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著作等身，生前已出版学术著作20多种，共计850万字，是海内外公认的名副其实的一代国学大师。在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背后有四个字在支撑，那就是：坚持、积累。这四个普普通通的字，看似寻常，但真正做起来就很不容易了。一般人往往习惯于把自己学无所成归咎于外在环境，如生不逢时，政治运动耽误了做学问的时间，家庭负担沉重，人际关系复杂，商品经济的冲击等等，都可以成为一些人原谅自己或发牢骚的口实。然而，所有这些一般人所遇到的困难，张先生都遇到了。从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到“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无论是颠沛流离，还是“拔白旗”、挨批判，抑或经商热、“脑体倒挂”，都不能阻止张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的“坚持”与“积累”，试先以张先生“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大事”即撰著《说文解字约注》成书经过为例。

张先生一辈子研究《说文》，从50岁后开始集中整理，经过10年的时间，综合多年的心得和新近考证，撰写200万字的《约注》，光手写誊清书稿就花了三年半时间，写秃了几十支大小毛笔。这已成为学坛佳话，但是我们要记住张先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在这整理、誊清为时十年的后五年，恰值国家大动乱期间，住房、起居，乃至人身安全，都成了大问题。工作环境和条件极其恶劣，又不能自由支配时间，尽管克服了重重困难，争分夺秒地在进行工作，仍然是受到很大阻滞。幸而坚定不移，用最大的魄力，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大不容易，在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大事。”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说文解字约注》一书历尽艰辛而问世，不仅仅是张先生个人经历中“值得纪念的大事”，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大事”。

张先生一生通读了不少常人难以读完的大部头书；也撰写了不少常人难以写出的大部头书。先生在长期治学过程中有两点重要体会：一是“研究成果多由积累而来，不可急于求成”；二是“恒心、毅力、耐性、信念、傻气五者，是坚持研究工作的重要条件”。张先生读书，特别是读大部头的书，主要是靠“坚持”。如他19岁时读《资治通鉴》， 日尽一卷或两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坚持读完了这部294卷的大书。又如《二十四史》，本世纪学术界没有几个人能通读一遍，但张先生通读了，而且读得很认真。张先生自述25岁以后，“发愿通读《二十四史》，不畏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得很仔细；从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整整花了十年，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人们常说，学问的大小在于读书的多少，其实读书多，并没有什么诀窍，关键就在于“坚持”。

张先生一生写了很多书，张先生写书的主要经验是“积累”。他总结说：“我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的，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使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像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不用说，是由我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定成书的，即如《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清人笔记条辨》十卷，也是根据我多年读清人文集、笔记时，听积累的心得记录，加以整理而成。从这些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一个‘积’字，在我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重大。假如没有几十年时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果然水到渠成。”与时下某些几十万字“立等可取”的“文章高手”相比，张先生靠积累而成的写作方式，也许显得有些“愚笨”，但它保证了精神生产的质量。

10年通读《二十四史》， 40年写成《说文解字约注》。这两个简单的数字和事实，胜过无数洋洋万言的治学经验谈或劝学篇。它向人们昭示一代国学大师在“坚持”与“积累”中所达的高度。“坚持”与“积累”，意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与劳作。张先生没有节假日，一辈子早起，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工作。他的家人告诉我们：张先生只有一个早晨没有起来工作，那天早晨他去世了。

如果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个别科学家通过突发奇想或偶然的科学实验，能够在短期内做出惊天动地的伟绩，那么，这种幸运和可能，一般不会落在社会科学工作者身上。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持久性和长期性。我们之所以特别提出“坚持”与“积累”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当代学术界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趋势有增无减。大量的印刷垃圾正在降低学术研究的水准和科学性。除了那些为“稻粱谋”不得不写的“短平快”或“畅销书”外（在知识分子日益“清贫”的当代市场社会，对此不能也不应指责），所有真正而严肃的纯学术研究，都不宜搞“短期行为”。

我们承认学术界可能有某些天才人物，他们以一种才子的方式出口成章，文思泉涌，用较少的时间做出较大的成绩，但这种人物肯定只是极少数。张先生经常说，“上智”（天才）是少数，“下愚”（蠢人）也是少数，而中材却是绝大多数，先生把自己也视为中材。对于广大中材来说，不靠“坚持”与“积累”，怎么能够做出伟大的业绩呢？！

总而言之，坚持，保证着精神劳作的长期性、计划性和连续性。坚持，克服着读书写作中的惰性、中断和放弃。坚持，才能读大书，做大学问。

积累，可以帮助学者平心静气，从容不迫。积累，可以避免学者急于求成，肤浅浮躁。积累，可以防止学者著书立说时的草率、疏忽和失误。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长期而艰苦的精神劳作。谁坚持的时间长，谁积累的东西多，谁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可能性就更大！“聪明睿智，守之以愚。”

“美成在久。”

这是古人的话，张先生引为座右铭并经常告诫我们。

张舜徽先生已经靠“坚持”与“积累”，在学术原野上筑起一座高山。它将引起我们后学永远的敬仰。

我们敬仰这座高山，也是希望筑起新的高山。

注释

①“讱庵”命名取自《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必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得无讱乎？’”查《汉语大字典》，释“讱”为“出言缓慢而谨慎”。(www.daowen.com)

②关于张先生的各种学术专著及整体学术成就，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作过较全面地评述，见《张舜徽先生学述》，载《中国文化》第三期，三联书店，1991年1月版。

③这两篇演讲见《讲论集》，第9～12、 35～39页。可参看。

④⑤见《讲论集》，第1、 3页。

⑥参看《讲论集》，第109 ～111页；《向司马光学习什么》，第245～315页；《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第625 ～ 627页；《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题辞》，第631～635页；《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自序》，第70～75页；《清代学术的流派和趋向》，第112～114页；《发扬山西先哲治学的优良传统》，第115～117页；《批判继承河北先哲治学的精神》，第324～340页；《学习王船山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第642～649页；《顾亭林学记自序》，第719页；《扬州学记自序》等等。

⑦参看《讲论集》，第677～678、 789页。

⑧⑨⑩见《讲论集》，第98～99页。

见《讲论集》，第79、 858页。又第676～677页有云：“我又感到旧诗词中反映的思想感情，大部分是消极的。未老称老，不贫嗟贫，无病言病，差不多成了诗词中的主要内容。……这些未老言老， 自悲没落的诗句，青年人读了，没有什么好处。其他怨天尤人， 自嗟贫病的诗词，更不可胜数。我又本着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名言，指导学生也不必动辄作诗，使他们不把有用的岁月，抛到吟风咏月中去。对己对人，都很有益。”可参看。

张先生在总结他长期治学体会的文章《自强不息 壮心不已》中说，他二十岁站上教书岗位以后，“没有闲工夫去强记故实，推敲字句，在诗词方面花气力。感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自是扬雄的经验之谈；而刘知几‘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愿’，却是我们的绝好榜样。于是下定决心，与诗词绝缘。四五十年间，从不作诗填词。也就夺回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专用于做学问的方面去，成效是很大的”。见《讲论集》，第676页。另外，清初“顾李学派”，甚至将诗、文、书、画看成“乾坤四秽”。张先生认为他们“黜虚崇实，在当时起了救弊的积极作用，但是矫枉不免过正”。参看《讲论集》，第116页。

见《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主要是四篇文章，即《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考古学者王国维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备的条件方法和态度》、《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罗雪堂学术论著集序》等，见《讲论集》，第341～400、 703～705页。

见《讲论集》，第396、 397 ～398、 400、 399页。张先生对罗、王二人关系的总评价态度是：“总之，罗、王两人的政治思想是封建的、反动的，他们治学的方式方法，又是新进的、科学的。我们今天分析两人在学术研究工作上的关系和评价他们的贡献时，应该去爱憎之私，存是非之公，不必抑扬轩轾于其间，庶几可取信于天下后世。”见《讲论集》，第400页。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

见《讲论集》，第607、 680～681、 681～682页。

参看《毋慕虚荣毋贪近功是有志自学成才之士的座右铭》一文，见《讲论集》，第670～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