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秦道论发微》中，张先生的学术批判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斯于求是而已”④，即客观“还原”地进行评价，无论学者的地位多高，影响多大，只要是追索“本义”有误，张先生必深究其误。文中对胡适先生的批判可为明证。如对道家“无为”之说的理解，张先生批评胡适先生说：

特别是像胡适谈到老子的哲学时，说什么“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是极端的破环主义”，“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三篇）。这简直是毫无根据的胡扯。给老子哲学本身涂上了秽浊的污泥，我们必加以洗刷， 以求窥见它的本来面貌。胡适之流的不能了解道家主张“无为”的原意，便由于读书鲁莽，没有博稽诸子百家，做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 自然找不到“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无事而臣有事”的基本原理，所以谈起来免不了支离破碎，去古人之意，也就十万八千里了。⑤

这样的批评不仅率真直言胡适关于“无为”的解释是“毫无根据的胡扯”，离老子原意甚远，而且还指出胡适无法把握道家“无为”乃君王南面之术的原因是读书鲁莽，未能融会贯通。这样的批评当然饱含了张先生对学术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循序渐进、博学会通”精神的呼唤与张扬。又如对老子是否最先发现“道”的问题，张先生同样认为胡适的理解有误。他结合《老子》的原文、《庄子·天下篇》的叙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的著录、朱熹《答汪尚书》中的看法说明了老子并非是最先发现“道”的人，《老子》一书“无疑是汇辑古代道家言论的语录”⑥。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了胡适在研究哲学思想过程中存在的误区与产生的根源，体现了他强烈的学术自信。

胡适在研究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没有用发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既死板地把老聃看成道家学说的创始者，便无法处理老子以前的道家学说，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像他所说：“《老子》之前，忽然有《管子》心术、 白心诸篇那样详细的道家学说……若果然如此，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导言》）这是何等荒谬的话！可知研究任何学说思想，如果不联系到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问题，便会把问题孤立起来，不可能探索出事物的真相，而因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胡适所以不能了解老子之前为什么还会有《管子》心术、 白心等篇的理论，吃亏便在这里。⑦

再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描述了“道”的神秘高妙。张先生认为这样描述的目的是激发君主的兴趣，使他们有意识地尝试“道”，真正的用意是要统治者效法大自然“无为而物成”的景象，是君王南面之术的体现。对此，胡适先生有不同的理解。张先生同样认为胡适的理解有误，且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评说：

他肯定“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三篇）。这便把“道”看成为另一物，看成为没有天地以前便已有了的东西。在胡适以前，许多封建学者，也是这样理解；在胡适以后，不少哲学研究工作者， 同样不能超越这种看法。 围绕着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讨论争辩不休。虽再争个几百年，也无法得出“道”字的确解。近人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实以受胡适的影响为最大，我们对胡说必须给以批判。⑧

这一段话不仅指出了胡适将“道”看成是没有天地以前就有的东西是错误的，而且说明这种错误理解对近人的影响，同时给我们以启示：学术传承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古义，既不能盲目笃信前人旧说，也不能为追新立异而追新立异，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客观的评价。

胡适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在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作为胡适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获得了诸多的好评。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的序言中就概括出该书的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与系统的研究⑨。可是张先生并未因为胡适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影响而全盘接受胡先生的学术思想，而是明确指出胡先生因为古书的研读不到位，没有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问题而导致了理解上的错误。这是张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的反映。

不仅对胡适先生如此，对十分推崇的宋代大儒朱熹，张先生也在赞赏之余指出其误识。

关于对朱子之书的喜爱之情，张舜徽于《爱晚庐随笔》中如此表达：“伏思吾父与师，皆潜研朴学，而尤精天算。乃服膺朱学，不谋而同如此。咸由寝馈其书，灼然有所见而云然也。余之喜读朱子书，盖即上承父师之教耳。”⑩这说明受家学影响，张先生服膺朱学已久。在他看来，“有清三百年朴学之风，实上承朱子‘道问学’一途而发扬光大之耳”。在《周秦道论发微》中，对朱子的精当论说，张先生给予充分肯定。如对老子并非最早发见道的人这一问题，朱熹于《朱子大全文集》卷三《答汪尚书》中说“盖老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未可知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此，张先生评说：(www.daowen.com)

朱熹虽不是以研究老子哲学思想为专业，但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当。的确如他所言，《老子》 中的许多话，也还在它以前的书籍中时时发现，这并不意味着老子是抄袭，而是那种理论在当时本很流行，凡是留心治道的人，各有所掇拾，便不谋而同了。

又如朱熹于《答刘澄》、《答万正淳》、《朱子语类》中反复指出了说经者受前人注说影响，既入而不能出，以致先入为主，无法探究原义的缺失。张先生就此充分肯定了朱子相对于同时之学者在治经方面的清醒认识与正确主张：

宋代学者朱熹，从事群经传注工作，投下了很大精力， 因而也就看透了当时经学家们说经的通病。

这些言论，既是朱熹针对着宋代说经家的通弊而提出的批评，但是用来衡量今天的学术界，也还有不少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学者们，也同样患了这一类的毛病， 以致阉割或歪曲了古人的原意，造成许多曲说谬解，是极其可惜的事。

尽管对朱熹多有褒奖，但是对于朱熹的一些误识，张先生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对《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的理解，朱熹也犯了将其傅会“存心”、“治心”的理论，误解为尧、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的错误。张先生说：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 中，既首发此义，他的弟子蔡沈，便在《书经集传序》 中， 明目张胆地提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 禹相授之心法也。”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说得多么牵强而荒谬！

显然在以上材料中，张先生对蔡沈之说“牛头不对马嘴”、“牵强而荒谬”的批评已经非常严厉了。虽然他没有用这种严厉的批评来针对朱熹，但是也指出了蔡沈之解实发自朱熹的事实。

正因为遵循着“斯于求是而已”的基本原则，正因为张先生博学实证的治学特点，《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出现了不少对前人旧说的批判。下面我们来考察批判意识在该书中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