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和王国维是近代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先驱，两人相交30年，又是儿女亲家，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但他们的关系（特别是学术研究上的关系）究竟如何，却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公案。褒王贬罗，已成为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人们谈到罗、王二人关系时，大都不加思索地谴责罗振玉，说罗氏霸占或窃据了王氏的学术成果，甚至有人还猜测王氏的自杀与欠罗氏的债务有关。《讲论集》中有几篇文章专门分析了罗、王二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及其关系。张先生不无气愤地说：“近人谈到他们两人时，将王国维捧到九天之上，将罗振玉压入九地之下；有爱憎之私，无是非之公。甚至说罗氏所著群书，多半出自王氏之手，这难道不是无稽之谈？我们必须加以澄清，让事实说话，得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本着让事实说话的原则，张先生从四个方面令人信服地澄清了笼罩在罗、王关系上的流俗之见与不实之词。

先生首先指出：王国维如果没有罗振玉的赏拔、启导和资助，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辉煌成就。王氏经历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足以说明。王国维35岁时随罗振玉侨居日本才转向古史考证的朴学。如果以此为分界线，那么在此之前，生活上，王国维家境清贫，靠罗振玉的器重、引荐和资助才得以进东文学社学习、进报馆工作、进师范教书；学术上，王国维日夜浸馈的是西方哲学和宋元通俗文学，经过做诗人还是做哲人的痛苦徘徊，经罗振玉的引导，王国维才选择史学的道路。在此之后，王国维依然在工作生活和图书资料等各方面继续得到罗振玉的帮助。

其次，罗振玉的学问根柢很深，在没有认识王国维以前，已刊行多种著述。其中有些书如《存拙斋札疏》等，还受到当时的海内宿学鸿儒如汪士铎、俞樾等人的重视和引用。

第三，王国维一生感激和推重罗振玉，一直以师礼事罗振玉。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等文中，王氏认为甲骨文考释“自以罗氏为第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曾把罗氏子孙保存下来的好几百通“观堂书札”全部借来通读，从王氏给罗氏的信札中可以看到，王国维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有所推测，疑不能决时，或者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就经常向罗振玉虚心请教。这第一手资料足以说明王氏对罗氏的尊重态度。(www.daowen.com)

第四，研究甲骨文字的杰作《殷虚书契考释》究竟出于谁手。本来这个问题王国维在《殷虚文字类编序》中，早已明确肯定此书是罗振玉继《殷虚贞卜文字考》之后而撰述的又一“创获甚多”的重要著作。不料后来人们对此书的“著作权”大加怀疑， 自王氏弟子发难后，便出现各种不顾事实的臆断，或云此书系罗、王二人合作，或云本出王氏之手。其中以郭沫若的武断影响最大，郭氏在《历史人物》中写道：“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单只这一事，也足证罗之卑劣无耻，而王是怎样的克己无私，报人以德了。”张先生批评说：“这段推论，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如果我们进一步迫索他的根据，必然是‘想当然耳’四字的回答。”张先生进而批评有人介绍甲骨文研究情况时，“把郭沫若的话看成天经地义式的结论，将罗氏在整理、研究甲骨文字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一笔勾销，真是咄咄怪事。这种不符事实的无稽之谈，流行甚广，影响很坏，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免诬蔑前人，贻误后学”。

张先生做学问一向心平气和，一般从不和别人打笔墨官司，像这样措词严厉的批评确乎不多见。张先生替罗振玉的学术贡献作辩护，完全没有个人的恩怨动机，也就是没有“爱憎之私”，只是为了存“是非之公”。先生坦然地说：“我和罗振玉没有见过面，也没师友、姻亲关系，更没有通信论过学。只是我早年留心他的著述，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遇到即买，得以尽观其书。”罗氏早期著述，由于印本不多，看到的人很少，“于是有的人未能按照罗振玉一生治学道路上的发展过程，全面地加以审断，便轻率地否定了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上的巨大成就”。先生的结论是：“总之，罗振玉的学问足以自立，不是一个不学无术、靠窃取别人研究成果出名的人。”

不诬蔑前人，不轻率地否定前人，不要出自个人的爱憎私心，而要从全部事实出发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这是张先生所坚持的学术态度。它使我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名言，陈先生认为，写历史的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了解之同情”，这五个字意味深长。“了解之同情”，既是对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的评价态度问题，也是关涉到学者的良心和学者的道德的原则问题。了解与同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了解”，“同情”就没有根由；没有“同情”，也就不愿意认真地去“了解”。不“了解”全部事实，就只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作出与事实不合的判断；没有真诚的“同情”，就容易轻率地否定前人的成就，“因而缩小、淹没了某些人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所取得的贡献和作用”。从陈寅恪先生主张“了解之同情”，到张先生批评有些人“有爱憎之私，无是非之公”，我个人从中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两面：一面是随意而冷酷，一面是博大而善良。应该说，后一面才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