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周秦道论发微》（以下简称《发微》），其书包括《叙录》一卷、《道论通说》一卷、《道论足征记》一卷、《老子疏证》二卷、《管子四篇疏证》各一卷，以及《太史公论六家要指述义》一卷。张氏自弁《前言》乃谓“其书九卷，不成于一时”（第1页）；又于《叙录》之始历数篇目，亦结云“以上九卷书”（第1页）。然夷考全书篇目，实有十卷。知张氏自云“九卷”者，大抵因《叙录》乃初版付印之前所作，又非其书之本体，故未之计耳。

张氏自述其《发微》之作，因抗战期间随学校转徙四方，“不能多得书”，便“努力温习周秦诸子”，且“着重涵泳白文，探求大义”，故而“对古代道家阐明人君南面术的言论，颇有领悟”。张氏认为，《管子》中《心术》、《白心》、《内业》等篇，是古代道家阐述君人南面之术的“代表作”；又认为“西汉学者多能识得道家深处”，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研究古代道家学说的一把钥匙，学者必深通其义，才有入门处”。又以《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皆“为君道而发”（第1页）。继而“博考经、传、子、史，以及唐以前士大夫们的议论”，以为其中多有“印证古代人君南面术”之材料。又因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问世，张氏乃参照帛书而“撰述《老子疏证》”，并对《管子四篇疏证》“加以补充修改”（第2页），因而“裒为一书”，交中华书局于1982年初版印行（本文所引《发微》文字，皆以此版为据，故仅注页码）。是《发微》之作，确乎“不成于一时”也。

不过，各卷之书“不成于一时”，此乃为学之条件所限，无关乎识见之优劣。然而，就张氏自述其成书与为学的运思过程，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张氏认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为“研究古代道家学说的一把钥匙”。其二，张氏认为《管子四篇》是“古代道家阐明人君南面术”的“代表作”。正是基于上述两点，张氏拎出荀子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两句遗文，以及伪《古文尚书》所谓“十六字心法”，作为运思的全部理论根据，将先秦道家的思想学说完全锁定在“人君南面之术”，进而解说一切所谓“周秦道论”。

这样的运思路径，就决定了张氏其书对先秦道家学说误流为源的方向性失误。这个方向性失误，必然导致两大后果：

其一，必然认为先秦道家自始至终就是铁板一块，并无分支与流派；而先秦道家的根本目的，就是研究人君南面之术，教导统治者如何驾驭群臣，统治百姓。有此观念横亘于胸，张氏就决不会想到，要对先秦道家的起源与发展作出系统的历史梳理。于是正如我们在书中所读到的那样，张氏不问时代先后，不问派别差异，皆以所谓“人心”与“道心”横切先秦道家各派之说。且宣称欲“以先秦诸子之见还之先秦诸子”，以为“先秦诸子所谓‘道’”（第30页），皆为君人南面之术，根本无须简别。(www.daowen.com)

其二，张氏既认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研究古代道家学说的一把钥匙”，也就导致张氏解说先秦道家的思想学说，一以汉人之说为依归，因而其所引证之材料全部取之于西汉及西汉以下各家之说。即使引证先秦诸子的相关学说，也必以汉人的解释为解释。如《道论通说》讲“君臣关系”一节，有以下文字：

喻之于物，如榖之于辐。《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榖， 当其无，有车之用。”《文子·上德篇》：“三十辐共一榖，各直一凿，不得相入，犹人臣各守其职也。”《淮南子·主术篇》：“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榖。”高诱注：“榖以喻王。”《淮南子·齐俗篇》：“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榖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按旧义皆以榖辐喻君臣。故《老子》三十九章：“侯王自谓孤寡不榖。”《河上本》作榖。注云：“不榖，不为辐所凑也。”亦用古训（第58页）。

这段文字，首先肯定《老子》“三十辐共一榖”云云乃“君臣关系”之喻，次引汉人“旧义皆以榖辐喻君臣”以证成其说。至于所谓汉人“旧义”是否断章取义，是否符合《老子》本意，张氏一概不予检讨。①尤其是《老子》三十九章“侯王自谓孤寡不榖”，《河上本》作榖，其注曰“不榖，不为辐所凑也”，亦被张氏视为“古训”而不加甄别地罗列与引用。殊不顾今本《老子》四十二章之有明文：“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为称。”亦不问《左传》所载春秋各国君主以及周王以“不榖” 自称，其例甚夥。如僖公四年载齐桓公曰：“岂不榖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榖同好如何？”杜预注：“孤、寡、不榖，诸侯谦称。”而先秦典籍所载侯王自称之“不榖”，未有作“不榖”者，可见河上公不破通假而说“孤寡不榖”为“不为辐所凑”，大悖老子本义。则所谓汉人之“旧义”、之“古训”者，恶足凭信耶？然张氏置《老子》本文内证及《左传》之重要旁证于不顾，一味依汉人“君臣之喻”以为说，则张氏所谓“周秦道论”者，实为汉人之“道论”。而汉人之“道论”决非“周秦”之“道论”，更非道家始祖老子之“道论”，又从而可知！

当然，夫著述体类繁多，而缀文之士，亦可各尊其体。也许张氏述作之初衷，并不以系统的历史著述自任，不过是将中国古代——或者具体地说——秦汉之际的某种政治学说作一专门的汇集与讨论，从而为研究这一专题的后来者提供一些必要的线索与资料。其次，或者张氏不过是不满于宋明理学家对伪《古文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所谓“十六字心法”的穿凿附会，即如张氏所言：“余尝博考群书，穷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诸子之所谓‘道’，皆所以阐明‘主术’，而‘危微精一’之义，实为临民驭下之方，初无涉乎心性”，于是“浩然有志阐古义之幽，发千载之蔀，举后起一切傅会支离之说，悉摧陷而廓清之”（第31页）。如果张氏的著述目的仅止于上述两点，则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张氏的著述初衷非常完满地实现了。也因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对于研究秦汉之际尤其是西汉初年黄老学派的政治学说而言，张氏的《发微》，确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其闻见之广博，其功底之深厚，当代学人，罕有其匹；而旁搜远绍，其资料罗列之繁富，并世贤哲，亦无出其右。但是，我们也应该负责任地指出，对于研究先秦道家之起源及其学说之派分与演进而言，张氏的《发微》，殊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或者张氏著书之初，并没有事先考虑自己的立说界限，却于付梓之际冠以“周秦道论”之名，便一不留神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而“裒为一书”之后，张氏也没有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时代性，而为“周秦道论”之鸿大称名所惑，从而堕入误流为源的泥沼而不自知。为今之计，悬想张氏付梓之时，倘若题其书名曰：“危微论：秦汉之际黄老政治思想丛稿”，则庶几其可名实相副而无称名之累。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事实就是事实。职是之故，拙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二卷，辟十余万字的篇幅，专章讨论老子学说，但未列《发微》作为参考书目，虽然其时我已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张氏这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