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将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之后出现的目录著作概括为三大不同体例：第一类为每部类有小序，书名下有解题的，如《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其主要职能是“论其指归，辨其讹谬”；第二类为部类有小序，而无解题的，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其主要职能是“穷源至委，究其流别”；第三类是既无小序，又无解题，而只登书名的，如《通志·艺文略》，其主要职能是“分明类例，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三大类目录著作的体例虽然各不相同，职志各有偏重，但宗旨均归于一个，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因为深谙史志体例，在修《汉书·艺文志》时，采用刘歆《七略》，而删去解题，只登书目，以与《汉书》其他篇卷相协调，从而使《汉书》这部断代史的第一部著作，成为无解题目录著述体例的创例，为后世所沿袭。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兼目录学家郑樵沿用这一体例，撰出著名的目录著作《通志·艺文略》，同时撰《校雠略》，说明《艺文略》，为部次群书服务，成为与《艺文略》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整体。

郑樵《校雠略》的突出贡献是对著述体例有很高的识议，提出了许多前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言所未言的真知灼见。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引《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论证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郑樵在此明确指出，类例具有存书和明学的两大功用。

张先生列举以上事例，意在强调：著述体例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www.daowen.com)

2.钱基博先生对著述体例的注重，依然更多地是体现在其撰述的著作中。他的数十部论著，涵盖多种著述体例，且不同体例表述各异，职能均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所作“碑传杂记，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颇多征见，足备异日监戒。论说书牍，重在明融事理，多以典雅古遒之辞，跌宕昭彰……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其发凡起例之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可谓极尽著述体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能事。

该书继承史体创始人司马迁及后继者班固、范晔著史之法。仿司马迁《史记》：“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又仿班固、范晔《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每经又“叙其流别”、“穷原竟委”之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再分文学为“古文学”与“新文学”二派；“每派之中”，“必叙来历”，“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再按文体、时代往下细分；每一派别著一大师，以明显学，并考证其履历，论其文学著作，以明文章升降得失，其弟子朋从中较著名的，附于篇后，以昭明师法。全书“部勒精整，叙次贯串，其宛委相通之法， 良得史公之遗”。由此绘制出一幅纵横交错、丰富多彩、脉络分明的中国文学发展源流图。研治文学的学者，可据此按图索骥，在文学的园地里纵横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