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学术论著：史籍校读法研究与特色分析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史籍校读法》虽然主旨在于向初学者传授校、读古书的方法，但涉及学科很多，同时又吸纳了作者多种著述的精粹，内容十分丰富。我们细读此书，亦可大致窥知张先生学术之渊源与特色。故张先生学术启蒙之功，主要归功于其父；而深造之功，则与余嘉锡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史籍校读法》中讲述的不少读书方法，亦是得益于其父亲的指授。

《史籍校读法》虽然主旨在于向初学者传授校、读古书的方法，但涉及学科很多，同时又吸纳了作者多种著述的精粹，内容十分丰富。我们细读此书，亦可大致窥知张先生学术之渊源与特色。

张先生《八十自叙》总结治学经历与学术追求有云：“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此于早年潜研之所在、中年博治之所历、平生精粹之所造，皆讲述甚明，由此我们可以粗识先生学术之畛域、体要。《史籍校读法》也从宏观上勾勒了这一畛域、体要，它不仅包含了小学、经学、史学等学科方面的丰富知识，载述了关于读书、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且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同样深致力焉。

张先生是如何走向这条如此博大的学术之路，受到了哪些师承影响呢？根据张先生《八十自叙》、《自传》、《自强不息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以及张先生之公子张君和所撰《张舜徽先生小传》等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张先生在十七岁以前主要受到父亲的教育与影响；十七岁至二十一岁游学北平，主要受到了余嘉锡先生的熏陶与影响；二十一岁以后于学术之途勇猛精进，教学相长，学问与岁月俱老，终成一家之学。故张先生学术启蒙之功，主要归功于其父；而深造之功，则与余嘉锡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先生的祖父为清同治进士，历官京师二十年，颇喜藏书；父亲则一生厌弃八股，专攻经史、朴学以及古文，家中所藏四部之书颇为齐备，而于清代朴学家的著作收藏尤多。张先生识字之初，其父即以王氏《文字蒙求》授之，故于少年时代已培养起文字学的兴趣，在十五六岁时已通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等文字学巨著，在十七岁时于文字、声韵、训诂以及古文写作方面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力。可以看出其家学渊源与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对张先生治学途径、趋向，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史籍校读法》中讲述的不少读书方法，亦是得益于其父亲的指授。如张先生于《自强不息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曾云：

“当我初读《尚书》感到佶屈聱牙、不易求懂时，父亲教我从通行本《尚书》中抽出已经前人考定认为可靠的二十八篇手抄成册，再取《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它对读。……我曾将两书不同字句写成《对照表》，不独解决了《尚书》难读的问题，而且进一步了解到汉人‘以训诂代经文’ 的巨大作用。”

在《史籍校读法》第三编第二章之第二节“古代历史书籍中，有并存异说、变易旧文之例”部分，作者显然将“《史记》与《尚书》对读法”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发挥，指出：

“（司马迁）引用古书，多与原文不合，也还有他的义例。《史记》中引用古代经典文字，都做过比较仔细的翻译工作，使人容易理会。首先对一般难懂的话，每喜变易旧文，把语气补足。例如：《尚书·尧典》：‘试可乃已。’《史记·五帝本纪》：‘试不可用而已。’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的很好：‘古人语急，以不可为可也。古经简质，得史公而义益明。’假若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便轻易地肯定它与经传不合，那就错了。有时司马迁甚至把古人语气改换过来，使文意容易明白。有如：《尚书·尧典》：‘帝曰：吁！嚣讼可乎？’《史记·五帝本纪》：‘尧曰：‘吁！顽凶不用。’这便直接将疑问语改为肯定语了。至于采取同意义的字，去代替古代经传的原文，所谓‘以训诂代经文’ 的原则，更是他在翻译工作上做得比较出色的成绩。其例至多，不能尽举。所以他的采摭旧典，绝不同于一般的在抄死书。读者如能领会到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史料，会有很大的帮助。”

已是 pagenumber_ebook=258,pagenumber_book=249 绎出了司马迁引用经典的义例，将一般的“读书法”提升到了更高的理论层面。实际上《史籍校读法》中不少章节每每提倡：“阅读时，注意篇与篇之间、书与书之间的联系”（第三编第三章第二节），“把一些内容相同、相近的书，合拢来读”（第三编第四章第二节），“从联系的观点理解事物”（第三编第四章第五节），都可能受到了父亲早年教育的影响。

下面我们再来看张舜徽先生接受余嘉锡先生的熏陶与影响。余嘉锡先生为张先生之四姑父。张君和《张舜徽先生小传》有云：

“十七岁时，父亲去世，乃游学长沙。后又被四姑夫余嘉锡招往北京，住于其家。于是每日赴北海图书馆读书，　自朝自暮，日有定程。当时余嘉锡在几所大学任教，名重一时，与之交往的学者专家甚多。经余嘉锡介绍，张舜徽认识了不少通人硕学，得到多方指教，学问由是日有长进。”

张先生在回忆自己治学经历的文章里，也屡屡述及这段求学经历，深感珍惜，但未尝直叙与余嘉锡先生的亲缘关系。我们推测，很可能出于不愿效时俗之人借名家以自标榜的作派，所以隐而不言。如果我们把余嘉锡先生与张舜徽先生之学术略作比较，可以看出他们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即便是张舜徽先生的这部《史籍校读法》，应当也受到了余嘉锡先生的影响。1962年陈垣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作《序》，曾忆及余先生：“在辅仁的时候，曾讲过‘目录学’、‘古籍校读法’、‘世说新语研究’等课程，并编写过讲义，前两种都有排印。”我们没有将张先生的《史籍校读法》与余先生的《古籍校读法》讲义细作比勘，但余先生之讲义比张先生之著作早出数十年，张著受到过余著的影响也正在情理之中。

余嘉锡先生为湖南常德人，1884年生。据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其父余嵩庆，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嘉锡先生则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举人（当年主考官为柯劭忞，时任翰林院编修侍读），随后被选为吏部文选司主事，辛亥革命后一段时期曾于常德师范学堂任教。1927年，因柯劭忞的介绍，嘉锡先生作馆于《清史稿》主编赵尔翼家，同时协助赵氏审阅《清史稿》初稿。其后声名渐起，乃为北京大学及其他大学聘为讲师。1931年至1949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当时陈垣任校长），兼国文系主任。1949年以后退居于家，继续从事著述。1955年病卒，享年七十二岁。余嘉锡先生早娶张氏，即张舜徽先生之四姑也。张氏不幸早卒；继娶陈氏，亦不幸早逝于1927年，享年39岁。

余嘉锡先生年长张舜徽先生27岁，余先生招张先生游学北平，在1928年至1932年间，此时余先生四十有余，学术事业正迎来一个新的腾飞时期。余先生对张先生在治学与教学方面的影响，在他们讲授的课程和出版的著作中、在他们的自述和亲友的忆述中都可找到许多印证的材料。

余嘉锡先生与张舜徽先生均出生于湖南沅湘之间，具有相似的家庭文化背景，皆早慧，并蒙父亲启蒙授业，年十五六于经、史、古文皆功力深厚，且已有所著述。二人早年皆受张之洞《书目答问》、《輶轩语》等著作的影响，余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序》、张先生《自传》皆有说明。这些相似面，使他们的学术具有许多可以呼应、共鸣的地方。余先生在目录学领域、张先生在历史文献学领域分别成为建立新学科的领袖人物，并非出于偶然。

从他们的教学活动来看：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有云：“任教十八年，所开设的课程有目录学、秦汉史、古书校读法、《世说新语》研究、《汉书·艺文志》理董、经学通论、骈体文讲读、《楚辞》等，包括了经学、史学、文学的各方面。”

张舜徽先生虽比嘉锡先生年轻许多，但执教席甚早。1932年至1940年在长沙的几所著名中学任高中部文史教员。1941年以后入高校任教，曾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讲师，北平民国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中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先生执教于大学长达五十一年，所主讲的课程、科目之丰富实难尽述，前文我们已结合其部分著作与教学的关系稍作梳理，在此不赘。可以发现：余先生主讲的课程，不少与张先生主讲的相近；余先生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如《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世说新语笺疏》、《古书通例》，亦与张先生一样是多年教学活动的结晶。

从他们的学术观点来看：张先生的学术观点、主张与余先生多有相通相近者。如针对清代学者贬低宋人学的风气，余嘉锡先生曾提出“宋人史学胜清儒”之说（参见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张舜徽先生于《广校雠略》卷五“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宋人经学不可尽废”等篇曾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大力阐扬宋代学术开拓之功，后来又撰写《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长篇论文，展开详尽的论述。

再如，余嘉锡先生于《古书通例》卷四《论附益》指出：“编书之人记其平生行事附入本书，如后人文集附列传、行状、碑志之类也。”并举《管子》书为例，批评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将《管子》列入“真书而杂以伪”之内，认为“不知此自古书之通例，非伪也”。张舜徽先生《广校雠略》卷四“论古书多附益之笔”篇有云：“世之鉴定伪书者，固贵有证，尤贵有识，否则必以不伪为伪，则天下宁复有可保之书！故在今日，鉴别书籍，所宜留意者，须明乎书中多附益之笔也。”“附益之例亦复有二：有编书者之附益，有抄书者之附益。古书不皆手著，而先秦诸子多出门弟子或宾客及子孙所撰定，故编书时每好记作者行事，以附本书，乃并及于身后，如《管》、《商》书中载二人死后事甚悉，虽在童稚，犹知非管、商所著，然以古书通例衡之，无伤也，此所谓编书者之附益也。”毫无疑问，张先生的上述观点与余先生也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把他们在论题和内容方面相关相近的著作细加对比，这样的例子一定还不少。他们著作的出版时间或有先后，他们的观点是否直接受到对方著作的启发也难以求证，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契合；正是缘于他们共有广博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相近的学术兴趣，因而才产生了这样的契合。

不仅教学、学术如此，而且张先生与余先生从读书到生活都有十分相近的好尚、习惯。比如对购书、藏书的热爱，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尝记先生聚书之乐，有云：

“每逢春节必到厂甸去买书、字画、朱墨、石章等。所藏的书凡是四部有用的书和丛书大都具备，与藏书家收藏古本不同……每买得一书，必在书根上写上书名和册数，一目了然，便于使用，楷法工整，一笔不苟，年年买书，本本如此，有此功力者世所罕见。他的藏书是他一生心血所积。”

张先生则于《自强不息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自述云：

“我还有一种傻气，便是酷好买书。一生节衣缩食，　自奉和家用都很俭约，但买书却不吝惜，如果遇见有合意的书，不论贵贱，都要设法买到。有时书堆多了，无地可容，便采用换取的办法，将那些已经用过或不关重要的书，廉价让给古旧书店，再从那里换取一些书回来。这样，便无异于丰富了自己的收藏。”

读到这些文字，爱书的读者自然会心而笑。我们可能有一段时光如此爱书、购书、藏书，但自少年以至耄耋酷爱如此，则罕及矣！

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曾总结余先生从生活到读书、治学的个性精神具有三大特点，我们可用三个字来概括，即博、勤、敬。其实张舜徽先生也未尝不是如此。余先生以“读已见书斋”名其书斋，即是与那些标榜读“奇书”的人区别开来。张先生于《史籍校读法》第二编第三章之第三节“对通行的、常见的古籍，务求比较精熟”，专门讨论读熟常见古书的重要性；又于第四编第二章之第三节讨论对辑佚之学的态度时，谆谆告诫读者：“大凡读书有本末，有先后，有缓急，有轻重。断不可陵节躐等，自乱步骤。需要阅读的书太多了，必以先读常见书为急。将人人必读之书读遍以后，再逐类以求不易得见之书读之，自然包括已佚之书也在探究之列。”张先生的学问总体上看也是建立在“读已见书”之上的。张先生晚年曾以“不自逸斋”名其斋，又自号“无逸老人”，其《自强不息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一文所叙一生自强勤奋的精神，诚能令疲愚懈怠者志气为之一振！同样，大凡嗜学之人，读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序》，孰不为先生勤敏、执著且人生之多难而泣下。大师之名，实至而名归，非凭藉政府之颁予、弟子之鼓吹所能久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