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学会通

张先生自称“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础，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张先生的治学取向是由小学到经学，最终达于史学，走的是传统经史子集博约汇通的路子，让具体材料说话。

作为湖南人，张先生之学风得之于湘学的影响。他在晚年为罗焌《诸子学述》重印所作序言中说“湖湘先正之学，以经史植其基，而旁及诸子百家，规为浩大，与江浙异趣”。这样的治学特点在张先生对前人旧说的批判中随时可见，小到字词之解，大到义旨之论均有所体现。

义旨之辩如对《老子》“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焉”的理解，张先生借助高延第的辩说对葛洪之误进行批判，高说：“葛洪之徒，不达此义，创为符咒厌胜，云可入山伏怪，谬妄甚矣”，舜徽按：“周秦诸子中为说明事理，多为比喻之辞以譬况之。《老子》此处所云兕虎甲兵，皆比喻之辞，高说是也。”

字词之解如《老子疏证》中对《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的理解，舜徽按：

此处“民”字不误， 帛书甲乙本并作“民”， 与河上、王弼本合，奚侗必改为“人”，非是。

此则材料专就“民”字为辩，在参核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甲乙本、河上公的《老子章句》、王弼的《老子注》之后，批判奚侗改“民”为“人”的做法。

在《老子疏证》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张先生针对具体语句对王念孙、杨树达、高亨、俞樾、奚侗等的解释进行了质疑。这种质疑是以钩稽材料为基础的，张先生明言“综观旧注，往世如河上公、王弼、吴澄，近世如高延第、魏源、奚侗，循文释义，所得为多。余早岁耽习《老子》，于此诸家之注，沉潜反覆，复博稽今人校释，间下己意，尝撰为《老子约义》二卷。 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于长沙汉墓，两千多年前的旧写本，复见今日。因亟取帛书校读今本，收获很多”。可见，张先生读书治学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限于传世文献，而且还及时吸纳了出土文献的成果。自王国维先生以“二重证据法”之说强调治学，影响深远。博学会通使得张先生于传统的治学方法之中把握了学术前沿的脉搏。

张先生不仅着意于古代文献、出土资料，还特别关注近人的研究成果。在《周秦道论发微》叙录（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写成）里，张先生谈到了作《周秦道论发微》的情况：“这一研究工作，从1944年—1945年之间便开始了……《管子》心术、白心、内业等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重新整理的必要，于是抽出来为之疏证各一卷……近年有撰述《老子疏证》二卷，并对《管子四篇疏证》加以补充修改，成为今本。”由此可以推断《管子四篇疏证》从开始撰写到最终定稿，前后的时间跨度长达35年。可见张先生著书立说及学问研究之耐心。对这个修改过程，张先生这样说明：

当我写《管子》心术、 白心、 内业等篇疏证的时候，手头便只有戴望的《管子校正》， 因之所采取的注说，便很有限。今年由郭沫若、 闻一多、许维（遹）合撰的《管子集校》既已出版，搜采广博，给读者带来许多方便。这次重理旧稿，便从《集校》中择取了不少精确之说，丰富了《疏证》的内容。34

可见，《周秦道论发微》的批判意识正是建立在广泛掌握材料的基础之上，并非偏执于一家之说，体现了实证之风。

（二）畅申大义

在博学会通的基础上，张先生强调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畅申大义。虽然张先生非常重视乾嘉学派之功夫，但是实际上却在不断试图超越乾嘉，因为他认识到“乾嘉诸儒治学，仅能得其一体。取径既狭，所就便小”的缺陷。他推崇清初诸儒，认为“清初诸儒于读书之事，类皆务其大者远者，而不规规于一名一物之细，故其气象博大，非乾嘉学者所敢望而及”。可见，张先生治学虽以小学为根基，但却志存高远，并不局于文字校勘。对此，张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前言》中说“近世治周秦诸子之书者，大抵校勘版本、诠释文字之力为多，而融会贯通、畅申大义之言甚少”。

在《管子四篇疏证》中，张先生说“管子，丛书也，囊括众家，罔不赅备，盖汉以上学者杂钞汇集而成……而言人君南面之术者，往往在焉，如《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皆是也，昔人每好取儒家正心养性之说以相傅会，而原意尽失……其间精义要指，足与道德五千言相发明也。余既沉潜此数篇之义，叹为主术之纲领，道论之菁英。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因博采诸家之说，以校正其文字；亦自抒管窥之陋，以发明其义理”。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先生治学旨在畅申大义，着重理论方面的阐发，这一点与《管子集校》侧重校勘不同。也因为如此，张先生从罗焌《诸子学述》、傅山《霜红龛杂著》等材料中收集了不少《管子集校》未收的言论，以证己说，阐发了《管子》的道论精义。

在这样的治学之旨的指导下，《周秦道论发微》中有不少赞赏能够畅申大义的学人与观点。如张先生以《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对秦二世问的论说为依据，说明“斯之此论，虽大张申、韩之术，实亦原于道德之意”，肯定“太史公取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其旨深矣”。要实现畅申大义，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还原”本义，真正做到以意逆志，这是张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进行批判的重要依据。

（三）以意逆志

张先生在梳理周秦诸子“道论”思想时往往能够用时代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

首先，张先生强调了“道”的内涵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大抵每一哲学领域内的名词或术语，都有它每一时代的含义。 即以一个“道”字而论，周秦人的所谓“道”，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人的所谓“道”，更不同于宋明理学家们的所谓“道”。

千载下儒生所争论不休者莫如“道”，“道”之一字，在古书中随处可见，而其含义，又各随时代有浅深广狭之不同。(www.daowen.com)

推之古初之所谓道家，亦实专指修南面术者而言， 以其兴起甚早， 旨意至深邃而难知，故自汉以降，解此者稀（太史公《论六家要指》云：道家“其实易行，其辞难知”）。甚且以后世之所谓“道”，上衡先秦之所谓“道”，乃不觉相背而分驰矣。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张先生反复强调了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进行研究，否则无法实现畅申大义的主旨。因此，他自己进行研究的时候特别注意以意逆志。比方说从纵向上梳理道家思想的发展时将黄老思想与庄子思想区分开来；从横向上辨析《老子》书中所称“圣人”、“百姓”的特定内涵：

凡《老子》书中所称“圣人”， 皆指人君之通治道者，推之其他论君道之书，所言“圣人”， 皆同斯义。 与夫儒家六艺经传中所称之“圣人”，名同实异，学者所宜明辨也。

《老子》所言“百姓”，谓群臣也……可知古书中所称“百姓”，　自指统治阶级内部之百僚贵族而言。 与今语所称“民众”、“老百姓”截然不同。

针对《论六家要指》中对儒家思想缺点的阐发，张先生作了一段按语，对“儒”的意义内涵在不同时代的变化进行了梳理：

儒之名在汉以前，含义本广……然则儒之本义，乃以道术教民者之通称……儒名非孔门所得专， 固昭然可晓……自汉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子于传述六经之功为最大，故推重其道为最尊。于是汉人之所谓儒，乃专谓孔子之道。

他还认为很多思想皆有所本，“先秦诸子之学，皆前有所承。故《庄子·天下篇》叙述诸子源流，每云故知道术又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则百家之说，悉非所自创，亦明矣”。包括道之思想并非老子原创。而且意义内涵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并不是离此时更近的人就能掌握原意。

他提醒研究者“学者生于后世，上窥先民立言之旨，期于不失其真，则必以先秦诸子之见还之先秦诸子，以孔门之见还之孔门，以两汉人之见还之两汉，下观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人之书莫不如此，虚心静气以求真是之归，庶乎其有得也。及蔽者为之，率操先入之见，以攻异己之论，分离乖隔，不合不公，而按之古初立言之意，去之弥远”。

以上，我们从批判意识的角度解读了《周秦道论发微》的学术特点。可以说张舜徽先生所用之治学方法是传统的，却不是守旧的；所持之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却不是僵硬的；所论之学术问题是精到的，却不是狭隘的。他在批判前人旧说的基础上，高扬着博学会通的大旗，为后世学人提供了诸多的启示与思考。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 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 6、 35、 17～18、 19、 19、 21、 19、 21、 22、 24、 20、 20、 66、 79、 37、 66、79、 40、 26、 39、 84、 118、 121、 86、 5、 7、 3、 68、 23、 30、 31、 112、 114、330、 67、 30页。

④ 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页。

⑨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⑩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0、260页。

转引自台湾张宝三博士论文《〈五经正义〉研究》，第905页。

　 《八十自叙》，《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罗焌：《诸子学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1页。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 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