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剖析《汉书艺文志通释》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班固《汉书·艺文志》是在刘歆《七略》基础上“删其要”而成。东汉以来，既有将《汉志》放在整个《汉书》中加以关注者，更有将《汉志》独立出来进行研究者。至于独立的《汉志》研究著作，自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以来，更是不胜枚举，尤以清人和近人为多。而张舜徽的《汉书艺文志通释》作为后出转精之作，尤其值得关注。一张舜徽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通释》成书于1988年10月，1990年3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

王齐洲*

*作者简介：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在刘歆《七略》基础上“删其要”而成。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古代文献史志，为后人对东汉以前中国人的知识谱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故为历代学者所重视，阅读和研究《汉志》因此被视为学问的门径。正因为《汉志》如此重要，历代研究也联袂接踵。东汉以来，既有将《汉志》放在整个《汉书》中加以关注者，更有将《汉志》独立出来进行研究者。前者如唐颜师古注《汉书》，引用应劭、服虔、李奇、韦昭、如淳、苏林、晋灼、孟康、臣瓒、张晏十家之说，使包括《汉志》在内的《汉书》更便于人们阅读理解。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则广收唐以来各家之说，详细考证，择善而从，成为继颜注之后注释《汉书》的集大成之作。至于独立的《汉志》研究著作，自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以来，更是不胜枚举，尤以清人和近人为多。如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刘光蕡的《前汉书艺文志注》、康有为的《汉书艺文志辨伪》、瞿润缗的《汉书艺文志疏证》、姚明辉的《汉书艺文志注解》、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李笠的《汉书艺文志汇注笺释》、李赓芸的《汉书艺文志考误》、余嘉锡的《汉书艺文志索引》、许本裕的《汉书艺文志笺》、孙德谦的《汉书艺文志举例》、叶长青的《汉书艺文志问答》、陈国庆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等。而张舜徽的《汉书艺文志通释》作为后出转精之作，尤其值得关注。本文不拟全面评介张先生的这部著作，只就其中《诸子略》部分管窥蠡测，冀收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张舜徽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通释》（以下简称《通释》）成书于1988年10月，1990年3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①张先生在其《自序》中说：

《汉书·艺文志》为书短简，尤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如能反复温寻而有所得，以之为学，则必如荀卿所云：“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余自少好读是书，常置案头，时加笺记。顾随记随失，迄无一存。一九四六年秋，讲学兰州大学，尝以是书授诸生，因撰《汉书艺文志释例》相与讨论，而未遑疏证全书也。晚年重温是书，复有笺记，爰理董而别写成编，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名曰《汉书艺文志通释》。虽未尽达其旨，亦庶几可以守约也。（第165～166页）

从序言可以看出，张先生对《汉志》评价甚高，《通释》是其一生学习研究《汉志》的心得，绝非率尔操觚可比。然而，要真正理解《通释》，必须结合其对于先秦两汉群书的认识，尤其是此前所作《汉书艺文志释例》，才不会郢书燕说，误解先生。

在张舜徽先生看来，《汉志》并非后人所言图书目录，而实是刘向等人“校雠”文献之成果。“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后世为流略之学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②他特别引用章学诚和全祖望的意见以加强己说，其有云：

目录二字连称，昉于汉世，以此名学，则实始于宋人。……特举此以当专门之业，取径窘隘，而自远于校雠流别之义，　自清儒始耳。……章学诚尝斥其失曰：“校雠之学，　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遗书外编·信摭》）全祖望亦曰：“今世所谓书目之学者，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挦撦獭祭之用。”（《丛书楼书目序》）两家所论，至为明快。夷考世俗受病之由，盖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书以明群书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取目录立名，最为能见其大。李兆洛为顾广圻墓志铭，反谓郑氏之书惟言类例，无涉校雠，此则囿于世俗之见，而犹未足以测斯道之浅深也。③

张先生反对称《汉志》为目录学著作，曾被一些学者误解，以为张先生反对建立目录学。其实，张先生已指出，宋代即有目录学之称，见于苏魏公《谭训》，非自清人始。他之所以反对目录立学，是因为时人所云目录学，大都只是图书登记，既不明群书类例，又不辨学术流别，“不过以为挦撦獭祭之用”，对学术帮助不大。《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序论曾指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④而《汉志》所继承的正是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学术传统。《汉志》之所以不是目录学著作，而是校雠学著作，就在于它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以此去学习和利用《汉志》，才能够真正理解《汉志》，也才能真正发挥《汉志》的学术作用。

为了说明《汉志》目录与校雠学的关系，张先生在《汉志》“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下引阮孝绪《七录序》和《隋书·经籍志》后释云：

当日刘向每校一书既毕，即写成一篇介绍文字，一方面“条其篇目”，一方面“撮其指意”，此之谓“目录”，亦简称“录”。即如今日犹存之《孙卿新书叙录》（即《荀子叙录》）而言，先列三十二篇篇目于前，然后叙述作者行事、书中内容、校雠经过于后，此即当日刘向所为每书叙录之体式。其初每书叙录，皆载在本书，随书而行。后又汇集群书叙录，成为一书，俾能别行于世，故名之曰《别录》。（第174页）

在“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后释云：

盖歆当时以《别录》为底本，删繁存简，撰为《七略》。隋、唐《志》咸著录刘向《七略别录》二十卷、刘歆《七略》七卷，明二书详略不同。方之《四库全书》，《别录》为《总目提要》，《七略》乃《简明目录》也。（第175页）

在“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后释云：

《七略》原本，于每书名之下，各有简要之解题，故为书至七卷之多。由其为簿录专籍，自可任情抒发。至于史册包罗甚广，《艺文》特其一篇，势不得不剪汰繁辞，但存书目。史志之所以不同于朝廷官簿与私家目录者，亦即在此。（第176页）

根据张舜徽先生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汉志》在校雠的内容上与《别录》、《七略》相比已经大幅减省，但其基本精神却并无改变。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七略》之为书，实分图书为六大类，而每大类中又分若干种，自是我国图书分类目录之祖。其书虽已亡佚，而义例、内容，俱尚存于《汉书·艺文志》。凡考镜东汉以前学术流别、著述盛衰者，胥必取证于斯，此《汉志》所以可贵也。”（第175页）这样，《汉志》目录与校雠学之关系，经张先生揭发，可谓彰明较著，毫无疑义。而“以《汉书·艺文志》溯学术之流派，明簿录之体例”（第165页），也就顺理成章，无复异议。

当然，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今天的目录学已蔚为大观，反对建立目录学无济于事。然而，张先生的意见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如果目录学只是去抄缀书籍目录，而不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价值肯定是有限的。并且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目录只是校雠学的一个方面，与版本、校勘同列，它即使被称为“学”，也只能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不能离开校雠学的指导，这样的目录学才有学术意义。如果将《汉志》当做图书目录，也只有在认识到《汉志》是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才能更准确理解《汉志》的价值。而能够以这样的眼光去阅读《通释》，就能够对张先生的解读心领神会，得其精髓。

张先生不仅认为《汉志》是汉人的校雠学成果，而且认为《汉志》所录之书和校雠之义与社会政教相关联。他说：

《汉书·艺文志》，《汉书》十志之一也。其所以名为“艺文”者，“艺”谓群经诸子之书，“文”谓诗赋文辞也。《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 “六艺之于治，一也。”古人称六经为六艺，起源甚早。艺者学也，谓六种学艺也。旁逮诸子百家，皆以立意为宗，悉可以艺统之。文谓文学也，《史记·李斯列传》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可知古人恒举文学与诗书百家语相联并称，用以概括一切书籍，由来久矣。徒以汉代崇儒尊经，故班固此志，以艺居上，文居下，而名之曰《艺文志》。（第167页）

在《诸子略》释文中又说：

大抵诸子之兴，皆起于救世之急，咸思以其术易天下，虽各有短长，可相互为用。自古英才杰士，固于经艺之外，兼取诸子之长，以为匡济之具。先秦如管仲、商鞅，后世如王安石、张居正，悉有取于道家、法家之要，得所折中，故能成股肱之材，立不朽之业。如徒拘泥于六经，羁绊于儒学，则胶柱鼓瑟，鲜有能收经世济民之效者，此读书之所以贵有通识也。（第346页）

即使是诗赋，也仍然不能脱离社会政教。他说：

《诗》教主于温柔敦厚。深于《诗》者，则可使于四方，折冲樽俎。相与言谈之顷，不直截言之，而比喻言之；隐约其辞，情文相感。大之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小亦可以登礼让于衽席。辞令之美，关系甚大，故古人以学《诗》为亟也。（第370页）

西汉辞赋歌诗之盛，冠绝往古，而大集于武宣之世。良又人主倡导于前，而天下靡然向风。……上好下甚，与世响和，而篇幅充积矣。刘向父子校书之时，择取其可存者著录之。所谓“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则固考史之明镜也。（第371页）

张先生认为“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⑤。他以孔子为例，指出：“儒者莫不宗师仲尼，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吾岂匏瓜也载，焉能系而不食！’可知仲尼志在用世，初无意于著述。使得志行于世，其必不暇从事删订无疑耳。……自汉以来，述造日富，固有为著书而著书者矣，学者尤不可不辨也。”⑥又说：“盖古初有立言之书，有记事之书，立言为子，记事为史，二者体制不同，相须为用。扬榷而言，则立言之书，亦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史耳。”⑦因此，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这一认识，是符合《汉志》著录的实际的，也体现了《通释》的独特学术眼光。

二

对于《汉志》注重从社会政教的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张舜徽先生有深入的解析。他在《汉书艺文志释例》中以《诸子略》儒家类为例分析说：

章学诚尝以儒家类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乃官礼之遗，宜附之《礼经》之下，不合入于儒家（见《校雠通义》）。而不知此正有谓也。盖刘、班校录群书时，辨章学术之精意，俱可见于此，第未易为世俗浅夫道耳。儒者之效，在能匡时济物，以有为于当世，其次则贵明教化，以助熙平之治，荀子所谓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者是也。《汉志》儒家首列晏子，已隐然示人以大儒之效。自子思以下十二家，或游说列国（如孟轲、荀卿），或教授诸侯（如子思、李克），大抵宗师仲尼，以德显于当世，虽不克开物成务，而各怀淑世之术，使得志行于时，所建立亦不在小。虽徒托之空言，顾犹儒效之所寄，非后来著述敷演空论者比也。儒效之隐，原于汉世，史迁为《儒林传》，以纪当世经生，盖嘲之也。刘、班明于学术升降之机，故著录群书，间寓微旨，叙次七十子弟子之撰述既竟，继录《内业》以下至《功议》七家书，大抵皆经世布政之通论也。复续录《宁越》至《虞氏春秋》十一家之书，以明此诸子者虽非仲尼之徒，犹足以献策诸侯，立名当世，与汉世儒生大殊。其于汉儒之前，七十子之后，必以此十八家之书居其间，盖以明儒效，　自广而狭，　自著而微之迹耳。其旨深矣。乌呼！非深通乎道术之原者，曷足以语乎此乎！此所以后世书目家未有能学步者也。⑧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书目著录的学术路径和内在逻辑经张先生解读粲然明晰，同时也纠正了前人的许多误解。如《晏子》一家，“前代著录是书，皆入儒家。独柳宗元有《辨晏子春秋》，始谓为墨氏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其后晃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皆从其说，改入墨家。《四库全书总目》又改入史部传记类，悉失之”（第257页）。再如“《汉志》著录之《谰言》，实即《谏言》，乃汉以前儒生裒录古代忠臣进谏之语以成此书，所以为君臣之道，故班氏自注云：‘陈人君法度。’至于谰之‘诬言相被’一义，固不能以解《谰言》之谰也”（第265页）。他如《平原君》七篇，班固注云：“朱建也。”张先生按云：“朱建，汉初楚人，《史》、《汉》皆有传。……此书七篇，既为建作，不应厕鲁连、虞卿之间。沈涛谓后人误以为六国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其说是也。”（第269页）寥寥数语，将《汉志》儒家各书目的性质特点解析得清楚明白。

《通释》对《汉志·诸子略》道家书目的解读，也同样体现了张先生注重从社会政教的角度揭集《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旨趣的努力。张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叙录》中曾指出：“‘道论’二字，可说是‘道家理论’的简称。它的具体内容，便是‘人君南面之术’。”⑨在《通释》中，张先生便始终围绕“人君南面之术”来解释《汉志》对道家书目的著录。

《汉志·诸子略》道家类首部著录“《伊尹》五十一篇”，张先生释云：

君人南面之术⑩，所起甚早。然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论始有所传。其不起于夏殷以前，无疑也。顾夏殷之世，君人南面之术虽已萌芽，初但口耳相传，至周末诸子，各述所闻，始著之竹帛耳。（第282页）

在《鬻子》二十二篇下释云：

周秦诸子之书，不皆出自己手，大率由其门生故吏或时人之服膺其说者、裒录其言论行事以为之。此乃古书通例，无足怪者。《文心雕龙·诸子篇》云：“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之肇始，莫先于兹。”考周秦诸子之书，著录于《汉志》者。在《鬻子》之前，尚有《伊尹》、《黄帝》、《孔甲》、《大禹》、《神农》、《力牧》诸书，是不得谓《鬻子》为子书之始也。特直名其书为某子，则以此为最早耳。观《列子》中三引《鬻子》……若此之论，实有合于“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之旨，《汉志》列之道家，是矣。（第284页）

在《筦子》八十六篇下释云：

《管子》之管，《汉志》作筦。颜师古云：“筦，读与管同。”是汉人本作筦也。此书在刘向前，乃杂乱无章之文献资料。经刘向去其重复，订其讹谬，写定为八十六篇，仍为一部包罗甚广之丛编，固非纪录管子一人之言行也。古人记事纂言，率资简策。积之既多，每取其相近者聚而束之。大抵河平校书以前之古代遗文，多属类此，不独《管子》然也。……今观《管子》书中多言无为之理，详于人君南面之术，班《志》列之于道家，即以此耳。自《隋志》改列法家之首，后世学者，咸以管子为申、商之前驱，非、斯之先导，谓为刻薄寡恩。不悟道家之旨，施诸后世，其流必为刑名法术之学，此史公所为以老、庄与申、韩合传，而谓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也。（第285～286页）

在《老子邻氏经传》四篇下又释云：

老子其人其书自来考辨纷纭，莫之能一。余则以为世远年湮，宜遵多文阙疑之义。于所不知，不必深探而广索也。……世之研绎哲学思想者，恒言道家学说为老子所独创，斯又大谬不然。《庄子·天下篇》叙述诸子学说之兴起，每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可知每一学派之出现，皆必前有所承。既已明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然则老聃之前，尚有精于此道之老前辈，阐发已多，为其学之所自出。何可一概抹杀，将创始之功归诸老聃？《汉志》道家著录《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筦子》诸书于《老子》前，则道论之兴，实源远而流长矣。（第287～288页）

通过张舜徽先生的解析，老子及以前的道论脉络已然清晰可辨，如果再结合其所著《周秦道论发微》对上古道论的梳理，以及《汉志·诸子略》中对《老子》之后道家学术发展的揭示，《汉志》道家书目著录所反映的道家学术史（含道论前史）就更粲然可观了。

不特儒家、道家，《汉志·诸子略》中的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通过张舜徽先生的通释，都呈现出其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而《汉志》所反映的刘、班等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和方法也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因为有了正确的解释方法，《汉志》的学术价值也得以彰显。《通释》对于学术的贡献，特别是对后学者的启迪，也就超越了其他《汉志》研究著作，而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还应该指出的是，三国以来，研究《汉书》的学者数以百计，宋代以来，研究《汉志》的专著连篇累牍，如果只将各家各说汇集以观，读者一定会颇感繁杂而无所适从。张先生定名《通释》，“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第165～166页），所取成说经过仔细甄别，多为重要而有代表性的意见，对前人有失误处也毫不客气指出，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学，行文简洁明快，论断干脆利落，给读者以信心。例如《诸子略·小说家》，前人研究并提出意见者数以百计，而《通释》作为成说所引仅应劭、颜师古、章学诚、钱大昭、姚振宗、严可均、沈钦韩、马国翰、顾实、曹耀湘、杨树达等十余家。这并非张先生没有关注其他人意见，而是他认为其所引各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意见，符合通释的要求，并不以獭祭炫博以自矜，这样的学风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

为了能够理解《通释》对《汉志》著录作品的具体阐释，这里不妨以《诸子略·小说家》为例做一点更深入的分析。

《汉志·诸子略》著录小说家十五家，千三百九十篇，序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亦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对于“小说家出于稗官”，前人有许多解析，意见也不一致，张舜徽先生只选了顾实的解释：(www.daowen.com)

稗者，小也。小官之称稗官，犹小贩之称稗贩也。所引孔子语，今《论语》作子夏曰，子夏亦述孔子语耳。如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说苑·建本篇》作孔子曰，即其例也。然则稗官者，闾胥里师之类也。（第344页）

其实，顾实之言，已吸收了前人的意见，如颜师古即释稗官为小官。《通释》取顾实之说，大体反映了前人对《汉志》小说家小序的基本看法。为了进一步解释小序，张先生又在按语中引《隋书·经籍志》：“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指出：即是说，通过《汉志》与《隋志》的互证，结合前人的解释，大体可以得出结论：小说是小官所职掌的反映民情风俗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在诸子学说中为无关宏旨之“小道”。

此论实本《汉志》而更发挥之，可以互证。（第344～345页）

有了对小说家之小说的准确定位，再来解释《汉志》著录的小说家书目，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通释》对《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作品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定位来解释的。例如：

伊尹有书五十一篇，见前道家。与此不同者，一则发摅道论，一则荟萃丛谈也。所记皆割烹要汤一类传说故事，及其他杂说异闻。书乃伪托，早亡。（释《伊尹说》，第340页）

鬻子有书二十二篇，见前道家。此与伊尹说一书同例，皆后世所缀集，托之古人也。书亦不传。（释《鬻子说》，第340页）

小说家之《周考》，盖杂记丛残小语、短浅琐事以成一编，故为书至七十六篇之多。其中或及周代轶闻者，见者遽目为专考周事，非也。（释《周考》，第340页）

师旷有书八篇，在《兵书略》阴阳家。标题虽同，所言各异也。（释《师旷》，第341页）

此书十一篇，列在小说，盖丛谈杂论之类耳。《隋志》已不著录，书已早佚。（释《务成子》，第341页）

此与上文《周考》，下文《周说》同例。当以周遍、周普解之，谓杂事丛谈之纪录也。不应目为纪周时事。（释《臣寿周纪》，第343页）

张舜徽先生在对小说家的诠释中，尤可注意者，是其指出这些小说家与汉代方士道家的关联，给人以启发。如释《宋子》十八篇云：

考《庄子·天下篇》，以宋钘与尹文并论；《荀子·非十二子》，将墨翟与宋钘同讥；是宋子在战国时，固一大名家也。故孟子与之对语，称之为先生；而《荀子》书中，两引宋子，又两引子宋子；其为人尊重复如此。不解其十八篇之书，何以入之小说？此殆后人所撰集而托名于宋子者，其言浅薄杂乱，不主一家，故归正小说家耳。使果如班《注》所云“言黄老意”而甚专深，则必入道家矣。此书早佚，马国翰有辑本。（第341～342页）

释《黄帝说》四十篇云：

《汉志》道家著录《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又《黄帝君臣》十篇，则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杂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可知后世依托其名以阐发道术者，其书甚多。此四十篇《黄帝说》中，又必有道论存焉。顾杂陈广采，语多迂诞，故班氏直斥之为依托也。书亦早亡。（第342页）

释《封禅方说》十八篇云：

此乃汉武帝时用事鬼神之迷信纪录与论述也。方士所重，儒家所摈，故其书不传。（第343页）

释《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云：

“心术”二字，犹言主术、君道，谓人君南面之术也。《管子》有《心术》上下篇，即为阐发君道而作，余已有《疏证》专释之矣。《管子·心术上篇》开端即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可知以心比君，由来已旧。此二十五篇之书题为《心术》，意固在此。盖其书重在阐明君道，而亦杂以他说，为书不纯，故不列之道家，而竟归于小说，与伊尹、鬻子、黄帝诸《说》并叙，非无故矣。自来疏释《汉志》者，不解“心术”为何物，故特为发明之。（第343页）

其实，不仅以上诸家与道家和方士有关，《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也是武帝时方士的作品。而《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班固《注》或称“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或称“后世所加”，或称“迂诞依托”，它们其实都与汉初的黄老道家有关。张舜徽先生指出：“说亦汉人注述之一体。《汉书·河间献王传》云：‘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是传、说、记三者，固与经相辅而行甚早。说之为书，盖以称说大义为归，与夫注家徒循经文立解、专详训诂名物者，固有不同。”（第199～200页）所论甚塙。

考《汉志》以“说”名书者有三类：一类为解说儒家经典“六艺”者，归入“六艺略”。如“六艺略”著录“诗”类有“《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而解说《鲁诗》和《韩诗》的则有《鲁说》二十八卷、《韩说》四十一卷；“礼”类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而解说《明堂阴阳》的则有《明堂阴阳说》五篇；“孝经”类有《孝经》一篇，而解说《孝经》的则有《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安昌侯说》一篇；“论语”类有《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一篇、鲁二十篇，而解说《论语》的则有《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一类为解说诸子学说者，其中解说荀子者归入儒家类，解说老子者归入道家类。如辩难（辩难是别一形式之解说）《荀子》的有《虞丘说》一篇，解说《老子》的有《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其他诸子《汉志》未著录有解说者。一类为解说其他道家学说者，归入小说家。如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鬻子》二十二篇、《黄帝四经》四篇，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黄帝说》四十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说受到重视，自在情理之中，故解说儒家者不入小说家，而入六艺或儒家。汉初推崇黄老之学，道家亦尊宠一时，故不独《老子》有多家解说，其他道家亦多有解说者。《老子》为可靠文献，道家尊之为《道德经》，故其解说者可自成家，《汉志》仍在道家著录；《伊尹》乃集合道家传说而成，本与儒家之说不合，亦不如《老子》之有系统条理，其解说者只能是道听途说，不本经传，故《伊尹说》列入小说家。《鬻子说》亦复如是。至于《黄帝说》，班固已在道家著录《黄帝君臣》时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说明它是托名黄帝而演说道家旨趣的杂说短记，与黄老道家有关。《宋子》班固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也证明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的密切关系。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曾指出：“道家名《伊尹》，此名《伊尹说》，必非一书。礼家之《明堂阴阳》，与《明堂阴阳说》为二书，可比证。然亦可明道家小说家一本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在《汉志·诸子略》小说家书目中，《百家》最有争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刘向《说苑叙录》，以为此《百家》即刘向编辑《说苑》时，“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然而，张先生指出：《汉志》著录书目，“每类之中各依时代先后为次，不相混杂”；“班氏于说经之总义，诸子之节钞，各附载本类之末，其例至善”，并引《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为证。故《通释》于《百家》在百三十九卷下释云：

《百家》下当有“言”字，或传钞者夺之。此与道家之《道家言》，法家之《法家言》，杂家之《杂家言》同例，俱殿各家之末，乃学者撮钞精言警句之编。小说家百家之说尤广，故所录为多，至有百数十卷，书亦早亡。（第344页）

这一解释从《汉志》编排体例出发，并有其他诸子书目编排的旁证，颇有说服力。而从《汉志》著录刘向作品情况分析，《百家》也不会是刘向所撰。同时，《汉志·诸子略》小说家书目自身的编排也提供了有力的内证。虞初为武帝时方士，按照《汉志》著录依时代先后为序的原则，《虞初周说》应该排在宣帝时的《臣寿周纪》之前，但是，《虞初周说》“乃汉代虞初所辑小说丛谈之汇编也。篇数近千，非汇编而何”（第344页），故排在本类之末。而《百家》殿后，更说明它是百家小说之节钞，即《百家言》，非刘向所撰。

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通释》对《汉志》的解说虽说精彩纷呈，但白璧微瑕，亦或有之。一则有虑而未周，遽下论断者。如说《周考》、《虞初周说》之“周”非指周代，而应以“周遍”、“周普”解之（第340～343页）。虽然“周”确有“周遍”、“周普”义，且《汉志》中也有使用此义者，然而，《周考》班固注云“考周事也”，《虞初周说》应劭注云“其说以《周书》为本”，二书虽早已亡佚，但班固、应劭时二书尚存，他们又都是严谨的学者，其意见自然应该得到尊重，比我们今天未见原书而仅凭想象或推理无疑更为可靠。从现存《虞初周说》佚文来看，应劭的说法显然是有根据的。再则有创见已得，尚可深入者。如谓伊尹书“一则发摅道论，一则荟萃丛谈也。所记皆割烹要汤一类传说故事，及其他杂说异闻”。其实，伊尹为儒家、道家所景仰，但二家取径不同。儒家只承认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不承认其以“割烹要汤”，并传伊尹作有《女鸠》、《女房》、《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太甲》等，今《尚书》有《咸有一德》、《伊训》、《太甲》三篇。道家则强调伊尹“强力忍垢”，“割烹要汤”。故《汉志·诸子略》儒家、道家均著录有伊尹书，而小说家《伊尹说》则只是解说道家之《伊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