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于《史籍校读法序言》曾云：“十五年前，我写过一部《广校雠略》……这次也就选择一些比较适用的材料，经过进一步的补充和分析，写入了本书。” 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广校雠略》的增订本，张先生于该版《自序》之补记又云：“近岁撰述《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亦摘取此中校勘辨伪辑佚诸篇之义，为敷论之，顾未及全书四之一也。今二书仍可并行焉。”③可知《史籍校读法》与《广校雠略》有着较深的因袭关系，但二书因体例、宗旨、内容皆有所不同，故得并行，而不必嫌其雷同。

《广校雠略》是张先生的学术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力作。张先生于《八十自叙》总结自己的学术经历曾云：“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④其后罗列所著，即首标《广校雠略》。张先生又曾于《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一文中自述：“《广校雠略》一书，完稿时我刚三十二岁，其时见书不广，学识未充，却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评定古今学术的高下，写成一百篇论文，无异于是我三十以前的治学小结，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拼凑出来的。”⑤我们再结合《广校雠略自序》所述，可知该书乃作者积十数年之功，博览四部之书，上溯先秦，下及明清近代，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结晶，书名之曰《广校雠略》，意在揭集作者宗仰郑樵史学的学术趋向。

若将郑、张二著试作比较，郑著所作，乃缘：“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习，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 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⑥《校雠略》乃《通志二十略》之一，共计二十一论六十九篇（条），文字近约一卷；依论分篇（条）排列，类若宋人笔记、诗话之体，部类较为散漫；诸篇（条）文字多为短语数行，数百字以上篇幅者极少。故郑著虽有卓见，而体制尚粗，其功贵在草创。张著凡五卷十九论一百篇，标题虽效郑氏，但组织谨严，论述详密，因论立题，各相统摄。故张著于体制精纯、论证周密、涉猎广博等方面皆有迈于郑著。可见《广校雠略》乃善学《校雠略》者。

《广校雠略》重点论述了古代学术流别、著述体例，并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学问作了广泛而深人的探讨；其气象博大，淹贯古今，同时又能实事求是，不作虚言，洵所谓“尽精微而致广大”！《广校雠略》的这些优长当然也见诸于《史籍校读法》。故《史籍校读法》的学术含量并不因为其诱启初学的用意而大打折扣。读张先生著作者，诚宜先读《史籍校读法》，再观《广校雠略》，可谓得循序渐进之法，而不致躐等以求。

《史籍校读法》的编写体例与《广校雠略》的结撰有很大的区别。《史籍校读法》的章节编排，明显受到了现代教科书分章立节体例的影响，但也仍然保留了浓郁的传统特色。全书由通论、分论、附论三大部分构成，又因分论部分篇幅较长大而区分为上、下，故全书共分为四编：第一编通论，下分二章；第二编分论上，下分四章；第三编分论下，下分四章；第四编附论，下分二章。章节分布亭匀，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既具中国传统著述体例的整饬圆满之美，又具现代学术所追求之系统、谨严、科学。可以看出，《史籍校读法》分章立节体现了鲜明的由浅入深、总分结合的逻辑层次，显示了作者建立现代学科体系的用意。例如该书第一编通论部分，第一章共分设四节：认识文字、辨明句读、分析篇章、钻研传注；即由识字入门，由字到句，由句到篇，由篇到注，沿着由浅入深的逻辑层次，逐节展开论述，较全面地阐述了阅读古书的基本技能；具有知识点涵盖全面、重点突出、例证丰富、具有启发性等特点。《广校雠略》之分卷立篇，大体上亦有总、分之别，不过就总体而言，各篇立题重在有独见发明，故少有综述敷叙之篇；虽强调“因论立题，各相统摄”，但并不构成如《史籍校读法》那样明晰、系统的章节层次。

《史籍校读法》固然采用了《广校雠略》中的不少观点与材料，但并不是简单地转录。二书在语体上一用文言，一用白话；在行文上一意在精粹，一意在晓明；故《史籍校读法》于相关问题的论述较《广校雠略》更见详明畅达。若细作比勘，更灼然可见《史籍校读法》作者在改写、充实之际，为方便初学的良苦用心。

如《史籍校读法》第二编第一章之第二节“古书辞句误夺一字、误衍一字的关系”，即由《广校雠略》卷四之“辞句误夺一字、误衍一字之关系”篇，改写而来。《史籍校读法》于此节特示例考述《古文尚书》出孔氏屋壁事：先引《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文字；并指出这段文字可能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原文，故又追寻《汉书·刘歆传》所载刘歆责让太常博士书；又进一步指出此书为萧统录入《文选》，标题为《移书让太常博士》；继而复引《史记·孔子世家》，指出《史》、《汉》之抵悟与读者之疑窦；接着引述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卷二对此所作考证及结论。上述观点、材料已见《广校雠略》卷四，但原引文甚简略，初学者实难把握灵活使用上述材料的“天机”，《史籍校读法》为此颇费言辞，正是为了揭示其“天机”之所发。而且《史籍校读法》在《广校雠略》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八《尚书古文辨》、王鸣盛《尚书后案》、沈钦韩《汉书疏证》三条考证材料，作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种功力诚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具备。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张先生在此并不是矜炫博雅，而是意在开示后学：治学的眼界须尽量宽广，搜集资料需有竭泽而渔的精神。

不过，《广校雠略》与《史籍校读法》，在启诱初学、施于教学方面，也有相近相通的一面。《广校雠略》之初撰，虽非为训导初学，但作者为大学文科讲授“读书指导”、“校雠学”等课程时，曾以为教材或参考资料。《广校雠略》卷一“施教之书与著述异体”篇有云：

“大氏学校教人之学， 与夫私门著述迥然不同。教士期于平易浅明而止，若夫专家之学，终身以之， 穷极要眇，非可喻诸初学。今日为大学教授者，每好取己所长，为后生说之。未诵《说文》，而与之谈金文、 甲骨；未通《左氏》，而遽与论《公羊》、《谷梁》。甚至不能观省古书者，而为之讲《墨经》；不能下笔为文者，而与之讲词赋。”⑦

此乃痛陈当时大学教学之弊，虽置于今日犹有强烈的警世意义。大体而言，此亦高等教育之通病痼疾，无论教授或学生皆易生好高鹜远、陵节而施的毛病，其结果必然导致学无本源、空疏无成。张先生有不少著作与教学活动有密切的关系，除《广校雠略》外，再如《汉书艺文志释例》、《汉书艺文志通释》、《毛诗故训传释例》、《扬州学记》等著作之撰述（参见张先生《积石丛稿自序》），最初皆与教学需要有关，具有服务学生的用意。其沾溉学子之功德，诚无量也！但这些著作并没有仅仅停留于讲义的层次，而是最终获得了更专精博大的提升，极理想地解决了“学校教人之学”与“私门著述”的矛盾。

《史籍校读法》启诱初学的旨意甚明，载述了丰富的读书经验。这些经验因饱含着作者读书、治学的甘苦，故于初学来说极具指导性、可操作性和感染力。下面略举书中二例言之。(www.daowen.com)

是书第一编第一章之第一节“认识文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个对古代文字、音韵、训诂没有素养的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求他能够自行掌握古代史料中文字通假的一般规律，是比较困难的。为着克服这一困难，首先必须倚靠注解。注解中把难字的音读、意义都介绍得比较清楚，是我们阅读时的唯一依据。其次，便须经常使用较好的工具书。遇着旧注中没有谈到的难字，或谈的不很透彻，有必要凭借工具书来解决问题。例如清代学者朱骏声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一书，对于每一字的本义、 引申义和假借义，都说的很清楚。 即使其中有些见解不免穿凿，但它究竟可供我们参考。又如《经籍篹诂》一书，更是乾嘉年间，一群知识分子分工合作， 由阮元领导而修成的荟萃经典故训的大书。他们当日，只是钞录排比，而没有附加任何意见和考证，很客观地把古代传注家们的解释综合在一块儿了。我们翻检一字，而众义皆备，给我们的方便尤大。”⑧

这里既介绍了读书入门的方法，又介绍了几种工具书的特点、优长。在介绍上述以研究实词为主的著作之后，接着又介绍了专门研究虚词的著作。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故后文又接着说道：

“以上所言，不过是一种替没有古文字学素养的人们所提出的补救方法。如果条件许可，能够从根本解决问题时，便不必停留于此，似可进一步系统地读几部人人必读的书籍。例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都是可以精读的文字学和训诂学的名著。把这些书深入研究一下，融会于心，便渐渐可以掌握古代汉字在运用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从而阅读古书，遇着旧注没有谈到的，可以补充其遗漏， 旧注已经谈到的，可以纠正其错误，才能发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穷究其所以然。这才是从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⑨

有心向学而乏良师指点者，读此文字必感慨良多。

再如：第一编第二章之第一节“古书的流别”，谈到学习《汉书·艺文志》怎样把它的联系面推广加深的问题，特举研读《诸子略》以示例：首先列出了应参考阅读的数种文献：一、《庄子·天下篇》；二、《荀子·非十二子篇》；三、《吕氏春秋·不二篇》；四、《淮南子·要略篇》；五、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六、《史记》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孟荀列传》。随后张先生又推进一步论言：

“至于它的纵的联系，应该把汉以后各代学术升降、著述流别，都能贯通起来，成为有系统的了解。那么，下列三书最为重要：一、《隋书·经籍志》，二、《文献通考·经籍考》， 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学对此三书如一时不能贯通，可先读《四库提要》的总序和每类小序。时代较近，文辞易于理解，初学可由此入门。”⑩

学者由此可知读书融会贯通之法，今后治学的门径自然宽广，治学的态度亦不致于浮泛空疏。

《史籍校读法》的可贵，正在于它是张先生学术自成一家之后的读书、治学经验总结。《史籍校读法》不仅充分吸收了《广校雠略》的相关精华，同时还兼取了作者博治诸门学术的相关成果。上文所举二例也能很好地印证这一点。“认识文字”一节，于平易中见专精，正是依傍于作者《说文解字约注》这类小学巨著的丰厚底蕴；“古书的流别”一节，于繁杂中显澄明，正是建立在作者《周秦道论发微》、《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史学三书评议》、《四库提要叙讲疏》等一系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宏通著作之上；故读《史籍校读法》，初入甚觉平易，渐入而渐深，无须终卷已深感其境界至为博大、方法至为真切。邓散木曾于所著《篆刻学》之“炼刀法”一节自注云：“此系向炼刀工人讨教得来，未经实验，并无把握，应全删，以免误人。”邓氏持重如此，深得朴学遗风。张先生《古籍校读法》所传授的治学经验亦复如此，良由亲身所历，故少耳学之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