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著录《太史公》（即司马迁《史记》）百三十篇，班氏自注“十篇有录无书”。在张先生作于1946年的《汉书艺文志释例》中，张先生认为：“凡志中称有录无书，皆就未成之书言，非指亡佚也。”根据这一理解，他“推之《太史公》之十篇，《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皆但言十篇缺。夫缺之为义，谓缺此十篇，未卒成之也”。当然，张先生作这样的判断，也有前代学者的意见为根据：《史通·正史篇》曰：“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刘知几还批驳了张晏的迁殁后十篇亡佚说之非。宋代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范升的说法，认为有录无书就是录存书亡的意思，张先生斥为“犹袭张晏谬说”。

到了1988年，张先生在其更为成熟的《汉书艺文志通释》中，根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作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认为“其自记篇数字数之详如此，则全书皆已写定无疑”。他肯定了赵翼《廿二史札记》之说“太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待于后人补之也”，推翻了自己早年的论断。不惟如此，张先生还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新论断：“张晏，魏人，去汉犹近。所言迁没后亡其十篇，必有所受，宜可保信。刘知几《史通·六家论》，始谓史公著书，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并斥张晏《汉书注》之非。 自此众说纷纭，疑者竞起矣。以今论之，张说可从，而刘言不免失之臆测也。”

在现今的学术界，《史记》研究者基本上都认可《史记》书成后在传播过程中亡佚十篇之说。从拥刘反张，到反刘拥张，其说虽前后有别，但张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不成熟的旧说。前人尝谓学者必须有自信，却不可勇于自信，张先生以自己的学术实践，给后人树立了一个诚实而非固步自封的学者典范。张先生自改旧说，是因为在真理面前，为了服务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真正的学者不应因个人的自尊而违心护短，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前后觏若划一必须根植于事实与真理。前辈风范，令人神往。

（本文是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的经学旨趣》［编号：23184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www.daowen.com)

①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③章学诚：《校雠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第945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 110、 165、 177～178、179、 181～182、 281、 178、 113、 126、 235、 111、 110、 112、 172、 171、 121、122、 126、 130～131、 110、 110～111、 111～112、 113、 112～113、 232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收录于《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