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清代儒林苑囿里的问学门径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我并未能就此而深窥张舜徽先生的学术，而是在张先生的文集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这才重新来看看张先生给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中有《清人文集别录》。而顾颉刚这样评价张先生这本《清人文集别录》实在是不容易的事。这其实是张先生论学的一种导向，在《清人文集别录》中，他就摘录了许多作者的论学之言。

阮　忠*

*作者简介：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武昌桂子山上常可以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身影，他总是以带着淡淡微笑的面容有意或无意地看看过往的人流，移动着那略显蹒跚的碎步。直到1992年的一天凌晨，家人发现他没有按照通常的生活习惯醒来伏案工作，才知道他永远告别了深爱的桂子山和中国古典文献事业。这位老者就是张舜徽先生。

我与张先生没有太多的交往，只是因为常与在桂子山上漫步的他不期而遇，自然让我在先生眼里觉得面熟，于是有了两次算得上近距离的接触。一次是在历史文化学院的一楼大厅，先生跟我谈起他的著述，告诉我，一生用力最多的是《说文解字约注》。对于先生的著作，我那时候仅仅翻检过《周秦道论发微》，却因心不沉潜，行无涵泳，终不能得其门径。所以对先生之言只能颔首，不敢轻置一词。另一次忘了是为何事去他府上拜访，那时先生的煌煌巨著《中华人民通史》出版不久，说到这部书的写作，我问及先生对史料的把握，先生说他自幼熟读二十四史，材料的征引信手拈来，且行文一气呵成而无誊正之习，令我感佩不已。

然而，我并未能就此而深窥张舜徽先生的学术，而是在张先生的文集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这才重新来看看张先生给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中有《清人文集别录》。张先生对清人之学研究甚多，除《清人文集别录》之外，还有《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清人笔记条辨》、《清儒学记》等等，构成他关于清代学术的完整思想。据说，《清人文集别录》196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之后，史学家顾颉刚给张先生写信说：“先生所著诸书，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輶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香涛”是晚清张之洞的号，他的《輶轩语》、《书目答问》风行天下，惠于后学良多。连张先生都说它们“开风气，示涂轨，谆谆启牖之意，不可没也”①。而顾颉刚这样评价张先生这本《清人文集别录》实在是不容易的事。而张舜徽先生那一年52岁。

我没有去考证顾颉刚先生的话，读《清人文集别录》确有“示学者途径”之感，尤其是对于清人之学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张先生在《清人文集别录序》里说：“清人文集夥矣。以舜徽之陋，所得寓目者，才一千一百余家。……顾每集读毕，辄好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指，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各为叙录一篇，妄欲附于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而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多在其中矣。”②这是很实在的话。所谓“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指，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是别录之体的基本精神和内涵，博观约取，辨证是非是必不可免的。张先生也有这样的用心，所以他同时又说：“今于辨章学术之际，凡诸家考证之语，论断审密，信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亦特为拈出，以与学者详之。”③在这样的过程中，张先生眼界甚阔，他所要勾勒的不仅是清人文集的基本状态，而且想通过这些文集展示清代学术的变迁或说兴替。

张先生幼承家学，他在告别人世的前一年写下的《八十自叙》中历数了自己的治学与著述历程，其中有一段文字引起我特别的关注，这就是先生说的：“少时诵陶靖节诗，即想慕其为人。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斯又仰止高贤，情符曩哲。加以生长洞庭之滨，处山水清胜之境，观鱼跃鸢飞，天机活泼，以为人生当适性自乐，安能降志辱身，与时俯仰。由是胸怀恬澹，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平生服膺老庄，有轻世之志。等穷达，壹寿夭。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情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这番话表白先生早年家学之外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洞庭之滨自然山水陶冶他不愿与时俯仰的性情，所谓的“适性自乐”是寻求个性的张扬而不降志辱身。二是追求的“适性自乐”同时近步陶渊明而远承老庄，不失为人生的最高境界。陶渊明或老庄以自然与恬澹为人生精神，影响到像张先生这样的后学在欲沉溺于经史之学的时候，能够真正地浸渍其中而有所得。张先生就是典范，当然他所从事的远不限于经史之学。

也许是从个人的心性或好尚出发，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在古代文献学的“别录”体中多少有点“出格”。因为自西汉刘向创“书录”或“叙录”或“别录”之体，其内容往往只是该书作者、内容、学术承传与得失方面的介绍或评说，并用不着在本来就短小的篇幅中录入作者的话语。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是。然张先生很在意学问的方法，他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就专讲方法。这其实是张先生论学的一种导向，在《清人文集别录》中，他就摘录了许多作者的论学之言。这固然是表明他言之有据，并为自我提供了评说他人之学的机会，但同时让读者通过他的记录和认识，以见清人及张先生自我问学的门径，从而对读者有双重的启示，这是颇有意味的。

二

张先生在《香树斋文集别录》中说：“陈群虽显贵，终身自奉俭约如寒素。平生教诲子侄诸孙，亦时以攻苦食淡为训。尝谓衣食随分，有五觔棉花，便可过冬；人日进粥二瓯，便可撑肠。解得此意，怡然自乐。第一要有胸襟，读书固要苦心，然须会寻乐趣。”④我不知道张先生如是说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怎样的关系，但在这番话里，仿佛可以看到他自己对生活与学问的要求。在生活上，衣食的“随分”意在不要有过多的欲求，以便用心于读书；在读书上，煞费苦心，根本上要能够在安分或说安贫中享受读书的快乐。他一生经历过战争的动乱和自然灾害的困苦，艰苦岁月没有改变他的攻书之志，甘于贫困的淡泊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他称道法式善说的“天下事惟平淡可以感人，真切可以行远”为“名通”，视之为处世接物的基本立场。

这当然只算得是读书的前提，对这一前提更让人激奋的表达是他在《夏峰集别录》里引用的孙奇逢之语：“学者动言目前为贫所苦，为病所苦，为门户所苦，为忧愁拂逆所苦。不知学之实际正在此。贫病拂逆，种种难堪处，不可轻易错过。若待富贵安乐始向学，终无学之日矣。……能处人所不能处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忧，其中必有大过人者。遇事便束手，被辱即动心，逢忧则动气，人可得而颠倒之，驱役之。儒生俗士之浅浅者耳。”这较之陈群之言更进了一步，读书人不仅要能甘于贫困，而且还要能够甘于苦难。孙奇逢说人苦之时，也正是读书之际。而常人正像魏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的“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人在贫贱时不能读书，富贵时也是不能读书的。张先生忍不住在孙奇逢的话后下了断语：“若此诸言，读之令人气壮。真是起废立懦，逾于庸常语录之书空谈心性者万万也。”⑤“起废立懦”是要人不因生活的艰难丧失读书的意志，安贫乐道方能有所成或说有所大成。而生活中能够采纳这样真切之言的人并不多，许多人懂得这个道理而不能付诸实践，像张先生在《柏堂集前编别录》里批评的方宗诚就是一例。张先生说尽管方宗诚口说欲成一艺当淡嗜好、寡营求、甘寂寞之类，实际上又急于建立功名，不能真正地甘于寂寞、自我食言，以致学问不能做大。

我理解张先生的话，他一向不赞成空谈心性，对读书治学之道最根本的领悟是从做人开始，所谓甘贫甘苦之说，都是做人的功夫。应该不是偶然，他在《舜水文集别录》里引用了朱之瑜在《德始堂记》里说的：“夫学者所以学为人尔。子臣弟友，皆为学之地；忠孝谨信，皆为学之方；出入定省，皆为学之诗；《诗》、《书》执礼，皆为学之具。终身处于学之中，而一心越于学之外，欲求如古先圣贤也，其可得乎？”这在理论上并不新奇，二千多年前孔子学《诗》的事父事君论可谓是求学的人伦原则。而这里朱之瑜对读书的认识，让人感觉到是张先生自己心志的一种表白，是读书的起点也是读书的最终归宿。从这里出发，读书本身就应该是很实在的事情，玩不得半点玄虚。

与此相应，张先生在《祗平居士集别录》中，摘录了王元启《与萧聿修书》中的一段话：“读书之法，第一要字字求解，又要多读。求解方能得其深处，不致获貌而遗神；多读则其中神理血脉，自然融洽，不致强探力索，生穿凿之病，而其所不解处，亦自能曲会而旁通。”这话最根本的意思是读书既要获其貌，又要得其神，神貌相宜也就不会曲解或穿凿。张先生随后评说：“凡此诸论，力戒后生轻浮之习，教人下学功夫，从平易切近做起，最为笃实不欺。”⑥张先生从王元启的话中领悟到学人的轻浮之习是获貌遗神的所在，说读书应当弃轻浮而崇笃实，从“平易切近”做起。所以他称道王元启多读和字字求解的读书法，反对学问上强探力索的穿凿之病。如他在《榕村全集别录》里说李光地：“光地阐述理道之言，大抵袭取前儒旧论，鲜所发明。观其引申克己之义有曰：‘古人制字之义，斩心谓之惭，刃心谓之忍。故克己之功，始于惭，成于忍。’斯则望文生训，穿凿已甚，尤有以见其不学无术也。”⑦李光地的穿凿实在有点滑稽可笑，引发张先生“不学无术”的批评是很自然的。他还批评庄有可，说庄解字说经，以《论语·学而》之“而”为古“濡”字，山形如宿鸟曰“崔”之类望文生训，多可笑者。同时，他又不取袁枚的“以钞录故实为考据，抒写性灵为著作”⑧，因为前者有材料而无见识，后者有性情而无学问。

学问之道从“平易切近”的读书入手，要的固然是明意穷理，但还要能出于书本之外，有所创新。他在《田间文集别录》里引用了钱澄之在《瓠野集序》里的话：“不读书，则词不足以给意，不穷理，则意不足以役词。若读书而不穷理，则见解为章句所牵，志趣为先儒所阻。其为文也，依经傍传，不能自出一语，遵大家之矩镬，袭古人之陈言。是其言非己之言，而人之言也。”张先生说：“此皆名通之言，足以矫俗士模拟之陋。今持澄之斯论，以衡其所自为之文，信乎无所依傍，自辟蹊径，孤怀高识，创见极多。”⑨读书自然是要明理，不明理则言不能己出。张先生期待的学问上“无所依傍，自辟蹊径”，是说读书人既能走进书本，又能从书本中走出来，而有自我的识见，并表现为对旧学的批判与创新。所以他很赞赏钱澄之：“余观澄之之文，才气骏发，不可控抑。非特一扫明季之陋，即清初诸大家，亦鲜有能与抗衡者。由其学养深醇，气积势盛，有诸中形诸外，不期工而自工。即以文论，亦自不废大家。”⑩

这样的评价在《清人文集别录》里并不多见，张先生待人平和，但从他的著述审视，常透出傲然不羁之气，如他在《三长物斋文略别录》里批评黄本骥，说“经史之学，本骥所得至浅。论及诗文，尤多偏见。生乾嘉诸儒之后，未能读戴、段、孔、江之书，乃亦侈谈韵学，思自出己见，别为部类，益见其心勤而事左也。……综其一生病根所在，不外读书太少，见闻不广”；批评武亿“生平深于经史，七经注疏、三史、涑水《通鉴》，皆能暗诵（见《汉学师承记》卷四）。则其蕴蓄宏富，根柢雄厚，宜其邃于群经及金石之学，卓尔不群也”。张先生批评曾镛论说人皆知的事以为经义，太无根柢，实由读书不多，见闻浅陋。这与张先生对钱澄之的赞誉相较，可以感受到他对待读书、学问的基本立场。这就是要求读书人真正的“学养深醇”。这一点从《湛园未定稿别录》里张先生评说姜宸英也可以看到。张先生说：“宸英学养醇粹，集中论古之篇，多具特识。”学养对于学问之道的重要性于斯可见。

同时，不单是学养，还有日积月累的学者气势，即能够蓄于中而敢于发于外，达到“不期工而自工”的学者境界。否则就像他在沈德潜《归愚文钞别录》里说的：“德潜虽登大耋，而气势萎弱，集中文字，皆短篇小制，不足以振其辞。此则由其学养不深，根柢甚浅，虽欲繁其枝，不可得耳。”尽管他对沈德潜论诗能鞭辟入里有高度的赞许。

三

在《居易堂集别录》中，张先生说徐枋：“枋论文贵乎深造自得，苟造其极，何必古人。观所自为之文，亦确能摆脱前人窠臼，辞气健拔，足以自振也。”他还说程廷祚：“大抵廷祚之治经，不尚墨守，一主于深造自得，欲空所依傍，卓然独立于世。”张先生在这两句话里用的同样语言“深造自得”，蕴含了学人与我思的双重性。学人的“前人窠臼”，我思的“不尚墨守”，因后者的不因循才有学问上卓然独立的发生。张先生言及此，话语里满是誉扬之气。所以当王鸣盛在《古经钩沉序》里说学贵以古为本、求古即求是，舍古则无是的时候，张先生怒斥：“此言实亦大谬。夫古人之说未必是，后人之见未必非。”信然。关键是学者能否判断古人之“未必是”及后人的“未必非”，这是学者“识”的功夫。

张先生于学是求新的人，古代士人确实少有为学而不拟求新，求新在他看来并非易事，不依傍、不因袭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依傍、什么是因袭；得知道古人及其文的弊端，即魏禧在《八大家文钞选序》里说的：“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学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涤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则天下之病，皆萃于吾一人之身矣。”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通过读书人的学养来鉴识。不知其非病之处，何以知其病之处呢？同时，张先生曾感慨王甗在《四书补考序》里提到的治经二病说，即“其强记者，多傍汉人门户，即遇梗塞，往往穿凿附会，不惮屈经以伸其说。而一二颖悟之士，又卤莽自用，务立异以轻訾前人”。他说王甗“深中末流之失”，“非博学高识，未易骤几”。这表现了张先生自己不主依傍及随性妄发的学者立场。

张先生乃博学之士，曾在《八十自叙》里说：“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张先生这二十多年的研读岁月，奠定了自我深厚的经、史、子诸学根基。他不主张守一经一义，实际上也从未守一经一义。在《杨园先生全集别录》里，他引用了张履祥《初学备忘上》中说的“凡治一经，必兼通他经，而后一经始得通晓”等语之后，说道：“此识此议，至力通核，足以发人深省。其后乾嘉诸经师，多固守一家之义，而注述之业，尤为庞杂，履祥皆不啻预睹其失焉。”张先生批评乾嘉以后的经学之士有两种毛病，一是“固守一家之义”，这“固守”无异于自设限阈而不越雷池，使自己的学术视野狭小，并会自然地带来胸襟的狭小，以致“取径既狭，所就便小”。二是庞杂而不专精，不免沦于耳食肤受，浅尝辄止。张先生在《二曲全集别录》里，借李颙的话说：“君子为学，贵博不贵杂。洞修己治人之机，达开物成务之略，推其有足以辅世而泽民，而其流风余韵，犹师范来哲于无穷，此博学也。”此说超出了博学的本来意义，涉及学问的社会性，强调博学对当世及未来的作用还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求博也不可以贪多务博，以致力不能及而自增瑕疵。他说王先谦就是如此。

而专精既要读之熟，又应究之深。他曾说陆燿在《又与钱翼斋论文钞书》里批评当日学者：“于《六经》诵未上口，而传注之异同则言之甚悉；于诸史阅不终卷，而史才之高下则论之颇详。”张先生随后说：“寥寥数言，却道出学者躐等浮慕之病，简而能尽，亦士子之药石已。”这依然是对当时学者读书不多而妄自雌黄的斥责。张先生说的“浮慕”，是读书人应当引以为戒的。一旦如此，就不再有内心的平静，而入了浅尝辄止之道。同时，读书须熟，他曾就《砚溪先生遗稿》说道：“周惕博闻强记，于群经皆能成诵，故根柢深厚，取之左右逢源。观其训子有曰：‘读书有法。古人有云，博闻强记。又云，不守章句。二者似乎相反，而实相成。惟能博闻强记，前后贯穿，烂熟于胸中，而后能领其意于章句之外。否则生生疏疏，恍恍惚惚，才掩卷便尔忘却，安有新机相引哉。惟读之熟，思之深，则古人之书，皆为我物，惟我所用矣。”学问之道，博闻强记是难得的功夫，所谓成诵非强记则不能，而熟则能思是自然的，思的关键则在于知识的为我所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形象地展现了从读到用是怎样灵动起来的。

张先生曾就沈大成的《学福斋文集》说：“大成之学，博则博矣，而未能返诸约，泛滥广取，不名一家。此其所以终不能极于精邃。”这由博返约是专精的另一面。由博返约的话实出自《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其原本不是强调学问之道，但后来的学人好用其说明学问的两途。张先生对此并没作什么释说，而是以此审视清代的这些学人。他曾在《纪文达公文集别录》里说纪昀的故事，说纪昀一生的心力尽瘁于《四库全书提要》，晚年说自己一生在典籍中忙碌，徒以博杂窃取名誉，未能专意研究一经，成一书以传后世。张先生说纪昀因修书夺了时日和精力，不能用心于专经之业而有悔憾之意。说实在的，作为学者博杂如纪昀真也算可以的了，但学问之途由博返约是学者的追寻，在我看来也是学人在生有涯而知无涯的前提之下不得不作的理性选择。张先生还在《学箕初稿别录》里引用了作者黄百家在《上徐果亭先生书》中说的一番话：“今天下人才之衰亦甚矣，而其弊在不知学术。然非空谈本心，便可为学术也。必实实穷经通史，读破万卷，识见始高，胸襟始阔，故孔子教人，必由博而归约，盖不博无所为约也。”黄百家实际上也谈到什么为“博”，他称之为“穷经通史，读破万卷”，并且应该是既有识见，又有胸襟。这为学人竖立了一根很高的标尺，并以之作为对空谈心性者的反悖。就像张先生说道：“若此诸论，皆洞察当时承明末空言讲学之弊，与夫士夫不尚实学之失，思有以振之，识议通达，自足箴当时末流之膏育，亦可谓卓尔不群者矣。”

四

张先生力主由博返约，就清人之学而言，难免有借此纠空谈心性之弊的因素。但他同时也看到了这条正确的治学门径。不过，由博返约之间还有两座重要的桥梁，一是专，二为通。关于这二者，他都作了一些评说。如说“专”：张先生评价崔述论学，说是“学以专而精，知以少为当”。又说张惠言：“惠言文章足以自立，乃复黜华崇实，潜心朴学，委志精研，至于如此。虽享年不永，而绝世无双，非偶然也。”术业的专攻当然是要潜心向学，要有锲而不舍的功夫。但这是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专”，和单纯地皓首以守一经是绝然不同的。他说“通”，在《绩学堂文钞别录》里转述过梅文鼎在《中西算学通自序》里说的一句话：“余则以为学问之道，求其通而已。吾之所不能通，而人则通之，又何间乎今古，何别乎中西。”梅文鼎的“通”，是欲贯穿今古和中外，这应该算是通的最高境界了吧。对于张先生来说，所谓的“通”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他在《养一斋文集别录》里引用李兆洛《诒经堂续经解序》里的治经二途论：“一曰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复谓能守专家者，莫如郑康成，能发心得者，莫如朱子。”针对李的专家与心得说，张先生说道，“此则不情之言也。专家之学，萃于西汉。郑君生于东汉之季，实汇合古今文师说而折中之。故郑君、朱子，皆是通学门庭，而非墨守一家者可比”。不墨守一家的通学门庭，张先生还在《愚庵小集别录》里说过：“（朱）鹤龄非特言《诗》参停古今，尝推此法以治群经。主于博观约取，荟萃群言，以求其是，而不屑墨守一家之义。”他同时转述了朱鹤龄说的，六经之兴，以不专于一说而兴；其衰也，以固守一说而衰。然后自己说：“此皆透辟之论，足以发拘墟者之蒙。与顾炎武治经之法，如出一辙，固皆通学门庭者。”张先生不以专家自命，而以通人自许，当他来说“通学门庭”的时候，其实是要说博通经史且通诸经诸史。他自己正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并以接受过的通学影响昭示后来的人们。作为通人的他，常常是多方面的专家，因为“专”与“通”相辅相成，就像“精”与“博”相辅相成一样。所以张先生会说王念孙和程瑶田：“两家之治学，精而能博，专而能通，功力邃密，而不流于胶固，此其所以卓也。”

话得说回来，张先生力主的“专”与“通”，都要回到学问的本源上来，不能使所谓的“专”“通”之论，乃出自无本之学。当然，无本之学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均算不得“专”“通”。他曾说胡承珙的《夏小正补义》“多精邃之言。良由根柢深厚，语皆可征，不失为有本之学”。而这“根柢深厚”又是从读书中来的。他在《青门簏稿别录》里引过邵长蘅在《答贺天山》论文的一句话：“诗文忌俗。然医俗无它法，惟平日多读书，则俗气自除。”又引了他《与彭子》里的“古文辞一家，曩学秦汉，流而为伪秦汉；近日学八家，又流为伪八家。病症虽殊，病源则一。总是文无根柢，从古人面目上寻讨耳”。然后张先生说：“长蘅亟言为文必多读书，以厚植其根柢，是矣。观其比事属辞，简炼而不芜冗；讲求蕴蓄，极自爱好；传志之文，尤峻洁有法。皆读书之效也。”厚植根柢，类似于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的养根俟实，加膏希光，其中也少不了融会贯通，张先生在《道古堂文集别录》里称之为“淹通众流”。并说正因为如此，杭世骏“故每言一事，辄能循流溯源，穷究其所以然”。这之于学问利于明其就里而显通达。

张先生还评说过陈廷敬，“廷敬治学，原本经术，根柢深厚，固与当时文士不同”；评说过潘来，“来经史之学，根柢深厚，故识议亦平正通达”，为学之道厚植根柢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容易失于公允。换他另一句话说：“大抵读书宜大做基础，由博返约，然后无偏陋之失。”

五

除了上述，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还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为文的重性情，一是为学的重经世。

重性情往往是诗文作者之所为，有趣的是张先生原本很少从文学的角度治学，却在这本书里没有少谈诗文与性情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在这一方面，他所录的清人之论少有创见，如《菉邨文集别录》里说计默的《月泉吟稿序》论诗：“近人诗篇章日富，风雅日衰。其故何在？大率苟同不自振拔，盍观造物铸形乎！以盈尺之面，均附丽之，自古迄今，未有同者。诗本性灵，一歌一咏，俱可自吐其情。而当前景物，托兴借喻，又何处不有自在之致。”毛际可在《陈山堂诗序》中论诗：“古有诗而今则无诗。非无诗也，伪也。其病一在于模拟，一在于酬应。模拟者，取昔人之体貌以为诗，而己不与。酬应者，取他人之爵服名誉以为诗，而己不与”。韩海的《萝山草堂诗序》论诗，“情真，事真，景真，而又真气贯注之，诗欲勿工，得乎？”同样是这三位论文：计默在《答友人论战国策书》里说：“当世文章家，莫不论法。顾法须善变，第规规焉开合伏应，不失尺寸，文虽工，优孟衣冠耳”。毛际可《陈其年文集序》：“余素不喜娴骈体之文，以为文者性情之所发。雕刻愈工，则性情愈漓。”韩海的《且存集序》论诗文：“文章之可存者贵真。真则灵，真则重，真则随境之所值，情之所触，日新而不穷。自世矜纂组以为富，夸雕绘以为工，譬木偶而衣冠之，园林而增彩之也，何灵动日新之与有。”

这些说法重在诗文创作当有性情之真，不论是作者直抒胸臆还是托物起兴，设象拟喻，都应该不失性情的本色，而不走模拟前人的道路。在清人那里，这样的诗文创作理论实在是太陈旧，但它们反映了作者最本质的创作要求，张先生曾就计默所论说道：“此识此议，指斥世俗文士模拟剽窃之习，至为峻厉，深中当时病痛。故其所为诗文，率自出自机抒，不相因袭。”他赞赏诗文的性情说而反模拟，与他在学问上力主创新而不因袭是一致的，只是在这方面他没作深入的探究。

重经世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是社会现实的自然要求，张先生虽然在《八十自叙》里流露了超尘脱俗以专注于学术之念，但在学术研究的进程中，借清代文人的读书或求学观间接地表现了自己治学的经世立场。他在《穆堂初稿别录》里说李绂：“绂论学以躬行实践为主。而躬行实践，必归于匡时济世，乃为有体有用。一编之中，三致意焉。议论所及，多足以发人志趣。”躬行实践、匡时救世在有清一代文人中真不是少数，特别是晚清的张之洞、黎庶昌、薛福成、谭嗣同、梁启超等。像黎庶昌的《墨子》研究，张先生说他“通权达变，与仲尼求世之意同”。

张先生在《魏叔子文集别录》里引了魏禧《左传经世叙》里的一段话：“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经世之务，莫备于史。”又在《二希堂文集别录》里说蔡世远在《四书集注衷义序》里说：“读书贵在心得躬行，不徒尚讲明。然讲明所以写其心得，而启天下以服习训行。”从这些审视，多少可以知道张先生的学术在他自我的思想上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也许正因为这样，促成了张先生在《清人文集别录》中的严肃批评，并以之为自我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上述已经提到过一些，又如《西河文集别录》里，张先生说毛奇龄：“余则以为学者用力之端，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奇龄亦不能辞其咎。观集中文字，隽辨不穷，纵横浩博，足以发人神智者虽多，然其沾沾自喜，好肆讥诃，不可为训之处，亦复不少。”在《渔洋集文别录》里说王士祯：“孙星衍官山东时，尝补撰士祯传，至谓士祯在清初与朱彝尊齐名，时称南朱北王。然核其实，士祯学识功力，不逮彝尊远甚，又未可取以并论也。”他据各人学术而作自我的判断，并不在意这些人的历史名望或学界地位。

显而易见的是张先生不人云亦云，他认为是则是，非则非，像他说姚鼐为文气弱，桐城派后学因袭而流为迂缓冗滞，学识又不及姚鼐，不是姚鼐的责任；说钱大昕，“盖其一生所营弥广，自难免记忆偶疏，或失之未检原书，后人求全责备，遂无不议。然小疵终不能掩大醇，大昕之学，既精且博，自不愧居清代学者中第一流也”。还有张先生说崔述的《考信录提要》“发凡起例，前无古人”，为后来治学者创辟了新径，并开了治史求真求是的风气。但他又批评崔述囿于所见和自信，对是非的评判有失准的。这在批评中又有辩解和弘扬，个中的是非，他人自可再为评说。

《清人文集别录》的深厚不是这里寥寥数语可以尽道，尤其是它涉及清代学术的兴衰更是如此。作为随笔，我惟取其问学门径，有以本文再廓清其道路之意。但我不敢奢望真能如此。倒是仍然在想：清人何焯曾说读书须切实下功夫，不贸名，名乃大。张先生自己说，学人好学之名，是不可为训的，与何焯之说有相应的地方。淡泊名利的张先生终成当代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一面旗帜，他的成就与这种思想不无关系吧？再则，张先生曾说：“一个伟大的学者，‘识”的运用，表现在整理资料时，有融会贯通，有别择去取；表现在研究问题时，能见大体，能察本原。不独能解决过去学者们所没有谈到、或者谈错了的问题，并且也替后人启示了许多新途径，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其实也是他《清人文集别录》的研究方法与贡献，他借此为后人指示的问学门径，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