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妮*

*作者简介：陈燕妮，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

曾周在《张舜徽其人其学其书》中谈到：“《爱晚庐随笔》是一部文史、哲艺、学术知识方面的随笔集……内容广泛，阐述精到。”①看这样的评论，所评其书所及其人端详可见。

这本学术随笔集的作者是中国国学界的巨擘张舜徽先生，他在此书自序中谈及此书的体例和内容分类时说：

“斯编所录……皆涉学术之事，稍加理董，为十六卷，名曰《学林脞录》。至于论及艺术，所涉亦广，分为品书画、评工艺、论图书、谈武术四门，名为《艺苑丛话》。 与《学林脞录》合刊为《爱晚庐随笔》，大抵频年论学论艺之语， 多萃集于是编。”

可见此书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在内容上他自叙为“或评古人之成败得失”，如《宜知孔孟之弊短》、《李斯乃千古人杰》、《威名震主者多蒙奇祸》、《秦皇统一之业》、《汉武拓地之功》、《秦皇汉武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文景黄老之治》、《帝王之愚昧无知》、《武则天自是人杰》、《韩愈对后世学术之影响》、《耶律楚材之才略》、《张居正之果毅》、《二陆异同》、《顾阎高下》、《胡雪岩骄奢淫逸之一斑》、《清康熙帝之博学多能》等等；“或论旧籍之高下良窳”，如《经世文编》、《清史稿》、《史记一书实开诸史体例》、《通鉴对旧史料剪裁熔铸之功》、《四库全书馆中对撰述总目提要之草率》、《孟子所言古制多不足据》、《清人说经之书皆可目为考史之资》、《四库全书》、《胡林翼书札多可观者》、《骈文施之书札章奏有绝佳者》、《左传》、《四书》、《唐宋八家文》等等；“或析文字”，如《研究金文甲文必以说文为基础》、《研究金文甲文宜注意之事》、《必兼通金文甲文而后可以治古文字》等等；“或谈训诂”，如《黄季刚之声韵学》、《高邮王氏之小学》、《双生之学不可不讲》、《诗诂中有通训有定名》、《汉人声训之学》、《群雅悉由后人分类纂辑传注而成》等等；“或及周秦诸子”，如《周易阐发谦德之用最为精要》、《孔子与六经》、《荀子之论教论治》、《荀卿鄙薄子思孟轲》、《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诸子与群经比重》、《周秦政论》、《先秦诸子言治相尚以发》、《百家言主术同宗无为》、《诸子与王官》、《战国时文风之盛》等等；“或涉历代儒林”，如《进士与翰林》、《科举与人才》、《清史稿儒林文苑传》、《科举时代之人才》、《科举制下之失意者》、《书生喜清谈》、《宋末士大夫攻诋道学》、《在京和尚出京官》等等；“或言养生之道”，如《早起之益》、《强身重在运动》、《节食寡欲乃养生之本》、《养神》、《清心》等等；“或语为文之方”②，《万事成于摹仿》、《学文首在讲求虚字用法》、《文章所重在气》、《为文惟说理最难》、《文字当分别其高下》、《著述文字之高下与难易》等等；加上《艺苑丛话》所提及的内容，还有如对社会制度的考察和诠释，如《清代殿试规制》、《进士》、《刑之由宽而严》、《奴婢》、《农奴》、《所谓什一之制》、《周礼》、《均田》、《汉魏选士制之弊》等等；对社会或政治事件的评判，如《科场舞弊》、《文景黄老之治》、《古代君臣不甚疏远》、《帝王崇文之用意》、《魏晋人之放诞》、《重男轻女之俗》、《湘军将领之掠夺》、《少数民族君长勤学汉人文化典籍》、《新文化运动》等等；对时代学术思潮的记录和思考，如《周代以诗书礼乐造士》、《战国以后儒学分为二途》、《汉学宋学渊源》、《周秦法家对后世政治家之影响》、《秦法禁止颂古》、《先秦诸子言治相尚以法》、《道咸以下治小学者之流弊》、《宋之道学》、《宋代学术之广博成就》、《朱子之朴学》、《清世之伪理学》、《乾嘉考证学》、《清末湘学》等等；对治经学、史学的心得，如《儒家经传名数多少无关读书弘旨》、《古代传注有拘泥处不可尽从》、《博治群经而后能通一经》、《宋人经说可矫汉唐注疏之偏蔽》、《改修清史》、《改修旧史之不易》、《补史宜知原书提要》、《评史宜从大处着眼》、《伪古文尚书可降低时代去读》、《清人说经之书皆可目为考史之资》等等；对考古考物考名的源流整理，如《杨贵妃手迹》、《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赵宽碑》、《西瓜》、《帝皇王名称之由来》、《革命一词起源甚早》、《妇女首饰之由来》、《语体文起源甚早》、《款识》、《铜器刻辞多不可据》、《石简》、《石刻亟待整理》等等；还有诸如对读书为学的体会，对时人、乡人的品评，对名人典籍语录文摘的收集，对目录学、器物学的所得，对文体、诗词的评语，对社会人生做出的体悟等等。内容丰富绚烂如五彩锦缎，无不包涵其独特新知，无不成章成节以文，足见张先生纵横捭阖学科实力之雄，气势之壮。此书诚如著名作家孙犁的评论：“内容广泛，经史文艺，无所不包，于近代史料为详。所记充实有据，为晚清以来，笔记所少有。”③

而作者张舜徽先生也诚如此书一般，为学术界闻名的“通人”。著名学者曹聚仁、蔡尚思都出言著文为先生学术激赏盛赞，称其学术雄浑通达，不仅纵横四部之识，同时自出机杼，有心得新解，实在无愧于学术“通人”④。

而先生的治学理念和治学实力与其盛名其实能符。张先生年少时已经眼界始开，对清代治学的各种派别进行广泛阅读，“少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⑤。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对清代学术各个流派的特点了如指掌并兼收并取。他认为扬州学术的精神有能“创”、能“通”这样其他两派不及的特点，从而格外推崇⑦，因此他用八个字概括扬州学派的优良学风——“能见其大，能观其通”⑧。此外在《学林脞录》卷九《惠栋治学之专固》和《戴学重在求是》两文中对乾隆时期这两位吴、皖两派的代表学者都有论述，而从“其治经虽有专精之业，而沾溉不及戴氏之广，亦以其专已守残耳”⑨句便可见出先生所重。此外在卷九《钱大昕学问之博》、《嘉定九钱》、《汪中之通博》等文中都对学问学者有“博”之人备加推崇，而在卷九《袁枚之才识》中对“枚不囿于陈说，见解甚新，论其思想，实能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乾隆时，殊不易精”⑩的怀疑创新激赏。在退而求其次的吴、皖两派中他稍为倚重于实事求是的徽学，而且提出“惟求是之学，必须根柢雄厚，大奠基础，而后能考证详密，归于的当”的观点（卷九《戴学重在求是》）。在卷二《治学贵有功力》一文中，他也谈到“一人学问之浅深，视乎功力之厚薄。凡是浅尝浮慕，终难期于有成。颜黄门云：‘钝学累功，不妨精熟’”，同时自举其幼年熟读《说文解字》，熟谙音韵成文成书，“研究小学之功力”事以证其理。而在卷十四《必有雄厚功力而后能成精深之学问》一文中又从“专精”的治学中提取“博”的方法，“乾嘉诸儒治学，极其刻苦。每欲专精一经或一艺，必先多为之方，从事综合之研究”。在卷九《专家与通人》一文中对他的治学代表理念做出了集中精辟的论述：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 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摒弃其它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学大义，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 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夫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非特博约异趣，亦以识有浅深弘纤不同故也。……吾之所以欲表章扬州之学，意在斯也。”⑥

“自两汉有博士之学，有通人之学。专精一经一家之说，立于学官，此博士之学也，亦即所谓专家之学也……博通群经，不守章句，此通人之学也……博士之学， 囿于一家之言，专己守残，流于烦琐。通人之学，则所见者广，能观其全，所以启示后世途径者尤多。”

可见先生有生之涯中已经以“通人之学”作为自己治学之本。

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自叙为：

“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 以理群书。 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 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 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 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特就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约略言之。至于薄物小书，不暇悉数也。”

有生之年，“努力读书，遍及四部，穷老尽气”，于是先生成就遍涉文献学、文字学、经学、学术史、哲学、史学等诸多方面，实为学术“通人”。张先生不仅在学科中进行平行交叉研究，还关注学术的纵向交叉和融会贯通，在《学林脞录》卷四《知今之学最要》一文中，列举了《论衡》、《日知录》等典籍名言， 旨在说明“知古也要知今”的重要，“盖必博通古今，而后为有体有用之学。若但知古而不知今，则多流于迂阔；但知今而不知古，则恒失之空疏”。还有如卷十四《古人所称黄金非即今之黄金》，《古人所用名词含义多与今异》，《艺苑丛话·谈武术第四》中《武艺多出于古代练兵遗法》、《明清杂技及今日之成就》等篇都是从学问的时间纵向性来谈观点和说见解。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通人”之学，还授人以此思路治学，“平生自励及所以教人者，期于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同时在通古博今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开创后世学术研究应走学科交通的风气。他在《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一文中谈到：“我长期治学过程中，深深感到门路太窄，是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门类至繁，相互联系，所谓‘牵一发而全身动’，不是一开始便单科独进所能容易取得成就的……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和著书立说，本无所谓文、史、哲的界限，他们所留下的写作，包罗宏富，多半是百科全书式的内容。高等学校实行分科分系以来，各不相谋。……当然，学术研究工作上的细密分工，是一种进步现象，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对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没有做融会贯通的工夫，没有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没有弄清楚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总过程，即使进行某一段的专门研究， 自难免片面、割裂之病。”在《学林脞录》卷二《读书之广狭》一文中，他再次强调了学科交叉性研究的重要性：“在今日而言为学，则治社会科学与治自然科学，有所不同。……若夫社会科学，彼此关联，互相依倚……未可各不相谋……故治社会科学， 自必广揽兼微， 由博返约。”

成就这种“通人之学”惟勤无他。先生对自己“书山有路勤为径”的读书过往追述为：

“日月易得，时光如流，入此岁来，而吾年已八十矣。 自念由少至老，笃志好学，未尝一日之或闲。迄今虽已耄耋，而脑力未衰， 目光犹炯。 闻鸡而起， 尚拟著书；仰屋以思，仍书细字。有如《表记》所云：‘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荀子》亦曰：‘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自惟终始，庶几近之。余之一生， 自强不息，若驽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虽勉从事，不敢暇逸， 即至晚暮，犹惜分阴。 因自号无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早在童稚， 即闻鸡而兴，嗜学不怠，一生早起之习，实始于此时。”

此外他在《学林脞录》卷十《早起之益》中也谈到自己为学早起一生不休：

“余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晏起。每日凌晨三时辄醒……而后伏案观书……每值寒冬夜起，雨雪打窗，孤灯独坐，酷冷沁人肌骨， 四顾惘惘，仍疾学不已，　自忘老之将至……一生述造不少，大半成于未明之时。 自顾粗有所得，悉有赖于早起也。”

在卷十《惜阴》一文中，又举名篇中惜时名言若干，惜时好学古人若干以证“大抵学问之事， 由于渐积……故疾学之功，尤在惜阴”之理，同时也对“手不释卷”的“惜阴”行为激赏。(www.daowen.com)

张先生能为此通学还在于其胸襟博大，得师者众，且不囿于师说。他在《八十自叙》中讲到他年少时光中的“转益多师”的情况：“年十有七，遽倾严荫，于是负笈出游，求师觅友。及旅居燕蓟，博访通人，公私藏书，得观美富。”此时说的正是他寄居姑父余嘉锡先生处的时期，与当时学界通人如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金石学家马衡等人相交。同时他又承接古代周易的师法自然的精神，以天地万物为师。他在《学林脞录》卷十六《善自得师者在能以天地万物为师》一文中对《周易》六十四卦《象辞》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代表的“古人之相尚以天地万物为师”的理念领会渗透，得出“道之弥于六合者，存乎天地万物，则吾必以天地万物为师”的感悟，并在古人理念的基础上生发出“要在法其善者而戒其不善者”的新解。在卷五《道法自然》一文中也引用典籍印证“创物之始，实取法自然，后世文明日启，人事日繁。若艺术，若文饰，皆以效法自然为多”之“以自然为师”的观点，举例如“五彩之色，取诸花朵者也；绘画之事，以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及人之形象为摹本者也”。同时他还善于冲出师说，在治学思考中，要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在卷二《治学不可囿于师说》、卷十六《以人为师者不能局限于孔子一人》、《为学不可拘守一先生之言》数文中都提出了此说，如“盖大国手名高为重，从之受业者，为其誉望所震，墨守师说，不敢立异。一步一趋，惟恐未能笃信而谨从也……门庭既褊，视听遂隘，学而不思，莫由发展，此其所以永不相及也。故善学者，不囿于师之所授，而惟是之从。博览广收， 自求多益”，“所师不专于一人，所学不专于一业。途术既阔，耳目大开，不复拘守一先生之言”，“故善以人为师者，必法其本真而去后人之所附加，又必兼师他家之长以补其不足。要不可局限于孔子一人，奉尊为无二之先师也”。这些论断都有着先生崇尚的扬州学派之“创”与“通”的精神流贯其中。有了怀疑精神，方能对高座师尊之说提出新的看法和不同见解，从而拥有“创”的精神；而在此过程中，思想已经走向“通”的方向。此外张先生还掷地有声地提出勇于怀疑、勇于走出师说的理念支撑，“夫学术乃天下公器，岂其人果有不传之秘……善学之士，贵能特立拔起”。先生将学术的开阔坦荡性作此比喻，在印证不囿于师说的同时，也将学术“通”于天下的特点强调其中。此外先生还认为学问并非都从书中得来。他认为“天下公器”的学术“范围甚广，本不限于读书，读书特为学之一端耳”，同时要求落在“为世用”的学以致用上。这样的观点也从圣贤书中出找出子路语录的论据，提出那时已有“一主学习书本；一主在实事实物中学，虽仲尼亦无以难之也”的观点。他以为“善读书者，有体有用，知古知今，多识前言往行而能行之于己，施之于国”，从而达到不管是从事“专门之业”之才还是“通达之才”皆“能为世用”的结果。最后他提到偶然离开书本做学问，可以达到对胸襟气度眼光的培养，“且于书本之外，常从实事实物中穷究事理，以补其不足，夫然后胸襟开拓，眼光高远，庶可免于迂腐无用之议矣”。《艺苑丛话·评工艺第二》中《新石器时代已有漆器》一文中提到“故考事物原始，断不可但据书本，而必有赖于地下实物之发现始能论定其时代也”。在《学林脞录》卷十五的《田野考古之重要》一文中也提到“此乃一种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之科学，其于考证无文字记载之原始社会及少数民族之古代历史，有其重大作用”这样重实物考察，重实物学问的观点。

张先生不仅重视从实物、实际生活中做学问，还重视实以致用的实用学问和实用治学精神。他在《学林脞录》卷四《知今之学最要》一文中不仅谈到学问要打通古今，同时也对打通古今的“通儒之学”大加赞赏，“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可见先生以为对学问的把握终点仍是要落在“匡时”和“救世”的实用功能上。同时在此文中对“尤留心当世之故……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的清初学者顾炎武甚是推崇。在此文中和卷六《书生喜清谈》一文中都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勦说而无当”的“俗学”进行了批判，尤其针对先秦便开始滥觞高捧“形而上”的“道”导致的士人精神不振，国运渐没的学术分化。而后从魏晋谈到清末的空洞学风，此中士人“平日既不关心国事，事事空谈，以致地方无一可以办事之官，廊庙无一可以依赖之臣。坐使国破家亡而莫之悟”，最后谈到这正是清末中国社会无以抗衡西方积极运作“形而下”科技文明的原因，“以观清末，何独不然”。除此之外，在卷四《徒儒不足有致治》中也结合战国时期的特点，对诸子利弊进行考察。而此文开篇起声便提到“儒家之学，多尚空谈；与法家之务实事实效者绝然不同”这样的观点。在卷四《周秦法家对后世政治家之影响》中也提出“周秦诸子中，有志用世，以富强国家为己任者，莫若法家”的观点， 由此可见张先生对实用之学的推崇。这些“法家”即后世的政治家，在卷七中《王安石之气度》，卷八中《耶律楚材之才略》、《张居正之果毅》、《清初学者之坚苦卓绝讲求实用》，卷九中《张之洞有志匡济》，先生都著文对各朝各代致力于实干的杰出政治家“敢于变古，勇于任事”，“有志匡济，勤于建树”的政绩和胸襟激赏不已。这种对实学的重视也使先生将清代朴学也提高到相当的高度。在卷八《颜李实用之学》一文中，他虽然也指出颜李之学亦有不足，但对师徒二人“于就弊矫枉，实有开拓心胸，发越志趣之益”以及在末世提出改革教学理念的积极部分有赞语。

张先生在《学林脞录》卷十四《学贵有识》、《有学无识未可大成》，卷五《才学识》中谈到有大成的学者“才、学、识”三者都不可少，“余谓才赋于天，学成于己，识则赋于天者半，成于己者亦半也”，“夫惟识高，则所为书方见卓异耳”“亦惟识力高者，为能发凡起例，开示无数法门，此其所以难能可贵也”。虽然张先生以为“见识之尊卑，盖有天赋存焉，未可以人力争也”，也从未在自叙中谈过自己的天赋惊人，但从先生论著之中已可见其见识不凡。固然其勤于读书治学是其一，“生平无他事可述，讲习之外，惟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种耳”（《八十自叙》），也诚与其治学胸襟眼光开阔高远有关。若非天分，也是从其治学严谨勤奋之中来。此书中张先生具有“创”特点的见解屡屡可见。　《学林脞录》卷三《用新观点理解远古传说》、《宜去重中轻外之论》等篇中都可见其见解独到之处。《用新观点理解远古传说》一文中对经典中远古四位圣人之说用人类进化理论理解为“四个进化阶段”，而并非杰出人物。“有巢氏代表巢居阶段，燧人氏代表用火阶段……伏羲氏……取义于猎捕野物；神农氏可释为治田，取义于耕种土地。人类由住在树上，进而开始用火，再进而以渔猎为生，再进而栽培植物，此乃自然之进化顺序”。此文中对儒墨二家推崇的远古禅让制度，也就当时社会情况分析提出了新解，“其时当选之条件，全在刻苦耐劳、有能力为群众任事而又为氏族所爱戴之人。当选者惟感任务繁重，极其劳苦，而又无优厚待遇与特殊权力可言。故莫不彼此推让，而不致互相争夺，此即当时之禅让也”。这些观点放在对历史社会综合情况下，是可信服的。同时也可见张先生对既定成说的怀疑精神。《宜去重中轻外之论》一文中对“旧史言及中国与四裔，每喜重中轻外”的旧说用语言学说来推翻，“余往岁注《说文》，始订正许说。谓四裔之名，各有取义。古之造字者，莫不因其土宜习尚，随物立文。西方产羊，人以牧羊为俗，故羌字象之。南方多蛇，人擅捕蛇之术，故蛮、闽二字从虫。推之北方及东北习狩猎，故夷字从弓，狄字从犬。 自余有此解，而后重中轻外之论可去”。卷五《盘古》、《洪水》两篇中，对“盘古开天地”的说法也进行了质疑，广搜典籍，认为或可为形容状，或可为“浑敦氏”以来纠正“后世穿凿傅会、逞臆虚构之说”；对上古洪水传说以文字学来考证还原当时历史。还有如卷二《书籍名经原非尊称》、《伪古文尚书可降低时代去读》，卷三《古代传注有拘泥处不可尽从》，卷五《孟子所言古制多不足据》等文都是先生读书治学中秉承怀疑精神所成的见解，足以发人深省。

张先生在《八十自叙》中谈到“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此书中谈到对治史的见解颇多，散见于此书各卷。《学林脞录》卷一的《评史应从大处着眼》认为应如此评史“知其可贵者何在而精习之”，承接历代高论高屋建瓴地评判前人书写利弊。这种高处着眼的史学眼光固然也是先生胸襟气度一斑，同时也使其对学术常常有着学术史的视角，片语之间，一代学术风潮走向历历可见。比如卷五的《道咸以下治小学者之流弊》中在熟谙此时学术人物和作品的基础上直接指出“其弊有二：一曰，不穷跟株而专据工具书……二曰，不习简编而徒尊出土物”。在卷七的《宋之道学》一文中敏锐地看出“宋代言义理者，已多渗入道教之理论， 自成一种风气矣”。在卷七《宋代学术之广博成就》一文中“约略言之”各项成就，“宋人治经，首在辨明其书之时代及作者主名……宋代史学成就最大，至为巨大，为历代所不逮……地方志书，起源虽早，至宋代始有定体……搜集古器物而从事考证者”，宋代有滥觞并别开新学之功；宋人于文献学文字、声韵等各种分支名目“成就亦大”；“宋代学者之于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甚多……”，以学术史的视角排列而来。在《艺苑丛话》中对于书画、工艺都有学术史的论述。在《品书画第一》中，作《最早之文字》、《最早之绘画》、《商周时期之书法》、《战国时期之书法》、《秦汉时期之书法》、《两汉时期之书法》、《魏晋南北朝时之书画》、《隋唐五代时之书画》、《宋元明清之书画》、《书画之继承与创新》、《书画之聚散与保存》诸文，如此连缀起来，不啻为中国书画断代史。在《评工艺第二》对于石器、玉器、陶器、漆器、铜器、瓷器的工艺演化，对石刻文化的发展，对染色、刺绣的断代研究，都能找出学术史的脉络。在《论图画第三》这个部分，对图表的源起、功用、在学科交叉中的功用（如《图与表相互为用》、《表之用于治经》、《表之用于治史》）都做了分类的系统阐述。虽为散篇，却也自成体系。做到如此地步，不仅关乎学者治学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还有赖于学者治学的高远视角，足见先生以史学治学的功力。先生在卷十五的《须有魄力读大部书》一文中谈到“读书如克名城”的勇气和魄力，并提到自己通读《二十四史》的感受，“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之大书读毕，而胆识益进，其后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皇明经世文编》之属，悉轻蔑之如小书短册……”，这是何等治学气魄，与他所言的“通”学观点相通的同时，也使得其常常能为一代学术精辟总结。

张先生在《八十自叙》中言：

“少时诵陶靖节诗， 即想慕其为人。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斯又仰止高贤，情符曩哲。加以生长洞庭之滨，处山水清胜之境，观鱼跃鸢飞，天机活泼， 以为人生当适性自乐，安能降志辱身， 与时俯仰。 由是胸怀恬淡，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平生服膺老庄，有轻世之志。等穷达， 壹寿夭。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情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 当余晚岁闭门沉思，独造《通史》时，尝取范蔚宗论班叔皮语‘敷文华以纬国典， 守贱薄而无闷容’，书为楹帖，悬左右以自策励，亦可以见吾志趣矣。”

此语足见先生一生情志，此中虽有“平生服膺老庄，有轻世之志”，但实究其毕生学术，与庄子一般仍对现世有着深沉的关怀之情。而自言“胸怀恬淡，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却诚然如此。在《学林脞录》卷十的《轻名》一文中，他也谈到“在当时不高自标榜，不与人争名……惟能轻名，则必务实求是，不鹜于虚浮，所立卓尔，自不同于流俗也”。这正是先生毕生治学处世之写照，务实求是，勤勉为学治学，且秉承求是怀疑精神，所立卓尔，以坦荡淡薄胸襟成就“通人之学”。读先生巨著其中之一《爱晚庐随笔》，在缤纷丰采学术慧思的通学之书中，怀想感悟先生的通人之才，成此文。

注释

①《张舜徽其人其学其书》，《中华读书报》， 2006年3月6号。

②⑨⑩见《张舜徽集·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3、 201、 194、 29～30、 310、 203、 99、 44～45、 216、 222、 352、111、 33、 354、 355、 341～342、 331、 99、　124、 85、 84、　155、 210、189、 312、 102、 66～67、 69～ 70、 108～ 109、 18、 105、 149、 149～ 153、340～341、 222页。

③见《芸端梦余》，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4“书衣文录”。

④在张舜徽先生去世后，思想史家蔡尚思著文指出：国学大师“是指旧时所谓经、史、子、集等部图书都读得多，也研究得深，而且有自己见解的。这同时也可以叫做‘通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似乎也只有柳诒徽、钱穆和张先生等少数人”。可参看。见《通人张舜徽先生》，香港《大公报》， 1994年2月18日。曹聚仁有言：“有人问我，在新中国，研究国故学的，还有没有如钱宾四这样通博的人？我听了不觉大笑……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可参看。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87页。

⑤见《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0、 2、 1、 1～2、 2、 2、 2～3页。

⑥⑦见《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2～3页（张舜徽先生以为“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首先在于能‘创’……其次在于能‘通’”，可参看）、卷首“叙论”。

⑧见《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第473页。

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204页。

见《旧学辑存》，齐鲁书社，1988年，卷首“序目”。

见《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7～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