时说：“我小时候读书，我父亲教导很严，督促手钞熟读。先钞实用的，如《文献通考序》二十四篇，以及唐宋人短篇顺口的文章。后来又钞长篇的，如王安石的《万言书》，苏东坡的《万言书》，贾谊的《陈政事疏》等。”可见他对古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张先生从他的切身体会出发，所以特别重视写作能力的培养，《讲论集》中随处可见他谆谆告诫后学，要多读文、勤写作，做到文理通顺，辞能达意。他说：“初学文言文，应从时代较近的读起。这和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史不同。文学史应按时代顺序，由远古到近今；读文便要反其道而行之，溯流而上， 由近及远。因为时代愈近，文辞条畅浅显，易于读之成诵。先读明清作品，再及唐宋、汉魏、先秦，由浅入深，比较易懂易熟。在篇幅上，先读短的，后读长的。文体很多，务求实用。”（第83页）很显然，张先生所指示的学文门径，很实在，很可行，不像其他大师往往高深莫测，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他提到的《文献通考序》二十四篇，本身就是学术文章，如果对之用心揣摩，既能体会其文章作法，又能学习古人的研究思维，一举两得，的确是非常独特的学文妙诀。他认为诵读古文，应当溯流而上， 由近及远，也都是非常切实可行的途径。

我国几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古文， 自有其独持的风采和魅力，历史上无数的先哲往贤以它写下了多少不朽的华章。清末民初开始的语言革命，其进步意义自然不小，但它对古文的批判和抛弃，则又是相当粗率的，其负面影响，今天已是愈益明显。尤其是当前随着外来文化和网络媒体的冲击，我们的母语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原本精美绝伦、韵味无穷的汉语，如今已是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到处都充斥着一些俗不可耐的用语，严重破坏了汉语的优美和纯净。语言的低俗实际上反映了人的思想、品位的低下，不能等闲视之。最近，在由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上海市语文学会等举办的“中文危机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严厉批评当下汉语使用的混乱，已经由局部蔓延到了整体，由个人推及到了社会，由暂时发展成了长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社会对母语的重视不够，也蔓延到严肃的学术领域。已有学者指出当前学术论文中，语言表达的程式化和套路化倾向。

语言表达能力理应是每一位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的一项最基本的技能，像张舜徽先生这样幼承家学、根柢深厚的大师，尚且“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第575页），今天的青年学子，不更是应该勤学苦练吗？如果我们按照张先生所指示的门径，手钞古今名文，经常涵养吟诵， 自然“能舒畅其气，气势由是条畅，尔后下笔为文，就得心应手而不能自休”（第114页）。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阙题》）唐代诗人刘眘虚笔下的读书生活，令人神往、令人陶醉。千百年来，“读书”二字，在人们的心目中，体现的多是一种闲适的心境、一种优雅的人生况味。其实，真实的书斋生活，远非闲适和优雅所能形容。相反，读书之路总是充满艰难险阻，没有勇往直前的豪气、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循序渐进的智慧，是万万不能坚持的。如此说来，张舜徽先生常说的“读书如克名城”，才是真正揭示了读书的真谛。

注释

①蔡尚思：《通人张舜徽》，香港《大公报》，1994年2月18日。

②来新夏：《读古书当读清人著作》，《文史知识》， 2003年，第11期，第86页。

③熊铁基：《忆舜徽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专辑；转引自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3页。本文所引《讱庵学术讲论集》，随文注出页码。

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0页。

如左东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文学遗产》， 2008年，第1期，第132～134页）、詹福瑞《不求甚解》（中华书局，2008年）等。

张舜徽：《旧学辑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6页。

张舜徽：　《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8、 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