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维志*

*作者简介：韩维志，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①目录学是学者治学的门径，极为重要，可以说，古代的学者多兼具目录学家的学养。对于目录学家的要求，并不在其博览群书，而在于能高屋建瓴、提纲挈领，他的著作应该使读者观后能够对于学术的演变探流溯源、原始察终。学术史的第一要务，也是目录学的第一要务，即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八字，出自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②章氏以此八字精炼概括目录学中最为关键的学术流派之观点、内容、嬗变与递承的情况，认为“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③。清代的学者特别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因为这八字乃是打开学术宝库的密钥。在古代的目录学著作中，最早的权威之作是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七略》，《七略》的精义被班固吸收入《汉书·艺文志》（按：为表述方便起见，本文依照传统称法，将《汉书·艺文志》简称作《汉志》，下同）。此后，《汉志》独兴而《七略》亡佚，《汉志》因此而成为中国文献目录学的鼻祖，成为学者治学必须翻阅的参考书。于是，整理、研究《汉志》便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历代都有学者做这个工作，而清代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的成绩最大。民国学者踵武前修，多汇释、讲疏之作，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张舜徽先生成就突出。他研究《汉志》的成果，集中收录在两部代表之作《汉书艺文志释例》与《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它们以资料收集的全备、见解的深刻独到，而卓然自立于学林，它们不仅是学者研读《汉志》的绝佳读本，更能够给学者以治学的启迪，因而成为学术的经典。

张先生自言“平生诱诲新进及所以自励，恒谓读汉人之书，必须精熟数种以为之纲”，在他列举的五部书中，《汉志》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种，因为它是“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④。 《汉书艺文志释例》作于1946年，据作者的笺记，乃是不满意当时孙德谦氏《汉书艺文志举例》“杂沓繁冗，规规于史家笔法及修志义例，而于昔人造书目时甄审著录之际，转多疏漏”，张先生接着明白地表示，孙氏《举例》最大的问题在于因小失大，“非所以辨章学术也！”⑤在张先生看来，对《汉志》的笺解，如果游离于辨章学术的主题之外，那么它就是完全的不合格。近半个世纪之后，张先生在撰写于1988年的《汉书艺文志通释》的前言中，再一次强调了这种意见：“必以《汉书·艺文志》溯学术之源流，明簿录之体例。”⑥关于汉志的研究，张先生一再申明的，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决不能变。这一学术主张，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并成为贯穿他两部汉志笺解著作的一条极其明晰的主线。

“辨章学术”，就要论述清楚貌似相同或相近的学术现象的异同，揭集其本质；“考镜源流”，就要在辨章学术的基础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透过学术演变纷繁的表象来洞察其规律。在撰述过程中，二者往往是紧密相联、唇齿相依的，而很少断然割裂、泾渭彼此。张先生在其《汉志》研究中，也基本上是秉持着这一原则的。在《汉书艺文志释例》与《汉书艺文志通释》中，“辨章”、“考镜”字样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如“隐然示人以辨章学术之意”、“辨章学术者所有事”、“所谓辨章学术者于是乎在”、“考镜东汉以前学术流别”等文句一再出现，这是张先生明示其著书重点在辨章考证；但张先生更多地是通过断句、训诂、校勘、引证、说明、廓清、表彰七种方式，通过还原《汉志》原貌、理清《汉志》内蕴，达到辨章学术之目的。现逐一例举如下：

（甲）断句：古书不同的断句，意味着对古书不同的理解，绝非浅事，这是张先生辨章学术的最基础的一环，他的笺解《汉志》，发前人所未发，就是从断句开始的。

张先生对《汉志》的创新性的点断，多在书名与篇卷之间，如《六艺略·论语》“论语古二十一篇”，他断作“《论语》。古二十一篇”即是。他最经典的一处断句，首推《六艺略·易》之开篇三句：“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以前所有的学者，都是将“易经”二字连读。张先生则别开生面，谓：“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下始云‘经十二篇’，传若干篇。”所谓孤证不为定说，张先生又联系同为《六艺略》的《尚书》、《诗》、《礼》，认为都应当这样断句，接下来，张先生以大量篇幅论证“世俗误连经字于易，以为‘易经’之名，早已有之”的错误，最后补充论证若读作“经十二篇”，则有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为佐证。这样，就完美地论证了自己的设想是正确的，成为定谳。⑦《书》、 《诗》、《礼》、《春秋》的断句与此相同。

（乙）训诂：《别录》变而为《七略》，《七略》变而为《汉志》；《七略》较《别录》为简，《汉志》较《七略》为简。为达到文字省净的目的，班固尽可能地对《汉志》瘦身，注释者若不作必要的训诂，读者势必无法明了《汉志》原文的本意。

例一 《六艺略·易》有一条作“《服氏》二篇”，简略之极，若不知服氏其人，则无法知道服氏易传的特点。张先生在这里征引了三位学者的注释。第一条是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姚振宗则有不同的理解：“《释文叙录》引作服先，犹言服先生也，汉人常有是称。光字盖写误。”杨树达同意姚氏的见解，并对颜氏的说法表示怀疑：“若光是其名，不得云号矣。”张先生在此并没有将自己的解释呈现出来，但很显然，他是以姚、杨两位学者的训诂为自己的理解，解决了服氏的名号问题。⑧

例二 《六艺略·易》有一条作“《古五子》十八篇”，关键在书名中的“古”字的意思。顾实先生《汉书艺文志讲疏》以为古字应该释作“古文”，若作这种理解，则牵涉的是经传的今古文问题。张先生则以为古字应该是指该书“其传说之古也”。他说：“古之以阴阳说《易》者，所起甚早，以视上述自《周氏》至《丁氏》七家之书并为汉师经说者，其源为古，故名《古五子》耳。下文著录《古杂》八十篇，亦同此例，不得以古文解之。”相对来说，张先生的解释，更有根据，更可信些。⑨

例三 《诸子略》文末序论有“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两句，“辟”义为何？张先生认同颜师古注“辟，读曰僻”，但颜注失之简略，张先生继续解释说：“僻者偏也，谓其所知偏于一面而不知其他，喻其人之隘陋。”至于证据，张先生举了两个：“《荀子·天论篇》云‘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淮南子·氾论篇》云‘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此皆言偏于一面，则所知者小。”⑩“辟”在古籍中既然有“偏”的意项，则联系汉代学术弊端，张先生指出：“汉世博士之学，实坐此病，故《汉志》亟言其患。”这就把字义的疏解与汉世学术弊端的指陈有机地连接在一处，张先生是在训诂字义，更是在辨章学术。

（丙）校勘：校勘不明，则离题万里而身不自知，所论愈多，离真相反而愈远。所以，张先生时时注意比勘各本，择善而从，若无版本可资参校，则使用理校法。

例一 《六艺略·易》有一条作“《易》传《周氏》二篇”。张先生认为句首的“易”字应该是衍文，为抄书者不慎所误增。他说“证之《书》、《诗》诸类，皆先题书名以冒起下文，然后云经若干篇，传若干篇，行文一致，文意甚明”。所以，“《易》类既有‘易’字居前，故知此处不应复出‘易’字也”。

例二 《汉书艺文志释例》谈到《汉志》“出”“入”字隐含的意蕴时，举了原本被《七略》列入杂家类的《蹴鞠》一书为例：“出《蹴鞠》，入兵法。”文后括号内，张先生注明：“出蹴鞠三字今本无，依陶宪曾说补。”按：《汉志》原文：“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文下班固自注“入兵法”。若不从陶说，校入“出蹴鞠”三字，则《汉志》原文完全无法读、不可解，所以，引用陶氏校勘，是不可或缺的。

例三 《汉书艺文志释例·注记第五》论《汉志》有自注之例，“凡句下之注不题姓字者，皆班氏原文”。这是就大概而言。实际上，有些条文因时代久远，传写讹变，以至于“正文在上，误脱于下，遂写为注语”的情况。张先生举例杂家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注云“王安”。张先生认为，班氏原文当是《淮南王安内》二十一篇，是传写者将“王安”二字误入注内，导致文义不通。

例四　《六艺略·春秋》序论有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史官“君举必书”的目的自然是惩恶劝善，但“慎言行、昭法式”两句却都是从正面劝善的角度阐释“君举必书”的意义，文义有缺。王念孙认为“式”当作“戒”，乃是因为二字形近而导致的讹误。他的理由是“言行之是者可以为法，非者可以为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左传序正义》引此，正作戒”。张先生对于王念孙的论点、论证全文征引而不加自己一字多余的点评，正是完全认同王氏的校勘，以王氏意见为自己的意见。(www.daowen.com)

（丁）引证：张先生的引证，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引用材料，来论证自己的判断乃是符合班氏原意的。比如，在论及班氏收录同时代学者杜林小学书目两种有貌似自乱体例这一问题时，张先生引用了《汉志》小学部的序论和《汉书·杜邺传》两条文献，来逆班固之志：“盖深服其远绍绝学，故破例而登其书耳。”

但有时，张先生的引证，乃是为了廓清错误说法，引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具体方法，是先引述传讹已久的为多数学者所宗仰的有影响的错误学说，然后再驳正之并引出己说，以还班氏原意。《汉书艺文志释例·甄审第一》谈到班固《汉志》甄审别择优于《七略》，而《汉志》与《七略》相较，失载之书达到三百部之多。班氏为何失录这么多的书？前代学者中，姚振宗的观点影响最大。姚氏以为，班固之所以没有收录，是因为他仅仅收录“中秘书自温室徙之天禄阁者”，至于为数甚广的“兰台石室之储，故府录藏之籍，民间传习之本，博士章句之书”，因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所以未被班固收录。若姚氏意见正确，则班固之不录这许多书，乃是极严重的遗漏。张先生不认同姚氏判断，他在认真审读后，一洗姚氏旧说之陋，提出班固“或录或不录之际，别自有权衡在”，下文就具体将这种“权衡”细分为“不录见存人书例”、“不录祖先书例”等五种情况，从而给予了完美的诠释。

（戊）说明：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学说演变情况，有时需要对前人说法或自己论断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例一 《汉书艺文志释例》谈到《汉志》、《春秋》类的《夹氏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有录无书”。何者为“有录无书”？张先生先引用班固在《汉志》、《春秋》类后论中的话来解释，乃是“夹氏未有书”之意。张先生在班固解释的基础上，再加解释：“夹氏说《春秋》，但以口授，本未著之竹帛也。”

为了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话，张先生引徐彦《公羊疏》：“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言，道亦寻废。”徐彦是唐代大儒，其说必有所本，对于他的论断，张先生又有新的疑问，于是在徐彦疏文的后面，在括号内推阐徐彦话的意思：“徐氏以邹、夹并举，岂《汉志》有录无书四字本总承上文邹氏传、夹氏传一书而言耶？今不可考矣。”

为了解释“有录无书”四字，张先生先后引用多家说法，在引用各家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疑问，张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清楚解说，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引发的淆乱，有利于学术的辨章。

例二 张先生笺解《汉志》，会调动一切资料，甚至包括最新的考古发现。班氏《艺文志叙论》谈到“讫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张先生解释道：“战国时期帛书，虽以前时有发现，然丝织品易于腐敝，所遗留者多为残片。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之帛书，多至十二万字，包括《老子》、《经法》、《十大经》、《战国策》及兵书、历书、医书等十余种古籍。乃吾人今日所见最完整最丰富之古代帛书。即以《老子》而论，已有两种写本，一本写在汉高祖时期之前，一本写在汉高祖时期之后。由于历时久远，文字时有缺脱。到武帝时，帛书与竹简并行于世，集中收储于官府者日多，大半皆残坏不全也。”以考古发掘之材料来引证两千年前的班固的文字， 自然最有说服力度。

（己）廓清：错误的注释往往会将读者对班氏《汉志》的理解引向歧途，所以需要廓清；对于后代学者出于误解而批评《汉志》，张先生则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洗雪班固之冤枉，还学术以真相。

例一 班氏《艺文志叙论》谈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对此，齐召南解释道：“指高祖时萧何收秦图籍”云云。考之《史记·萧相国世家》，乃知齐召南解释的错误，张先生指出“萧何初入关时收秦图籍，乃指当时天下地图与户口册也， 自非经传子史之类”。“齐召南考证《志》文，‘大收篇籍’语，首举萧何事为例，失其实也。”

例二 《汉书艺文志释例》谈到《汉志》有“以类相从”的义例，即班氏在叙次群书时采用以类相从的排列原则，使得群书秩然无混。但是，《六艺略·易》类却有些混乱。按张先生的理解，《易》类《经》十二篇以下分为《易传》、《灾异》、《章句》三目，多数文献能够清晰地划入三类之中。但是，《古五子》十八篇、《淮南道训》二篇、《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和《图》一篇这六种文献，却杂在《丁氏》八篇与《孟氏京房》十一篇之间，“错杂不伦”。对于这六种书的错杂现象，全祖望《读易别录》以为这几种书都是通说阴阳灾异占验，被班固误入经部。针对《汉志》淆乱的现实和前人对班固的批评，张先生却有着自己的解说：“《汉志》 自分条刊刻以来，割裂破碎，多非本来旧第。”他举例来证明：“如儒家《平原君》七篇，班氏自注云‘朱建也。’考朱建为汉初人，其书不应厕鲁连、虞卿之间，今本次第，盖后人误以为六国时平原君而移易之。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已言之矣。”张先生认为，《古五子》等六种书应该像《平原君》一样，乃是被后人错乱，责任不在班固：“则《易》类此四种（按：应是张先生偶有笔误，当作六种）书或原本在《灾异》之下，而后人错乱之，未可知也。全氏必斥为误列，似亦太过。”

例三 学术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一事在前代被认为是合理正当的，到了后代，时移事变，后人对之评价则完全相反。若执后人观念来审视前人，则无处不错，唯有知其源流，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比如抄书一事，在两汉时期，是很正常的，张先生谓：“经子同为立言之书，惟圣言玄远，故解说多歧；百家异趣，故论议尤广。群经之有总义，诸子之有节抄， 由来久矣。”在《汉志》的《诸子略》部分，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阴阳家有《杂阴阳》三十八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言》百三十九篇，《兵书略》技巧类有《杂家兵法》五十七篇。这些文献，“班氏自注不知作者，其义例亦无可考，然循名以查实，盖即后世节抄诸子之权舆也。班氏于诸子之节抄，各附载本类之末，其例至善”。章学诚贱视抄书，认为当别立书抄一门，则是“有感于后世学术苟简，而抄撮之编兹多，恶紫之乱朱，用相区画”。张先生认为班固、章学诚所处时代不同，学术特点迥异，二者皆正确，但反对以后世观念否定前修，“未可执此以尚论刘、班”。陈寅恪先生认为对古人、古书不应带着苛刻寻衅的态度，而应怀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张先生的这一解说，当属此类。

（庚）表彰：凡班固《汉志》有开启学术新路，对后世学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贡献，张先生都极力加以表彰，以阐明学术流变的源头。

例一 众所周知，刘向《别录》不但备录旧籍，而且对于每一种书都有详尽的解题，使读者了然该书流变、优缺点等。班固《汉志》仅仅是《汉书》中的一篇，势必无法做到这一点，但班固也在努力将《别录》解题的优长吸收入《汉志》中，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凡一书大旨率于注中举之”。先生列举了《古五子》等十几个例子来说明，最后，感慨班固“所录之书，十九不存于今。使非班氏注明大旨，孰从知其所言为何事乎？”

例二　目录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审定书籍的真伪，张先生认为，这个学术领域，是由刘向父子和班固联合开启的。张先生并且详细地总结出了班固《汉志》辨伪的六条：有明定为依托而不能的指其人者、有验之其语而知非出古人者、有征之于事而知为伪者、有能推定依托之时代者、有明定为后世增加者、有不能辄定而聊为存疑之辞者，每一条都举了足够的例子来支持。对于班固的这一贡献的学术意义，张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斯六例，而后世辨伪之法，举莫能越于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