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必人人皆作！”这是顾炎武大声疾呼的话，也是张先生经常引用的名言。

1985年10月29日，张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谈读文与写作》的演讲。先生以曾是中文系教授后来又是历史系教授的双重身份，提出了他反对一般人热衷作诗填词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人能诗能词，并且造诣很深，这除了功力之外，还要有几分天赋才行。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也不必每个人都要办到。”先生总结了自己的亲身经验：“我在二十岁左右，除研究小学、经学外，喜欢读诗作诗，后来感觉到耗费光阴不少，有损读书时间，从扬雄、颜之推、刘知几的名言中吸取了教益，便下决心不再作诗。此后五十余年中，与诗绝缘，把时间集中到做学问方面来，果然有所收获，不断取得一些成绩。”⑧作诗需要天赋，作诗耗费时间，作诗多为应酬性的俗情俗务，把读诗作诗的功夫用在学问和工作上，便能集中精力取得大的成绩。这是张先生“与诗绝缘”说的第一要素。

张先生“与诗绝缘”说的第二要素是反消极颓废情绪。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写了不少反映个人消极颓废情绪、影响读者思想的不良作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未老言老，不贫嗟贫，无病称病”⑨。先生随手列举了曹丕、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等人的一些诗文为例。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对旧诗词“宜慎加别择，不使消极颓废的旧文艺，影响你的身心健康，有了健康的身心，才能大踏步前进啊！”⑩因此，先生给自己确立了两条原则，一是“不看无益之书”的读书原则：“平日对于思想不健康的小说以及充满消极情绪的诗词，少看少读，有些可以完全拒绝，以免无益之妨害有益。”二是不教人读诗作诗的教学原则，在非教不可的情况下则只教振奋人们精神的古典诗词：“一生施教四方，从不教人读诗作诗。无已，则惟授以陆放翁诗，辛稼轩词。当外侮频仍， 国家危亡之秋，冀以此振奋士气耳。”

张先生“与诗绝缘”说的第三个要素是承继了中国学术史上轻视或鄙薄文人的学者传统，如扬雄视诗赋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颜之推“但成学士， 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刘知几“幼喜诗赋，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这一类言论对张先生影响很大。与轻视或鄙薄文人的学者传统相关的是，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文人的地位很低。张先生指出：“连旧史记载，也轻视文人，没有它的地位。《资治通鉴》不载文人，便是一个确证。不独大文学家屈原不见载于《通鉴》，即诗圣杜甫，也仅在宋代一次朝廷会议时，有人念了他的两句诗，杜甫的姓名，才偶然被记录下来。编述《通鉴》的学者们，认为文士徒托空言，实际无补于国计民生，也就把他们摆在一边了。从这些事实，说明了历代学者对文士的看法是很低的，认为是微不足道的。”(www.daowen.com)

“与诗绝缘”，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即对文人传统和学者传统的不同价值判断的问题，又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反对消极颓废的人生情绪，鼓励积极振奋的进取精神，这无疑是张先生一生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青年，培养青年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珍惜时间，抓紧工作，这无疑也是符合人类健康存在的共同的教育准则。作为一个从教60年的老教师，张先生毕生坚持的反对消极颓废情绪、鼓励积极进取精神的教育思想理应受到人们的敬意。

当然，从另外的角度看，“与诗绝缘”说也牵涉到一些其他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怎样正确看待中国旧诗词中的消极颓废情绪？放弃与有不健康心态的古代文学作品的接触，能否获得克服自身消极颓废毛病的免疫力？古人无病呻吟、未老先悲的旧诗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现代人的人生态度产生不良影响？今天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对中国古代的无聊感伤的文人趣味进行反省？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而专门的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展开论述。

至于对文人传统与学者传统不同的价值判断问题，我曾在《文人与学者的分野》一文中有所论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里，我只想对“《通鉴》不载文人”的问题补充一点看法。这个问题是顾炎武提出的，它带有明末清初学术界对文人严厉批判的背景。然而，文人自身，却不把史家的态度放在心上，他们仍然一代又一代地沉浸在诗词歌赋之中。因为文人有文人的历史观念。 自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动之势”的观点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就有了这种意识，即文人可以不靠历史记载来确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而主要靠自己的作品（即文本）来确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文人有作品流传，有别集刊行，远比其名字载入史册更重要。因此，一旦文人具备这种历史意识，对于《通鉴》这类史籍是否记载他们，似乎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