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讲论集》中的第一篇学术报告《谈偏才与通才》，是张先生1946年11月10日在兰州大学文史各系大会上的演讲，在这以后的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反反复复地宣讲他对偏才与通才的看法。如1978年在山东大学的演讲《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囿于一隅》，1980年在扬州师院的演讲《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等等③。

张先生的主要观点是：通才与偏才的作用有大小之别，地位有高下之分。“偏才就是一艺一技的专门人才，通才就是全面发展的人才。”④在治国、治学等各种领域中，通才发挥的作用比偏才大得多。先生从学术史的实际发展中，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学（术）分合演变的过程，批评了偏才的狭隘、迂腐，除固守师说外，其他一概不知。先生综合历代史籍，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列在《儒林》、《文苑》传中的人物，都是当时三四流的人才，是每一个时期学术界的偏才。至于学识博通、文章尔雅的全才，则另有专传。”⑤偏才与通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比拟的。以两汉时期为例，列入《史》、《汉》中《儒林传》的五经博士，都是些偏才，他们的专门名家之学即博士之学并没有流传下来，而分别列在专传中的学问淹博的通才如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许慎、郑玄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却传之不朽。因此，张先生一生中总是不遗余力地研究和表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通才，如宋代的王安石、司马光、郑樵，清代的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汪中、焦循、刘献廷等人，在先生论著、讲演中都受到好评⑥。

在教育思想上，张先生积极鼓励培养通才。他批评了高等学校自分科分系以来，此科不通于彼科，此系不通于彼系，疆界分明，各不相谋的弊端。他反对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单科独进，专攻某一门某一段，结果是知识面太窄，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学术境界上，先生大力提倡通人之学，号召学者们走博学通贯的道路，并且身体力行，无论是古代的经史子集，还是现代的文史哲，都打破界限，博学而贯通之⑦。

张先生一生念念不忘的偏才与通才、专门之学与通人之学的问题，虽然是从中国深厚的历史经验中生发出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颇具当代性的问题。它触及到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在引进西方学科分类思想后所面临的专门化偏向和中心化趋势。在我看来，现代学科分类的细密化和严格化，一方面是科学日益进步和日益精确的重要标志，它适应着现代工业文明劳动分工专一化的大趋势需要；另一方面，越来越细的学科分类（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显然给人们的人文知识的综合获得以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带来一定的损害和限制。专家越来越多，通人越来越少，这不是人类文化进步的福音，也不是人类教育变革的最佳方式。其直接后果之一也许就是世人所哀叹的：“文化巨人逐渐消失！”、“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专家在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专家，现代科学文明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www.daowen.com)

在人文科学中，必要的学科分类是不可避免的，分类的意义和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否则，人类就不便于积累知识和传授知识。然而，分类过于琐碎，知识过于专门，则会降低人们的人文热情和人文素质，限制人们的学术视野和求知胸怀。作为高校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我个人倾向于把自己置身于人文科学细致分类的边缘上，尽量避免让一些固定而僵化的知识分类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和思想。因此，我主张一种模糊学科中心的通人之学。所谓模糊学科中心，不是不要中心，而是适当地解构中心，不要强化中心，不要让某种独断的学科中心来遮蔽自己登高望远的视线。所谓通人之学，就是能广泛体现人类智慧和宽阔胸襟的学问，就是根据需要和兴趣将古今中外的知识融会贯通的学问。当然，模糊学科中心的通人之学，只是一种境界和理想，能否达到， 自然会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我个人以为，只要“心向往之”，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便能获得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愉悦，取得可观的成就。

这，便是张先生这一代通人大师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