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廖燕的推崇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读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有廖燕《二十七松堂集》一目，而且推崇备至，与其他研究清初文史的论著极少述及廖燕相较，觉得此事并不简单，因有感言焉。③在张荫麟看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讨论清初的学术文化与思想不及廖燕，是一个遗憾。其实，不仅是梁启超的有关著作，降以至今的思想史、学术史著作，谈到廖燕的，真是凤毛麟角。“清人文集夥矣。”想在清代文献典籍中找到廖燕的名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廖燕的推崇

谭邦和*

*作者简介：谭邦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读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有廖燕《二十七松堂集》一目，而且推崇备至，与其他研究清初文史的论著极少述及廖燕相较，觉得此事并不简单，因有感言焉。

清初学术闪耀着思想的光辉，治清初学术者，心灵每被照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到这一段时，难抑欣喜地说：“那时候学界气象，如久经严冬，一旦解冬启蛰，万卉抽萌，群动蠕跃，煞是可爱。”①这种“可爱”在中国学术史上煞是难得，应当珍惜和发扬，因为专制社会并不欣赏这种“可爱”，文字狱的屠刀举起，学术就会转向，自由的学术空气就被窒息，也如梁启超所言：“康乾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已渐渐成为化石了。”②显然，在梁启超的感受中，抽去了思想的学术，也许仍然“可敬”，却没有清初那么“可爱”了。

我一向认为，明末清初的历史文化蕴藏着宝贵的思想资源，曾经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产生巨大影响，在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还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对那些致力于明末清初这份宝贵思想资源之挖掘与阐释的学者论著，总是充满敬意，自己也想在其中尽点微力。梁启超先生对清初学术的推崇显然大有功于此。不过，被梁启超一见即惊为天才、钱穆也赞其“天才英发”、陈寅恪则许为“清华近年学术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可惜37岁就英年早逝的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却对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批评，他说：“明清之交，岭表有一学者焉，孤掌高擎，毅然与根深蒂固一世弇从之传统制度作战；其在学术上之创建亦足以名家而不朽。而其人生既寒微不显于当时，没复湮晦不彰于后世。梁任公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凡清初在学术界稍有建树之人，类为表暴，而斯人独不与焉。其遗书虽通行于日本，在中国则孤本仅存。斯人为谁？曰曲江廖燕。”③在张荫麟看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讨论清初的学术文化与思想不及廖燕，是一个遗憾。其实，不仅是梁启超的有关著作，降以至今的思想史、学术史著作，谈到廖燕的，真是凤毛麟角。

张舜徽先生在一般学人眼中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历史文献学家，他读过那么多书，写秃竹林奉献给学界那么多文献学著作，并且创立和领导了中国历史文献学会，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文献学事业，也许会有不少人因此认为先生的学术止于文献吧。而在我的印象里，先生不仅是一位渊博精深的学问家，而且是一位睿智敏感的思想者，其学术研究的追求远不止于文献。他对古代文献的著录，三言五语，总能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字里行间，意趣流淌，灵光闪烁，启人茅塞，令人思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为编写《中国散文大辞典》的缘故，通读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今有机会为先生写点纪念文字，重读此书，仍然时时有被启蒙，读得意趣盎然。

《清人文集别录》有一个重要的功劳，即在整理评价清代学术史绩和挖掘清代思想文化资源方面，舜徽先生借文献著作体例之便，不再像一般史书专论那样只是人云亦云地围着顾、黄、王、颜等参天大树再评说一番，而是一步走进了深山密林，更多地发现和更多地展示了清代思想丛林的原始生态，并且经过拣选，把那些因为僻处荒野而被忽略遗忘的珍奇送到读者面前。

“清人文集夥矣。”④而且，《清人文集别录》不是《清人文集全录》，舜徽先生寓目一千一百余家，却只录存六百余家，弃取之间，显示出丰盈的学术智慧，也表现了鲜明的文化立场。有的集子“博大精深”，先生“常加籀绎”；有的集子“胜义缤纷”，先生“再三诵习”；有的集子“瑕瑜互见”，先生“仅涉猎一周”；有的集子“辞义庸浅”，先生“览之不欲终卷”，有的集子“未厌人意”，先生“等诸自郐，存而不论”，先生自比季札论乐，对自己的弃取和品评有充足饱满的学术自信：“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多在其中矣。”⑤

如果仅是历史文献学家的眼光，做的也仅是文献学的工作的话，先生似乎不必如此严厉，寓目一千一百余部文集而只录六百七十余家，汰除者近半矣。在近于严苛的择选弃取中，有一个少见的文集却入了先生的法眼，有一个陌生的名字却被先生大写。这个文集叫《二十七松堂集》，这个名字就是前文张荫麟批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遗忘了的廖燕。

想在清代文献典籍中找到廖燕的名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清史稿》无载其人，不算奇怪。20世纪以后的清代文献，也常常不见其人。例如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发起，由恒慕义（A·W·Hummel）博士邀集东西方五十余位学者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极为丰富的藏书”⑥，费时八年编成的《清代名人传略》，胡适称其“作为一部近三百年的传记辞典，在目前还没有其他同类的著作（包括中文的传记在内）能像它那样内容丰富、叙述客观并且用途广泛”⑦。这部大书收入“清代名人”八百余，可是其中也没有廖燕。恒慕义在谈及本书可能有重要人物漏载的遗憾时说：“西方人的确很关心并常常询问这样一些人物，诸如艺术家、名工巧匠以及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他们藐视宦途仕进，隐居著述，即便他们留下什么遗著，不是失传就是被毁了，因为他们愤世嫉俗，不能迎合当时的潮流。”⑧廖燕应该属于恒慕义所指“独立思考的思想家”那一类，还可以说是“藐视宦途仕进，隐居著述”的艺术家（廖燕是一位才能卓异的戏剧家），他的著作可能没有被恒慕义等美国学者发现，因而没有为其立传，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三十年代谭正璧先生编写《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收六千八百余人，竟未给廖燕一席之地，以谭正璧先生的眼光以及该辞典的体例，不至于知而拒之，只能说他当年搜集原始材料的方式比较注重官方文献和常见史料，搜求还不细致周备，不能不说是这部工具书的一个缺憾。清末著名学人叶衍炎及其孙文史学者叶恭绰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了留下清代学者的生动影像，他们爷孙俩广求包括方志家谱在内的各种官方地方文献，数十年前仆后继接力完成了一部《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问世，第二集1953年自费影印面世，今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像传》费尽心力，搜得清代学者368人，自然也没有找到廖燕的影像。

廖燕在多种涉及清初文史的论著中是否出现，当然与该作者是否见过《二十七松堂集》有关，因为《二十七松堂集》确实少于流传，道光二年（1822年）阮元所修《广东通志》，在《艺文略》中收录了《二十七松堂集》，却注明“未见”，证明当时此书已难见踪迹。但此书后来流传到日本，经日人监察妻木于日本文久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重新校刻后再传回中国，已非绝难寻觅。至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韶州利民印务局铅印《二十七松堂集》以后，再说其书“未见”就只能说是搜书未遍了。其实早在乾隆年间，沈德潜做《清诗别裁集》就收了廖燕《饮酒》诗一首⑨。沈粹芬等辑成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出版的《清文汇》，更收了廖燕《游碧落洞记》、《游潮水岩记》、《九曜石记》、《品泉亭记》四篇游记散文⑩。四十年代，廖燕的集子应该流传稍广了，周作人成于四十年代初年的《书房一角》中有《记二十七松堂集》一篇：“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以前只有日本翻刻十六卷本，首有文久壬戌盐谷世弘序，即清同治元年（1862年），此版似至近时尚存，故书甚常见，每部十册售价才二金耳。”他本人就是当时从杭州买到了康熙时原刻本，并与日本翻刻本稍作比较之后，写下了这篇得书笔记的。

可以推想，如果把读书未广的情形置而不论，论及清初文史提不提到廖燕，并且如何品评，其实从更深刻的认知来看是一种学术态度，其中是有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问题的。大抵文化观念比较中庸，价值取向偏于正统的论者多持回避态度，而学术观念方面重视思想价值，人生态度方面赞赏个性才情的论者，却往往对其一见钟情。廖燕作品中渗透着浓烈的反程朱意识，这与朝廷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环境是相违的，同时廖燕交往明遗民，崇拜金圣叹，异端化倾向突出，张扬个性，奇思怪论颇不合于当时，而与明代叛逆思想家李贽相近，这无论如何都是易触朝廷忌讳，因而一般文士不敢亲近的。《清诗别裁集》、《清文汇》虽选了廖燕，但都没选或者是没敢选廖燕作品真正闪光的金玉。一些关注过《二十七松堂集》并为其写下感想文字的文人，也往往摆出一副正统文人的模样，要说几句不屑之言。例如晚清著名学人李慈铭光绪壬午（1882年）十月十五日曾夜读《二十七松堂文集》并作《二十七松堂文集提要》，应该算是有功廖燕传播的文人，但他在《提要》中却居高临下地说了几句不阴不阳的话：“盖山野声气之士，而议论偏谲，读书无本，不脱明季江湖之习。其为《金圣叹传》，极口推服，称为先生……则宗尚可知矣。”不屑之情，溢于言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对廖燕的诗评价比较高，赞其“《山居诗》七律三十首，襟怀淡宕，寄托遥深，实是继屈、陈而起”，认为其“诗之造诣，或在文上”。可还是老调重弹地提起了李慈铭的评论：“慈铭称其《南阳李公传》杂采野记而成，非别有见闻也。《金圣叹传》，则瓣香所在，而自居何等，亦可知矣。”认为一个推崇金圣叹的人，其自身追求的旨趣也就不高了，还说廖燕为文不过“稍能驰骋，命题用字，有极可笑者”。也许是这样的一些评价就成了定论，进入现当代，流行的文学史（包括分体的散文史、诗歌史、戏曲史）、文论史、思想史、学术史著作很少讨论廖燕，流行的诗歌选、散文选，也极难见到廖燕的作品。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廖燕的名字才在某些著作中露面，但仍是知音稀少。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经历坎坷的才人志士，推崇气节个性的批评家，思想敏锐的读书人，见之即惊为奇人奇文，佩服不已。廖燕三十多岁的时候，当时曾因言事获罪后来削发为僧的著名遗民澹归和尚，得到廖燕的书信，即大惊服，复信赞其“英敏过人，为韶阳之翘楚也”。后来又作《廖梦麟诗序》盛赞之。著名的“宁都三魏”中之魏礼，对廖燕极为欣赏，不远千里，与之订交，对其文章多有品评，如赞其《汤武论》曰：“奇甚确甚。非具二十分胆识，谁敢如此下笔。可破千古腐儒之见。”点评《高宗杀岳武穆论》更以“照胆秦铜”相誉。当时的著名抗清义士陈邦彦之子著名文人陈恭尹，与屈大均、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和廖燕一旦结识，“便携其文，遍赞名士”，极力推荐，盛称其“人真妙人，文真妙文”。乾隆三年（1738年），即廖燕死后三十三年，高纲来任韶州知府，于廖燕家得《二十七松堂集》，“披览残编，为之狂喜。好友沈樗庄方卧病，依枕读之，亦跃然以起也”。“文章有神，固如是乎？”高纲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澹归、魏礼、陈恭尹是廖燕生前清初学人中三位最为著名的推崇者。

现当代老一辈著名学者中，也有几位著名的廖燕推崇者。

一位是黄节。他1905年在《国粹学报》第九号上发表《廖燕传》，列述其真知卓识，文章结尾黄节感情沛然心驰神往地说：“黄史氏于笺纸中而得见柴舟之影照，则憬然，其为人也，卓立人表，凌厉激宕，有不可一世之概者邪，吾仿佛犹见之。”

一位是容肇祖。他1926年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0期、第21期接力发表了两万余字的长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廖燕的生平与思想，最后的总结文字里他说：“廖燕对于诗文上，一切主张根本于性情，实足为文学革命的先锋。”

一位是张荫麟。他1926年在《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了《〈记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提要》，称廖燕“毅然与根深蒂固一切弇从之传统制度作战”。

一位是赵贞信。他呕心沥血地搜求资料，在学友丁稼民近万字草稿的基础上，1940年完成了八万余字的《廖柴舟先生年谱》，为研究廖燕的学术事业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一位是文学史家刘大杰。他独立完成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成于1939年，1941年出版，下卷成于1943年，1949年才出版，下卷在“晚明文学思想的继续”专节中为廖燕开辟了专门的条目，与金圣叹、李渔、袁枚并列，说廖燕“在鄙薄程朱理学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李贽的精神。他对于古代人物和经典著作的评论和解释，很多表现了他的独特见解和离经叛道的精神”。联想到此后至今数以百计的形形色色的集体编著之《中国文学史》著作，极难见到廖燕的名字，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显得特别可贵。

较晚是顾易生。他在1983年第2期的《复旦学报》上发表了《清初廖燕的异端精神与文学批评》，本文前面曾说到李慈铭、邓之诚对廖燕给金圣叹作传颇有轻蔑的意思，认为其宗尚境界不高，而顾易生说：（廖燕）“把金圣叹当作为文学批评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先驱者加以热烈地歌颂，其意义已超过了对金圣叹本身的评价，鲜明地反映出廖燕自己的进步倾向。应该看到，廖燕这篇文章还是在金圣叹遭到封建统治者杀害的不久之后写的，这种面对屠刀敢于挑战的才、胆、识、力，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比顾易生的文章早20年，也就是1963年，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卷三中著录了《二十七松堂集十六卷》（日本刻本），对廖燕极力推崇。先生对廖燕的推崇文字其实还出现在另一本书中，那就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学者名人传》，后者廖燕条目的执笔者为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同事、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和宋史专家王瑞明教授，不过可以判断，在学者如林的古代限选100人，廖燕的名字与孔子、墨子、司马迁、王充、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著名历史人物排列在一起，一定是先生所乐见的，以王瑞明教授更多研究宋史的背景来看，甚至很可能就是作为主编的舜徽先生确定廖燕入围名单的，传记文字所持的见解与先生《清人文集别录》也是一致而可以参证互补的。不过执笔者毕竟是王瑞明教授，所以我们还是主要以《清人文集别录》的文字来讨论先生对廖燕的推崇。

限于体例，《清人文集别录·二十七松堂集》不可能长篇大论，而是以精洁的文字提炼其精粹，同时又不惜篇幅地征引其精彩。概言之，则赞廖燕“为文颇疏隽，而议论见解，尽有佳者”。在例举一些“佳者”之后，复又赞“此皆洞达著述本原，非有通识卓见者不能道。”“议论甚通，尤足以益人神智也。”“凡此数言，悉甚透辟。大抵是集史论诸篇，均有新意，能发前人所未发。”在有限的篇幅里，先生对廖燕的《明太祖论》一文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与推崇，大段引录了其中的句子。他说：“《明太祖论》，自是集中杰出文字。以谓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惟圣人知其然。而惟以术愚之，使天下皆安于吾术，虽极智勇凶杰之辈，皆潜消默夺，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后天下相安于无事。故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非焚也，自此不复读，与焚无异也。”我读《二十七松堂集》的体会是，《明太祖论》确实是廖燕作品中最富于思想智慧和文化识力因而最能代表廖燕作为思想者的高度与深度的文章，并一直认为这篇文章是中国启蒙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廖燕对杂文小品的思想深度及审美追求是：“照乘粒珠耳，而烛物更远，予取其远而已。匕首寸铁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明太祖论》也是一篇短文，正代表了他在这个追求上所达到的高度。这篇文章不仅尖锐地指出了八股科举腐蚀学人、败坏学风、危害学术的深重弊恶，而且透辟地分析了八股举士的科举与封建专制制度巩固延续之间的深刻内在联系，刺破了封建专制君主推行愚民文化的一个操作暗箱，破解了专制制度一个十分要紧的文化机密。确实如舜徽先生所言，是一篇难得的“杰出文字”。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先生的摘录把“以术愚之”、“明巧而秦拙”、“不焚而自焚”这些闪烁着思想灵光的文字都摘出来了，却忘了还有一句妙言，“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我认为这是廖燕一个非常独到的发现。说清楚这个“深奥”的道理，够写一大篇文字。

此外，受到先生推崇的还有《春秋巵言序》、《易简方论序》、《复翁源张泰亭明府书》、《傅说论》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有独到的见解。先生尤其欣赏和赞同的是《答谢小谢书》里面提出的“读无字书”的理论，从他曾给亲密弟子王玉德题赠一幅长达两米的篆书横幅，大写“读无字书，为有益事”，可见先生对廖燕“读无字书”的理论体会深刻，深相肯契。

作为历史文献学家，先生对包含各体散文的《二十七松堂集》，显然稍轻其写景叙事游记传铭之类，而最看重的乃是廖燕的史论文章和论辩文字，最推崇的是廖燕的史识和卓见，而其中最宝贵的是那些“洞达著述本原”，“非庸常文士所能逮”，“能发前人所未发”的“新意”。也就是说，舜徽先生最推重的乃是作为卓越独立的思想者的廖燕。

说来有趣，在评价廖燕议论文字的价值这个事情上，先生似乎要为廖燕抱个不平，打打嘴仗。我们前面曾说到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对廖燕的议论文字有些不以为然，居高临下地说了几句不阴不阳的话，舜徽先生对李慈铭的评价断难认同，因此也以略带轻蔑的口气说：“清末李慈铭独谓其议论偏谲，读书无本，不脱明季江湖之习。此殆犹持考据家之矩镬以绳之，固不足以测其浅深耳。”不仅此处对李慈铭略示鄙薄，而且在《清人文集别录》著录李慈铭《越缦堂文集》时，似乎还要“纠缠一番”，张先生态度严正地说：“余尝反复究览，知慈铭于经史小学，皆无专长。一生又好雌黄，不轻许可，终不免文士陋习。《清史稿》列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又不客气地揭其老底：“慈铭尝自谓生平所不忍自弃者有二：一则幼喜观史，一则性不喜说部（见咸丰六年四月十五日日记）。此亦自饰之辞也，余观其平日涉览，全在宋、元、明人说部书。于经学小学，用力本浅。年三十二，始得读段注《说文》，他可知矣。”认为他学问浅薄，并因此说他“欲续邵晋涵之志，从事南宋九朝史迹，以成一书，皆徒托空言，力不克任”。说到这里，先生甚至忍不住教训起来：“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沉潜书卷，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得之，然后敢著纸笔。”接着先生似乎还幽默了李慈铭一把，说“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啊！“慈铭少时偃蹇乡里，徒骋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书卷，为日无多。虽有涉猎之功，竟无专精之业。故于经史大书，无能为役。”“平日所汲汲者，不过奉乾嘉诸儒群经新疏数部，览笔记数卷。自炫博雅，睥睨当世，固一时文士之雄也。”这些批评文字语含讥刺，似乎有些幽默，还带几分挖苦，也许有点刻薄，但句句都源于事实，根柢学理，故鞭辟入里，正颜厉色，不容辩驳。若于九泉起慈铭而问之，亦当赧颜以对而已矣。先生在批评其“一生又好雌黄，不轻许可，终不免文士陋习”的时候，肯定记起了李慈铭对廖燕《二十七松堂集》说的那些不阴不阳的话吧。以地位论，廖燕一山野布衣，慈铭则进士而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以著作论，廖燕不过薄薄一集，而慈铭则目录数十，著作等身，可是同入《清人文集别录》，二人都只能听凭先生铁笔品评，天差地别，一个贬之不留情面，一个褒之满口赞语，由此可见先生铁面无私，史笔千钧，真正是“不轻许可”，而绝不信口雌黄。我们也因此更信任先生对廖燕的推崇是学问之事理逻辑所驱，绝非一时之兴和个人爱好。

廖燕是清初学界一个僻处山野的杰出而孤独的思想者。后世学人抑或不知，抑或不喜，抑或因其大胆的思想暗含可惧，故敬而远之，因此后世鲜有知音。但还是有这么多学者发现了他的价值，并加以推崇。我们上面的列举，似乎就形成了一个廖燕的推崇者名单。可以看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欣赏和赞扬廖燕的胆识锋芒，特别是类似于李贽的那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个性与自由独立的学人精神，他们是把廖燕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来推崇的。

我们的民族被封建专制制度奴役了几千年，正宗主流的思想文化学术传统不鼓励思维个性与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甚至对学者独立自由的学者品格常施压制迫害，由此导致学术文化氛围的沉闷压抑甚至死寂。不过在那个黑压压的普遍持着跪姿的人群中，还是不时有思想者勇敢地站立起来，指出一些根本事实的存在，说出一些令人清醒的话语。他们的存在，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希望之光。不过黑云压城，即令对这些人给予赞赏和加以推崇提倡也是需要学术识力和思想勇气的，所以这些推崇者和赞赏提倡者的出现本身也显示出别样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们其实站在了一起，壮大了思想者的队伍和声势。

对于廖燕，一些人不知，一些人鄙薄，一些人回避，一些人沉默，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热情洋溢地推崇，在我看来，这是学术追求、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所致。对于廖燕，张舜徽先生站在了推崇者的队伍里，以先生严谨甚至有时很严厉的学风来看，这是先生十分慎重的选择。首先当然是学理性的，但也包含着文化热情，是一种人文情怀。

张舜徽们推崇廖燕，他们惺惺相惜，这是思想者之间的事情。也许有些“道学家”还在角落里冷笑着，那些“纯粹”的学者，“纯粹”的文献学家，也不会来参与。

但这就是差别。

是不同的学术境界。(www.daowen.com)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③张荫麟：《〈记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提要》，《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第299页。

④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 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⑤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 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⑥戴逸：《清代名人传略·汉译本序》，见［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⑦ 戴逸：《清代名人传略·汉译本序》，见［美］A· 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