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绍锋*

*作者简介：雷绍锋，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讱庵学术讲论集》中②，张舜徽先生用较大篇幅，七八次极其认真、十分清晰地介绍、论述过“无字书”及读“无字书”的问题。

顾名思义，简而言之，“无字书”为完全没有文字、亦即不具备“书籍”形式，但其拥有的知识却异常丰富、广泛的“书”；无字书不是画册，也不是供儿童阅读的图片书或者卡通画册；无字书是综合天地、 自然、人间、社会各种学问、各类知识的一部大书。

关于无字书的起源，张先生更有涉及，并且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的。第一，历史文献的记载；第二，古代著名学者的亲身践行。历史文献的记载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　“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

郑国子皮欲任尹何为官，子产则以年少为由阻挠。子皮认为任官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实践的不断锻炼，就会积累更多的知识、经验，知识、经验的加多，他也就逐步掌握了管理政务、治理民众的办法。向社会学习，研读社会这部大书，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超过书本载录的知识、经验。故而《论语·先进》云：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路决定子羔做费县之宰，孔子反对，认为这不是读书做学问的套路，会得不偿失的。子路却不同意，认为在当官的实践中，可以向民众学习，向土地和庄稼学习，这就是读书，这也是在做学问，并且是一种最好的读书方式，更是一种新颖的做学问的形式。

社会是所大学堂，社会是个大课堂，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能够增长人的见识与才智，这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重视与肯定，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社会是本无字书，但社会中的“民人”是学习的对象，是一部书；社会中的社稷、耕地、庄稼，也就是地上人间，是一部书。由此引申，“天”也应该是一部书。

物是书，人是书，地是书，天也是书，它们都是无字书。中国古代凡有大成就的学者，除了研读有字书，还能走出书斋，深入民众，去攻读社会这部无字大书。张先生举例说：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读无字书的典型。他阅读过的这些无字书，全无遗漏地记录在《史记》中。又如宋代学者郑樵，对植物学很感兴趣，却不是“单凭思考，就纸本上去推求，而是注意到目验，从实际事物中，通过感性认识来取得活的知识”；他“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最为重要的是能“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和直接生产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郑樵如此，“博览群书，将古今医籍看得很多，而尤得力于野外采访和老农老圃问答”而撰成《本草纲目》的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的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讲求经世之学，注重实地考察”，“周览山川形势，瞭解郡国利病”的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等，亦是有过之而不及③。他们都是研读无字书的佼佼者。他们研读无字书的实践证明，中国古来就有许许多多的文人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社会，用自己的行动，充实着阅读无字书的内容，汇聚成阅读无字书的潮流，使得我们研究中国古人的“阅读史”，有了更加丰富的资料。这是张先生认定的无字书的第二个起源。

大史学家司马迁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多字的巨著《史记》，不是偶然的。他写书的材料来源有二：一是有字书，二是无字书。他在“年十岁则诵古文”的基础上，少年时期便读了不少经传。又凭藉他父亲司马谈身为太史令的优越环境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特殊条件，使他能看到由国家保藏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他所读的有字书，可算是够多的了。他仍感知识太少，特别是秦汉之际， 以及汉初开国时期的史实，非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不可。他于是出外旅行，走遍了东南和中原、北方一带地区。在实地考察中，解答了以前对古史记载的疑端，找到了近代史事的实况；特别对于刘邦及其同伙们的遗闻轶事，采访尤详，他都写入了《史记》，替自己的著作增添了生动、具体、感人的因素。他后来因事到了四川、云南一带，深入西南地区， 因得乘机向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才有条件写成《西南夷传》，使少数民族的历史开始载入史册。这些大的成就，都是得力于多读无字书的结果。

前已有述，中国古代的文人学士中，就有一批李时珍式的对自然科学特感兴趣的人，他们科研成就的灵感，有一大半来自于阅读无字书的理念及实践。如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与之相配，需要制定历法，而制定正确的历法，就应该仔细地观测天象，以此确定回归年长度、望朔月长度、置闰规则等。观测天象，就是在读“天”，读天这部无字书。又如汉人张衡，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科学家，他撰写的《灵宪》，阐明了阴阳辨证的宇宙起源理论（即浑天理论），强调宇宙的广阔无垠；《浑天仪图注》、《漏水转运浑天仪记》则详细讲解了漏水转运浑天仪的原理及其应用；他所制造的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探测地震发生方向及时间的仪器，遗憾的是该仪器不幸失传，迄今为止，后人的复制品均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可以想见，以张衡为代表的这样一批学者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仅靠其读有字书，是不太可能圆满取得的。

必须指出，中国古人阅读无字书，并将其命名，就“词源”学上而言，也许受了两类东西的启发。第一类东西：无字碑。史载，无字碑一在泰山登封台下，有人说是秦始皇所立，也有人说是汉武帝所立，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二》云：“秦始皇泰山立无字碑，解者纷纭不定。或以为碑函，或以为镇石，或以为欲刻而未成，或以为表望，皆臆说也”；一在陕西乾县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合葬乾陵陵区，为武则天所立，全碑没有一个文字。第二类东西：佛教之语“无字悟”。佛教常谓只执着文字是不能见性悟道的，尤其是禅宗单提“教外别传”的“心印”，之后，强调“不立文字”，于是便依此说去参禅悟道为“无字悟”。元萧国宝《次韵寄梵天方丈古岩》：“简尽残经无字悟，觉来幡动不关风”，便是证据及其说明。

无字书之命名，许是受“无字碑”、“无字悟”之影响和启发。

最早倡导读无字书的，可能是生活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前后的学者洪应明。洪氏在其《菜根谭》中，就曾这样写道：

人解读有字书，不解读无字书；知弹有弦琴，而不知弹无弦琴。 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书之趣？

这当是文献中，明确提出“无字书”和读“无字书”的第一人。踵其后，明末清初学者张潮在《幽梦影》中也讲过类似的话：

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 山水亦书也，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www.daowen.com)

山水是书，棋酒是书，花月也是书。书的范围廓大，世间的万事万物就都得是书了。无字书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了，内涵精准、直白，这是张潮的一大贡献。在此概括的基础上，生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广东学者廖燕首次对无字书下了定义：

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古人尝取之不尽，而尚留于天地间，　日在目前，而人不知读，燕独知之读之，终身不厌。（《二十七松堂集·答谢小谢书》）

无字书范围至宽至广，包罗万象，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以及各色人众、人类社会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是学习、研究的对象，虽说它不是用文字书写出来的，但古人曾从中获得过各种各样的教益与好处，历史的事实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字书决非知识的惟一来源。正因如此，人们就得在读有字书的同时，认真研读客观世界的这部大书，却非偶尔为之，更不可以死守有字之书。

张先生认为廖燕的归纳还不太全面，或者说其结论存在局限，与时代稍有隔膜，所以对无字书亦有解释：

无字书，便是万事万物之理， 以及自然界和社会上许多实际知识。

人在日常生活与接触事物中，亦可由分析与总结经验，能直接获得不少知识，较之书本所载，尤为切近而适用，此即无字之书也。

无字书是对有字书的补充与扩张，二者为表为里，相互补充。因此，张先生认为读无字书是很有作用的：　（1）无字书能提供最为广博的经验与知识，可补有字书之缺；人是社会性动物，必须终身学习，而终身学习的教材之一便是无字书。“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无字书，二是有字书。而无字书的内容尤为广博，使人吸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便要通过长期和万事万物接触从中取得更多知识外，又在实际劳动和日常工作中，人与人间得以交换经验，相互学习，因而积累更多的知识，这便是读无字书的效果。” （2）无字书能丰富学问，也能提供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的经验及道理。“读无字书，尤为重要。由于它的面广，内容丰富，善于吸取，便成了自己的知识，也就是学问。推之其他长期做实际工作而没有多接触有字书的人，经验丰富，懂得处事、接物的道理很多，这便是由多读无字书而得到的丰富知识。” （3）无字书可以让读书人不狭隘，不迂腐，其学识与思想能与时俱进。“至于读有字书，特别是学文史的人，最容易出现两个毛病：一是狭隘，二是迂腐，只有多读无字书，才能将求知的领域推广，可以避免狭隘；也只有多读无字书，才能使接触的事物增多，不致流于迂腐。”（4）无字书能够成就大学问，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发明、创造与进步，促进学术的发展与繁盛。“我国历史上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大半都是通过多读无字书来丰富自己的见闻，充实自己的著述的。”“就中国历史上学术界的情况而论，有不少大学者、大科学家的成功，都得力于多读无字书。” （5）无字书可以让读书人关心国家的盛衰兴亡，将其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还能够端正学风，明确读书的目的与意义。“昔之儒学，但知诵习六艺，尊师仲尼，置人民、社稷之事于不问。益以选官、试士、悉不外乎经传，士子自髫龄以至皓首，拘守陈言，食古不化。故腐儒日多，而可用之才甚少。不以读无字书振起之，将何以救弊扶衰乎！”　（6）读无字书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死守书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人们除读有字书外，还要勤读无字书，知识来源既广，才智自易提高，出为世用，庶可收读书之效。”

读无字书有百益而无一害。怎样读无字书，张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第一是与社会亲密接触，以社会为师，“在实际工作中取得知识，最为重要”。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贴近社会实践时，便可以“关心国家兴亡，讲求致用之学”。所谓致用之学，亦即“出为世用”。因此需要端正学习态度，将学习目的搞得十分明确。第二是调查研究。“今之重视调查研究，亦即读无字书之意”。第三是要“以天地万物为师”。“以天地万物为师，此亦‘道法自然’之一也。小至一艺一技，大至立身立业，皆有资于以自然为师。”第四是“从人间问四方事”。问，询问也，调查也，求教也，讨论也。“从无字书中进行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更以‘见闻证之’。”如此反复不断，其所获知识，必定牢固可靠。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是社会，所以人也是一部无字书。张先生虽然没有言之凿凿，但在回顾自己年轻时在北京接触的有名学者时，就饱含此意——杨树达、陈寅恪、张尔田、陈垣、黎锦熙、骆鸿凯、高步瀛、吴承仕、钱玄同、沈兼士、马衡、孙人和、余嘉锡、顾颉刚诸人是问学的首选，是请教的对象，是讨论问题的指导。一句话，是自己最亲近的老师。因此，“每逢星期天，便分赴各先生家拜访。论学质疑，左右采获，受益是很多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由于学无常师，所以主善为师。其主善为师之“善”，是指某人具有专长、特长，或某一识见新颖，或某种观念超前，或人品道德优秀，这就应该把他当作老师，就可以引为榜样，而不耻下问，每事问。“好问则裕”，这在张先生的《讱庵学术讲论集》中亦有充分的例证。

就笔者的理解，张先生认为读无字书必须要有相应的读有字书的基础，甚至需要达到相当的程度，缺乏所需基础，是读不好无字书的，也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综观张先生的一生，读书可谓夥矣，范围可谓广矣——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二十五岁后“校读‘二十四史’一遍”，“此外博览诸子百家、历代文集笔记，又兼治甲骨、金文，涉猎近人新著，以及野史杂书， 日不暇给”，“平生喜观看清代著述，单就文集一类，便涉猎了一千多家”，这是何等的功夫！这需何等的毅力！又如张先生年轻时在读《说文解字》时，特备四个白纸本，依“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各用一本，将《说文解字》所载文字，依类钞录，边看边钞，觉得能够帮助记忆，启发思维，从中领悟很多道理。在此基础上，涉览《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解字段注》、《说文义证》、《说文校议》、《说文通训定声》、《尔雅郝疏》等。同时向精熟《说文》的杨树达、骆鸿凯、沈兼士、钱玄同等学者请教，进而通读江永的《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之后再研读钱大昕的《声类》、陈澧的《切韵考》、江谦的《说音》诸书，以求“审音”的结果；又探讨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浩、章太炎、黄侃诸家古韵分部异同之说，以求“辨韵”的方法。大凡涉及“审音”、“辨韵”的专著或者论文，张先生均设法罗致，反复揣摩，认真研读，推究语原，沿声求义，触类旁通，不断积累，勤于总结，逐步升华，经十数年努力，终于撰成了二百万言的《说文解字约注》，订正了《说文解字》中的疑义、阙义和附会、错误的观点及说法。

从有字书中吸取更多的知识、营养，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然后再将有字书与无字书结合起来阅读，既可成就学问，亦能摒弃袭旧，还能避免书呆子之气，从而奋起创新，不断创新。如此这般，学问才能进步，学术才可发展。张先生强调：“世间事物，无创新则无生气。汤之《盘铭》所谓‘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施之万事则宜。大至治国理民，小至读书立业，皆非有所创新，不足以取成功。”先生列举清初石涛等名画家为例，说“其始皆师法前人”，“及其足以自立，则又尽去藩篱， 自成家法，所谓我行我法者也”。而“我行我法”之根基，一是以明遗民自居，有满腔的亡国之痛，遂有图强、发愤之心；二是多历名山大川，亲近自然，便能以天地为粉本；三是“于前人传统，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创造，有所发展，而归本于一个‘新’字，此其所以卓也”。书画需要创新，学问更得创新，“苟无真知卓识，何必滥费纸墨。纵观古今可传之作，必有创见新悟为前人所未道者。笔之于书，多一篇有多一篇之益。否则因旧袭故，虽多何为？”创新能使学问进步，创新的学问能传之久远。

“真知卓识”、“创见新悟”，必是创新。创新必须读活书，活读书。活书及活读书亦指无字书及读无字书和高妙的读书之法。能够将有字书与无字书结合起来阅读，其动手能力必定可以加强、提高。动手能力是学术活动的基础与条件，也是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与终极追求。创新还必须站在前人的肩上，方能看得广远，看得深透。所谓广远、深透，就是对前人学术成果亦即著述的精细阅读，刻苦钻研，深入而不欲出，博而能约。广远深透， 自然就去掉了迂腐之气、酸臭之气、书呆子之气。没有了迂腐、酸臭之气，就不会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就能自觉地“以天地为师”了。创新要站在前人的肩上，其内涵也还包括执掌、活用更多的信息。当今的社会，是信息巨量化的社会。巨量化的信息，若不与其交流接触，若将其束之高阁，若不对其仔细研究，那就会丧失信息，贫乏信息，虚假信息，那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了。丧失信息、贫乏信息、虚假信息，其结果便是回归书本，死守书本，如此，一缺动手能力，二缺创新能力。而与巨量化的信息亲密接触，也就类似于同无字书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友情的加深加强，人与信息就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帮助了。

以天地万物为师，用《老子》的话说，为“道法自然”。其道法自然的首一目的，还是为了修身养性。质言之，修身养性是有“师模”的。“师模”者，“不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取诸物者，其途又广。或取诸天，或取诸地，或取诸人”。所谓取诸人，指人从小至大，言语、行走、饮食、嬉戏、识字读书、成事立业，皆当以人为师，效法于人。如欲立大志、成大业，“尤必有取诸天。明于天无私覆、地无私载、 日月无私照之理，则有大公之心；天有寒暖，人效之则有刚柔；春生秋杀，人效之则有德刑。取诸地者，则更广矣：水之清淡而平也，石之坚定不移也，竹之虚心而直也，梅之能对雪而花也，松之能耐寒不凋也，皆足以为立身行己之师模”。人要“立身行己”、堂堂正正，人要立德、立功、立言，就得以天地万物为师，就得研读天地万物这部无字书。只有研读，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才能养育宽广的胸襟，才能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重，正确处理大公与小私的关系；才能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反省，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抑制弱点；才能像水那样清淡洁净，平和柔顺；像石那样坚贞刚强，立场坚定；像竹那样谦逊不傲，独立直行；像梅那样不畏严寒，斗雪盛放；像松那样扎根瘠土，不言凋谢。以天地万物为师，洁身自好，“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语）。

“人从书里乖。”天地万物这部无字书，是可以让人更“乖”的。乖人就能更加自觉地读好无字书与有字书。读好了这两种书，知识必定渊博，见解必定独特，态度必定端正，在做学问之期，必定不会为名利所累，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实事求是，孜孜不倦，矻矻终日；必定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必定不会躁进虚浮，弄虚作假，而追究求是、求实、求真。那种剪刀加浆糊的快捷写作方式，那种不顾廉耻的模仿抄袭等无良学风，便会永远遭受唾弃、不齿。如此，读书、学问升入新的境界，其人品也就毋庸置疑的了。

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得向社会学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至于被社会所抛弃。不断学习，不断适应；不断适应，就得不断学习。学习是终身的事业，所以读无字书也是终身的事业。无字书是客观存在的，是满布在人的身边的，人需要她时，即可信手拈来，马上阅读；不需要她时，却不可以挥之即去，将其驱逐；她有时可能会强迫人去阅读、研究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她的内容甚至比有字书更及时、更准确、更深刻、更客观、更真实、更生动，所以能够更方便、更快捷、更省力地阅读，而其效果则能立竿见影地反映出来。人们可以暂时、甚至较长时间离开有字书，却不能够须臾脱离无字书。只要阅读，无字书能让人不断受益，长久受益，终身受益。终身受益之书，谁不愿意终身阅读？能够终身阅读之书，应该首推无字之书。

注释

①这是笔者研究生毕业时，张舜徽先生书赠条幅的内容。

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这就是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元方回《六言四首·自来》：“读万卷行万里，酌一杯题一诗，颓龄如此如此，豪气已而已而。”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王兰泉方伯自随阿将军征金川，在路间寄《南斗集》一册，读之，俶诡奇险，大得江山之助。方信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缺一不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包括读有字之书，也包括读无字之书（行万里路就是在读无字书），二者紧密结合，则是最好的读书方式，就会有最大的读书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