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道论发微》中，张先生对前人旧说的批判既有总体上的辩说，又有有针对性的具体辩说。总体辩说是针对某一观点、倾向的普遍接受或者某一时代的普遍观点、倾向这两种积非成是的现象而来，评论精警，发人深思，既有利于对“道”的思想的横向考察，又有利于对“道”的理解的纵向延伸；既有宏大的学术背景的观照，又有精小的学术视点的选择。

第一种情况如批判封建学者有意将道家学说的产生推到黄帝时，张先生引用《淮南子·修务篇》的一段话进行反驳，“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在此基础上，张先生有感而发，由此归纳出周秦古书托古的通例，不仅说明了古人治学思维上的普遍规律，而且提醒后代读书人一定要跳出古人思维上的局限性和普遍倾向，勿为古人所骗：

传播道家理论的人，必托始于黄帝；和那讲八卦的，必托始于伏羲；言本草的，必托始于神农；写医经的必托于黄帝，用意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奇怪。后人读书，能掌握这一点，便不致为古人所骗。

这样的见解真是透彻淋漓地揭示出了中国人的普遍精神。其实，不仅是古书的成书，古书的解释又何尝不是如此。 日本京都大学东方研究所经学研究室《毛诗正义校定资料解说》中就针对《毛诗正义》的情况作结“甚多情况，《正义》歪曲原意之解释，较诸被推定为经典之原意者，更符合中国人之普遍精神”。因此，要想探究古书之本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学人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要突破传统认识，另一方面学人自身恰是传统认识建构起来的。孟子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张先生认识到这一点，要求学人把握古人作书的特点。

又如对《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的“天道曰圆，地道曰方”的理解，张先生通过对《管子·任法》、《管子·君臣》、《庄子·天道》、《吕览·圆道》、《荀子·君道》、《韩非子·主道》的考察，认为“古人实以喻君臣之异理”，而“后之治天文历法者，率好取近世地圆之说以傅会之，失其本旨矣”。此则材料中，批判的对象是后世治天文历法的诸多学者。他们只作表象理解，未达古人本义。

第二种情况如张先生就六朝而论，指出此时之文士引老入佛的特点。他说：

六朝文士，大抵宗奉佛理，其本无弊。必欲引老入佛，弊不可遏。学术升降之机，亦于斯可考见焉。

在此论说之后，张先生用了大量材料进行应证。地位之高者如帝王萧绎，他以虚无解道家之本，犯了以魏晋南朝人所普遍理解的“道”来解释周秦诸子所说的“道”的错误。一般学人如后周王褒，他著《幼训》以诫诸子，同样牵佛附老，且误以道教为道家。

具体辩说指对某一具体观点或者某一具体人物的总体认识进行评说。这些辩说针对具体问题、具体人物而发，在学术传承的大背景之下作深入剖析。如班固认为《论六家要指》为辨章学术之文，张先生以为不妥，并在《周秦道论发微》中如此批判：

后人不察，不知司马氏《论六家要指》为最高之政论，而徒目为辨章学术之文， 已误；不知其推崇道家，乃就主术一端而言，反病其先黄老而后六经，尤误之误者也。乌呼！　自班固以来，此义不白于世，盖二千年于兹矣（《后汉书·班彪传》，称彪斟酌前史而议正其得失，其略论有曰：“迁之所记，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可知自班彪以来， 已但视《论六家要指》为论学之文，而不知其为政论也， 固特承其父说而已。

在这则材料中，张先生不仅批判了班固对《论六家要指》认识之误，而且还从根源上探究了班固之误是承其父亲班彪之说而来。(www.daowen.com)

又如张先生评《白虎通义》不解古人君蔽明塞聪乃清虚自守之意，狭隘地作出解释：

《白虎通义》必谓“垂旒者，示不视邪；纩塞耳，示不听谗”；则所见甚隘，非所以推明先民因物寓教之意也。

对江淹《无为论》未达道家无为之旨，以致继续何晏、王弼以旷达清逸、任天率真解无为之误，张先生深以为憾：

乃以遁逸无闷，幽居永贞为“无为”。盖犹沿何、王之余波，以为旷达之依托。去道家无为之旨，不知其几千万里也。

除开对前人旧说的批判，张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还时时流露出对善体古人之意的学者与观念的赞赏。如对郑玄注说的肯定。《礼记·礼器》“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郑玄注为：“外心，用心于外，其德在表也；内心，用心于内，其德在内也。”对此，张先生连续两次进行了肯定，一曰“郑氏惟善体古人辞言之情，故此释最为精谛”，一曰“郑氏善于体会古人辞意，所以这种注解，最为精谛”。张先生平生治学，极为推崇“许郑之学”。单就“郑学”而论，张先生对兼采今古文、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郑玄青睐有加，撰成《郑氏校勘学发微》、《郑氏经传释例》、《郑雅》、《郑学叙录》、《郑学传述考》，又总结了郑玄声训之法，作《演释名》，合为《郑学丛著》，对郑玄整理文献、注经述义之方法特点进行了细致梳理。这样的青睐也反映了张先生的治学路径，奠定了其治学方法。

这样的例子还有张先生对清代文学家方苞关于今古文《尚书》认识的肯定：

方苞尝疑今所行《古文尚书》明畅易晓，必秦汉间儒者得古文原本，苦其奥涩，而稍以显易之辞更之，其大体则固经之本文（见《望溪文集》卷一《读古文尚书》），方氏此识甚卓，足以解经生争辩之纷。

再如明代学者焦竑于《老子翼序》中言“《老子》，明道之书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为谭兵而作……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对此，张先生作如此评价“焦竑，是明代后期比较渊博的学者。他平生研究《老子》，参考了六十四家的注说。最后博采诸家精义，写成了《老子翼》。由于他深造有得，所以谈到《老子》一书的作用，独能得其要领”。不仅充分肯定了焦竑关于《老子》作用认识的精到，而且还强调了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博采诸家精义、深造博学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论，《周秦道论发微》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张舜徽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强烈的批判意识。无论是总体批判还是具体批判，无论是积极肯定，还是坚决反对，都反映了张先生博学会通、畅申大义、以意逆志的学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