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将著述体例按高下深浅的不同，分为三种：著作、编述和钞纂。“三者体制不同，而为用亦异。”“名世间出，智察幽隐，记彼先知，以诱后觉，此之谓著作；前有所因， 自为义例，熔铸众说，归一家言，此之谓编述；若夫钞纂之役，则惟比叙旧事，综录异闻，或订其伪，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次也。”体例不同，书籍的层次、价值、水平不同。五经可谓作；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儒家奉为经典的《论语》，因是孔子众多弟子将孔子平日教诲之语辑纂而成，只能算作最早的杂钞。不同的时代，著述体例又有不同的显现。汉代以前，五经、诸子著作居多；汉至隋，传注、义疏、史部群书等编述为胜；唐以后，类书说部的钞纂汗牛充栋。所以，张先生告诫：做学问要多读先唐之书。因其“多关作述，犹少空言。唐以下杂钞日广，语皆枝叶。本末先后高下浅深之分，学者所宜详辨也。”

钱基博先生题楹联即：“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推崇文章以昌明博大为上。与张舜徽先生著述体例有高下深浅之分、倡导多读唐以前书的目录学思想不谋而合。(www.daowen.com)

而清代大目录学家，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目录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章学诚，却忽视了著述体例的多样性，而将宋代《崇文总目》删去序释归罪于郑樵，所以张先生中肯地批评他是对著述体例茫然无知。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著述体例的重要。“体例不分，对读者就会产生学术上的误导。例如《通志》这部书，本是仿《史记》而作的包罗万象、贯通古今的通史。 自古以来，刻书者却将它与专载典章制度的《通典》、《通考》合在一起，统称‘三通’，不仅丧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意，也大大削减了书的作用，同时在指导阅读方面将读者引向歧途。因此，张先生非常强调重视著述体例，要求读者首先要辨明体例，才会懂得材料的取舍。”另一方面，也表明张先生对古代学者是非分明的客观态度，既不盲从，也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