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氏《发微》所关注的重心是秦汉之际业已成熟的“人君南面之术”，对于先秦道家的起源及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张氏并无意梳理；或者更可以说，对于“道”的原初意蕴以及先秦道家的立说初衷，张氏根本不愿意劳心费神予以探究。张氏认为，围绕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讨论争辩不休。虽再争个几百年，也无法得出‘道’字的确解”（第19页）。这就无怪乎在关于先秦道家的起源问题上，张氏只能作一些不着边际的泛泛之论：

大约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有“南面”之称，“南面术”便是他们怎样驾驭臣下、压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权术。这种术，周秦古书中，名之为“道”；古代有人把这种术的体和用， 总结出了一套有系统的理论，便是“道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便是“道家”。（第9页）

张氏这种笼统肤廓大而化之的议论，根本没有切中先秦道家及其道论的肯綮之处；而且，宣扬“君人南面之术”的不仅仅是“道家”，而道家之“道论”更不仅仅是宣扬“君人南面之术”的理论。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述，说明张氏根本昧于先秦道家的真正起源与道论的确切本质，更不明白先秦道家与道论的推衍流变脉络。也因此，对于胡适“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的学术观点，张氏当然就要极力反对。张氏说：

凡一学说的兴起，绝不是、也不可能由一个人在某时期突然创造出来的。必然是前有所承，经过若干年代的孕育酝酿， 由无到有， 由少到多， 由小到大， 由低级到高级， 由没有系统到有系统。这从很长时期来看问题，仍然是综合了多少人的心思才力，在集体创造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道家的学说，也自然不能例外。胡适谈到老子哲学时，便认为“老子是最先发见道的人”（原注：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三篇）。这一断语，显然是十分错误的（第15页）。

毋庸讳言，隐含在张氏这段叙述之中的基本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普遍流行于中国思想界且占主导地位的两大核心观念：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群众史观。这是张氏所处时代的流行风，也是其时中国学术界普遍所持的思维方式，张氏自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对此，我们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进化论与群众史观，并不能解释思想史与社会史。以中国的历史之悠久，人口之众多，何以在孔子之后，我们没有再产生一个比孔子更加孔子的思想家？在庄子之后，我们也没有产生一个比庄子更加庄子的哲学家？同样的道理，以世界历史之漫长，人数之如河沙，何以在柏拉图之后，世界上没有再产生一个比柏拉图更柏拉图的哲学家，也没有产生一个比耶稣更耶稣的宗教思想家？显而易见，肤浅的进化论与笼统的群众史观，决不能解释思想史与社会发展史。而事实上，伟大的思想家与卓越的政治家，既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命运，也能刷新人类精神的运思方向。如果没有秦始皇，中国社会可能是永久的联邦制；如果没有孟德斯鸠，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出现三权分立的政体。然而，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矢口否认老子就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呢？

事实上，道家之所以称为“道家”，其根本的学术理据，就在于老子的“道论”；且以老子为“最先发见道的人”，也不是后人的盲目追封，而是老子之自述。老子《道经》开宗明义，提醒人们说：

道，可（何）道也？非恒道也。 名，可（何）名也？非恒名也。②(www.daowen.com)

马王堆《帛书老子》原文如此，通行本原文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除却因避汉文帝之讳，改“恒”为“常”之外， 帛书本与通行本的最大区别，在句末多了两个语气词“也”字。本人于撰写《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二卷之际，曾对《老子》一书的各种版本以及前贤时哲的相关论著，下过一番杷梳剔罗的工夫。其结果亦诚如张氏所言，“余尝博考群书，穷日夜之力以思之”，发现自韩非《解老》、《喻老》以降，各家解《老》、注《老》之作，对老子本章的注释与解说，全是穿凿附会， 自作解人，与老子之本意，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去老子之远，不可以道里计！于是亦如张氏“浩然有志阐古义之幽，发千载之蔀，举后起一切傅会支离之说，悉摧陷而廓清之”。乃依马王堆《帛书老子》原文，破“可”为“何”，标点为设问自答，则老子之意在以问答形式提醒人们：他所使用的“道”这个概念（“名”），是旧瓶装新酒，名虽同而实有异，不可以恒常所言之“道”诂释其内涵。继而在此基础上，对老子“道论”之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梳理与解读，从而撰成拙著第二卷之第十三章《老子》专论。尔后，又因其有摧陷廓清旧注旧解之意，乃抽取其“道论”一节，作为专题论文单独发表。至于其详细之论证，读者可参阅拙著及拙文，兹不赘述。③

又，《老子》二十五章亦自述其“道”之得名，其文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这个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能从中产生天地万物的东西，是作为思想家的老子心目中所独具的思想对象，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来表达，只好借用一个现成的语词来描述。因此，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正是因为“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以，这个被老子“字之曰道”的东西，就必定与恒常所言之“道”大为不同。且由于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则人们发生错误的理解甚至不得其解，当然在所难免。职是之故，为防止曲解，老子必于《道经》开宗明义，提请人们注意：“道，何道也？非恒道也。名，何名也？非恒名也。”不可以彼恒常所“名”之“道”，理解此强为所“名”之“道”。且为揭示这个旧语词新概念的实际意涵，以便人们通过想象而有所领悟，老子又必反复描述其难以名状的性质与样态。

这就是说，老子采用了一个旧语词，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而这个新概念的内涵与旧语词的意义截然有所不同；因为围绕这个新概念，有着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新思想。后世的学术史家将具有这一新思想的思想家称为“道家”，并将那些沿着这一新思想衍生发展而来的思想家亦称之为“道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由于老子是提出这一新概念的第一人，那么，说老子是“最先发现道的人”，为什么就是“十分错误的”呢？

因此，舍老子之“道”与“道论”而谈“道家”之起源，必然流于泛泛之论，隔靴搔痒不着是处。职是之故，我们认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就是那位写过《道德经》五千言的老聃，这是不容丝毫怀疑的。胡适的说法并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