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论著《中国文献学》理论体系重要论点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拟就此书在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上所取得的成就，略作述议，以彰其文献学研究的开拓创新之迹、导夫先路之功。《中国文献学概要》有若大辂椎轮，虽多具创始之功，但亦不免于粗疏之失。在此情形下，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的确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以期于完备、系统而科学。二《中国文献学》一书分为12编，共60章。

曹海东*

*作者简介：曹海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舜徽先生一生措意于文献学研究，著述宏富。他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曾说：“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①其中，初版于1982年的《中国文献学》，是张先生在文献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本文拟就此书在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上所取得的成就，略作述议，以彰其文献学研究的开拓创新之迹、导夫先路之功。

一

“文献学”之“学”，既可以指“学术”，又可以指“学科”。前者是就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比较专门的学问而言，而后者则要求提供系统化的知识，形成具有完整性和条理性的理论体系。综观我国学术发展史，“学术”意义上的文献学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订礼乐”，是为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文献典籍整理活动，已启文献学研究的端绪。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积20余年之功，校理群书，叙录旧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古籍整理工作，作为专门学问的文献学在此季呈现出发皇之势。其后，历代学者于前人典籍，或诠注疏证，廓通义训（如郑玄遍注群经，孔颖达主撰义疏）；或多方考证，校订讹误（如清人卢文弨、顾千里等校勘古书，遍及四部）；或分立门类，钩玄提要（如班固撰《汉书·艺文志》，纪昀撰《四库提要》）；或审辨真伪，缀辑逸文（如胡应麟辨四部伪书一百余种，马国翰辑散佚古书五百多种）……若此之类，昭显着文献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在中国学术史上乃至中国文化史上悠长的历程和曾有的辉煌。

而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于世人面前，则是晚近之事。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二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文献学（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专著，并初步建立了一个文献学理论框架。该书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言》，论及“中国文献之渊源与价值”、“中国文献之世界化”两大问题；第二章《结集》，探究中国古代文献的著录与分类；第三章《审订》，介绍“孔子删定”、“刘氏校理”及“乾隆审校”三次校书活动；第四章《讲习》，历述自周至清各个时期之文献传播与利用情况；第五章《翻译》，设“佛典翻译”与“科学翻译”二节，分别讨论我国古代、近代的典籍翻译工作；第六章《编纂》，论列《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在编纂上的特点与得失；第七章《刻印》，涵括“印刷与学术”、“刻印溯源”、“版本类别”等内容。综观该书的章节设置和具体论说，可以看到，它于中国文献学问题有较为系统的阐述和综合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构架，“是一部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②。因此，“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已见端倪”③。

《中国文献学概要》有若大辂椎轮，虽多具创始之功，但亦不免于粗疏之失。就其所构建的文献学学科体系而言，明显地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譬若涉及古代文献本体研究的一些内容，如文献的载体、文献的体裁等，均不见作者措笔论叙；又譬若第四章《讲习》部分，或论两汉经术之家法和师承，或述宋代理学之支派与利弊，或陈明儒心学与科举教育之轇輵，等等，如置其于“经学史”或“学术史”的名目之下，则合若符契；而纳之于“古典文献学”的架构之中，终不免有圆凿方枘之嫌。总体上看，此书从体系建构到具体论说，都是以古典文献的传习、流播为本位，颇近于一部中国文献流传史。因此，有人谓该书的研究内容总体上“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④，并非诬妄之言。在此情形下，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的确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以期于完备、系统而科学。

遗憾的是，二郑之书在其出版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一直处于孤行单立之状，“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必要的重视”⑤，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充实完善和总体建构工作，也就几乎停滞不前了。一直到1982年，张舜徽先生集数十年研究之所得，踵事增华，撰成并出版《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初版）一书，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该书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围绕古典文献及古典文献工作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讨，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加以重构、提炼，升华成系统化的理论，搭建起了一个较为完整而科学的理论框架，使古典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得以确立。这也正如论者所说：“直到1982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才真正建立了中国文献学的理论体系”⑥，因而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文献学研究上，这部书的出版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它标志了中国文献学的最后确立”⑦。

二

《中国文献学》一书分为12编，共60章。第一编《绪论》，论述文献学的范围、目的和任务，以及古代文献的材料和散亡等；第二编《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论及古代文献中著作、编述、钞纂的区别，写作的模仿、伪托、类辑等；第三、四、五编，分别介绍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勘和目录；第六编《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将前人整理文献的工作综括为钞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六事，并分别予以缕述和论析；第七编《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胪举并论议前人在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方面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第八编《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述及古代校雠学家刘向、刘歆、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诚、纪昀等人整理文献的功绩；第九编《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分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端介绍了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第十编《近代学者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列张元济、罗振玉二人，分别讲论他们在搜辑校印旧椠秘笈、整理甲骨金石刻辞等方面的重大贡献；第十一编《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提出了“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和“融贯诸子百家”等具体构想；第十二编《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指出今后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编述总结性的、内容丰富的中华通史，广泛为社会服务。

总览上述编章设置，复观各编各章的具体内容，再较之于既往同类著述，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文献学》一书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上，矻矻致思，输力甚勤，亦多有创获，已然构建出了一个较为完备而科学的古典文献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构成要素，合理的组织结构。其体系结构，大而言之，涉及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层面；细而言之，包含文献学一般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文本研究、古典文献整理方法研究、古典文献学史研究。下面对此略作论述。

第一，关于文献学一般理论的研究。

《中国文献学》一书对文献学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这集中于第一编的第一章，第十一、十二编，而其他编章亦有部分文字涉及。

第一编第一章对“文献”、“文献学”这两个重要概念作出了界说，对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进行了规定。这些都体现了张先生对文献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理性认识，触及了文献学理论的核心问题。

“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八佾》：“文献不足故也。”按照传统的解释，此词原本是指书本的记载和耆旧的言论。张先生认为，今天的文献学“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该抛弃它的含义而填进别的内容”。因此，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均有乖于“文献”二字的原意，甚不可取；“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增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第3页⑧）。可见，张先生是把“文献”之所指厘定在载有文字的图书、资料的范域之内。这样的界定，既嗣守“文献”一词的本义，又兼顾此词在后世的衍生之意，际限画然，恰切有当，较之上述二郑之书只从古籍生产与流通的角度界定“文献”⑨，要合理许多，论文献学研究对象者足可据为典要。至于何为“文献学”，张先生虽未直下定义，但在与“校雠学”之名的比类之中，亦有所发揭：“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第3页）此谓“文献学”无异于往昔以“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为职志的“校雠学”，虽未可遽言精确不磨，但视早期的一些学者界说“文献学”概念仍有进步。如前述二郑之书，对“文献学”概念只是一语略过，未能切中肯綮。又如，梁启超曾直言文献学就是广义的史学（实即史料学）：“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⑩张先生的上述界说虽然对梁氏此论有所承袭，但较之梁氏此论所示义界还是要宽泛、明晰一些，且比较切近文献学研究的实际。

张先生在第一编第一章以及最后一编中，对文献学的任务作了充分的阐述。在他看来，文献学的基本任务是“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第3页）。而文献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大目的则是“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使全国人民得从这里面看到悠久而丰富的全部文化，因之油然而生爱国之心”（第4页）。该书最后一编还就此根本任务作了充分论证和具体说明。这里，对文献学研究任务与目的所作的论述，尽管不无可议之处（如将撰写《中华人民通史》作为文献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免有牵混文献学与历史学之封域之嫌），但毕竟首次明确提出并初步解答了古典文献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可成一家之言，足以启诱来者，有助于推进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

第二，关于古典文献文本的研究。

从前文所列该书之编章看，第一、三编的部分文字及整个第二编，均属于古典文献文本的研究，或曰古典文献的本体研究。其所及范围甚广：有关涉于文献载体者，如第一编第二章《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将文献载体分为甲骨、金石、竹木、缣帛和纸几大类予以讨论；有关涉于文献流传者，如第一编第四、五章《古代文献的散亡》，述及古代文献散佚的数量、原因等；有关涉于文献体裁、体例者，如第二编的论说多集中于此；有关涉于文献版本者，如第三编述及古书版本的类别、源流等。总之，该书从外在形态、内部形式、生存状态等方面对古典文献本身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和研究。

第三，关于古典文献整理方法的研究。

总观《中国文献学》全书可知，古典文献的整理与利用是贯穿其理论体系的主线；关于古典文献整理方法的研究，在该书的体系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书中的第三编至第五编，虽然均以“基础知识”标其目，但有关文献整理方法论的研讨亦存乎其间，论及审择版本、校勘文字、叙录文献（目录）的一些方法与手段。如第四编谈到段玉裁校订《说文》时，就其校注暗合于唐写本残卷者发覆抉微，揭明了蕴涵其中的四种校勘方法：“从训诂推求，知道说解有误字”；“从制度推求，知道说解有舛义”；“根据许氏叙字次第，发现篆文排列不合”；“根据许氏引书义例，发现援据字句失真”（第92页）。第六编虽然是条述前人文献整理工作之六事，但实际上也是开示文献整理之六法。第十一、十二编虽然是论说当前与今后整理文献的主要任务，但也时涉文献整理的方法。此外，像第八编至第十编旨在阐述历代文献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贡献，但也十分注重抉发和归纳文献学家们整理文献的方法和手段，能示人以成法与矩则。如第十编将张元济订正史籍之讹体误字的方法抽绎为六例：“根据文字结构，以明讹体由形似而误”；“参证本书多篇，以明讹体由音近而误”；“按之情事，订正字形之误”；“稽之雅诂，订正字形之误”；“验以时制，而知形近之讹”；“核以经训，而知形近之讹”（第239页）。即是其例。

第四，关于古典文献学史的研究。

《中国文献学》一书用了较多笔墨来总结、阐述前人在古典文献整理上所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此类研究集中地体现在该书的第八编至第十编。这几编基于时间序列，论述了上自刘氏父子，下迄张、罗二人的历代重要文献学家的业绩与贡献。其讨论的范围，涉及这些文献学家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文献整理的经验与成果、学术地位与影响，等等。此外，前面第六、七编也有部分文字的内容与这几编类同。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在古典文献学史研究的畛域之中，寓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意识。

三

《中国文献学》一书的理论体系，不仅具有较为完备、合理的体系结构，而且在总体上还呈现出了自身的一些特点与特色。现摘其要者申述如次：

第一，以传统的校雠学为其生成之源。

传统校雠学肇迹于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活动，刘向《别录》首次提出了“校雠”概念，并作有明确的解释；至宋代，郑樵著《通志·校雠略》，始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讨论文献校雠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了校雠学的第一篇总结性著作；至清代，章学诚著《校雠通义》，宗承郑樵的学说而有所匡纠与拓展，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特色，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内容的校雠学体系。

张先生于传统校雠学精研有素，深造有得，撰有《广校雠略》（1942年）、《中国校雠学概论》　（1960年代教学讲义）、《中国校雠学叙论》　（1979年）等著述。在校雠学研究上，他对郑樵、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多所承续，亦多有发展。如认为校雠学包含三大内容——目录、版本、校勘，这三者“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其著述论撰之限域，亦在于“著书、序书、注书、引书之流别得失，以及簿录体例、部类分合，旁涉搜辑佚书，审定赝品”等。

张先生在校雠学研究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中国文献学》一书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先生曾自述云：其将《广校雠略》、《中国校雠学概论》等著述的材料、观点加以重组和深化，“于是《中国文献学》裒然成帙，将近三十万字”。将《中国文献学》与《广校雠略》等略作比勘，可以看出，前者的确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前者的理论体系是以后者为其生成的思想源和知识源，可以在后者的身上找到它的血缘基因。譬如说：将“文献学”与“校雠学”等量齐观，视其为“校雠学”的别称；在涉及文献学史研究的板块之中，史上的一些文献学家也被径称为校雠学家；论究文献学的基本任务，将“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第3页）也视作题中应有之义；就构成全书体系的知识单元看，目录、版本、校勘等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之比，都显示出传统校雠学是其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其理论体系是在校雠学的母胎之中孕育而出。因此之故，《中国文献学》与导源于当今图书学体系、情报学体系的现代文献学著作或所谓“大文献学”著作相较，颇异其趣；该书亦虽以“中国文献学”为名，但其体系属性实际上是被规定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范畴之内。

第二，内涵丰富博大，贯穿着“会通”的理念。

张先生平生治学，走的是博通之路。他“力主博通之学，反对将治学范围定得过于狭窄……他对清人的学术评价，更欣赏通人之学，而对褊狭、琐碎的学问不无批评”。因此，博学会通是张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

今观《中国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张先生的这一学术特点亦灼然可见。如前所述《中国文献学》的体系结构，足以显其理论体系之完备而厚实；如果再详察构成该体系的具体内容，则更易见其丰富而博大。它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如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涉及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诸多方面。在其体系内容中，关于文献整理与史学研究之关系的讨论占有较大的比重。仅就这一部分内容看，作者不仅对相关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而且以撰成一部包罗万有、综贯古今的通史为归旨，提出了修史的具体构想，这与郑樵大力标举的“会通”思想一脉贯通，与郑樵“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学术追求遥契冥合，也足以见其体系之内涵宏通广博，气象奇伟恢弘。

总而言之，该书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可谓是融冶百科学术于一体，牢笼众家学说于一身，显现出了为学的“会通”理念和博大气象。有人曾将张先生的文献学与包举“一国所有之学”的国学相拟议，谓“其文献学的内容，几乎是国学的翻版”，是“‘文献’名目下的‘国学’”。结合上文所述看，这一评价还是比较近于事实的。

第三，立足于古典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具有鲜明的实践性。(www.daowen.com)

《中国文献学》一书十分重视和关注古典文献的整理与利用问题的研究，其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集中地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1）其理论体系奠基于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活动，是对过去学人此类实践工作之经验的概括提炼、理论升华。该书《前言》有云：“从过去两千年间的中国学术界来看问题，不独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是整理文献，即如郑玄遍注群经，也是整理文献的部分工作。……下迄有清一代考证之学，超越往古。专门名家，以数百计；专门著述，乃至汗牛充栋。如果以史家的眼光去估计他们的成绩，也不过是替我们整理了一部分文献资料而已。……《中国文献学》一书，将前人在这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和不朽业绩，加以总结。”诚如斯言，该书对刘氏父子以来两千年间的一些重要的文献学家整理、利用文献的实践活动，仰观俯察，探赜索隐，将蕴涵其中的鲜活经验加以梳理和总结，升华成了一般理论或序列化知识，用以构筑它的理论体系。如第四编通过检视和考镜前人校理典籍的工作，提炼出了有关“校勘”的若干理论点：“校勘的起源和任务”、“书籍校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校书的条件”、“校书的依据”、“校书的态度”等；第六编依据前人整理文献的实践活动，将其具体工作归结为钞写、注解、翻译等六端，皆为其例。总之，该书的理论体系深深地根植于前人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经验，这种实践经验为其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条件。

（2）具备服务于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之实践的鲜明立场和学术功能。该书《前言》又云：“对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寄以厚望；并将整理文献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详加阐述于前，俾学者由此入门，以得整理文献之术。”作者本此宗旨，发凡起例，开拓创新，构建文献学的理论体系，确然是以服务今后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为其立场。由前述体系结构及全书主要内容看，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应用性研究被置于重要地位而得到凸显，作者十分注重介绍和论述有关文献整理与利用（如校勘、注释、考证、辑佚、编纂等）的知识、方法等，且其所述所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操作性和有效性，能为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工作提供实际的指导。如述辑佚工作的常规途径与方法云：“取之唐宋类书，以辑群书；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取之诸史及总集，以辑历代遗文；取之《经典释文》及《一切经音义》，以辑小学训诂书。”（第152页）其言虽简，而其用至弘，能为辑佚工作指示门径，使人得其法术。

第四，经纬相织，逐层推衍，自成条贯，具有较强的逻辑性。

《中国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虽然内涵广博，思想丰富，结构繁复，但其内部组织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层次性和有序性，因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显示出了较强的逻辑性。

如所周知，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一般都可从横向序列、纵向序列的维度进行分析。《中国文献学》的体系构架，也可以按照这两个维度大致切分为两大板块：书中第一编至第七编构成第一大板块，第八编至第十二编构成第二大板块。前者的内容主要涉及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侧重于以空间为维度的横向研究；后者则主要是总结、论说历代文献学家整理文献的成就与贡献，并对当前与未来的文献学研究工作进行筹划设计，所述所论由远至近、从古及今，侧重于以时间为维度的纵向研究。从整体上看，这两大板块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前者为后者作出铺垫，奠定基础，后者则是对前者的深化与拓展。像这样经纬相织，纵横交错，共时性与历时性并举，其体系构架便成了一个点面兼顾、繁而不乱、理路清晰的和谐整体。

此外，上述两大板块的内部也各有章法，各自也能形成前后相互联系、逻辑层次有序的小系统。仅就第一大板块看，首先对“文献”及“文献学”作出界说，立定了这一板块的逻辑起点（当然，也是整个体系的逻辑起点）。然后，沿着这里的逻辑起点作进一步的展开：因为“文献”是指载有文字的图书、资料，所以后面就有了关于甲骨、金石、竹木、缣帛和纸等文献载体的介绍，有了关于文献流传情况的论述，等等；因为“文献学”相当于“校雠学”，以古典文献的整理为要务，所以后面就有了关于古典文献整理方法的研讨与总结。如此环环相扣，层层推捱，使其体系构架的内在逻辑显得严密而清晰。

从体系的逻辑性上来看，以张著《中国文献学》与此前出版的郑氏《中国文献学概要》相比较，郑著的“体系结构缺少内在逻辑性，体现了古典文献学脱离‘校雠学’之名初期理论研究的片面性和迷盲性”，而张著体系逻辑的俨然有度，则不仅辅证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著作规律，还意味着张先生的文献学理论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高的层次。

四

从前文的论述来看，《中国文献学》一书勤力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建设，继往开来，锐意创新，将文献学的实践经验提升为体系化的知识，构建出了一个融会学理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研究等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它的构架庞大而不失其序，内容广博而不失其深，意蕴新颖而不失其理，一言以蔽之，可谓是“体大思精”。

基于前文所述，我们认为，这一体系的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在郑鹤声、郑鹤春先生发其先声之后，经张先生的努力而最终得以确立；表征着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工程已铺定了坚实的基石，其体系的大厦可赖之而踵成；意味着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在经历了前代学人探索的曲折之后，正式步入科学、理性的发展轨道，且将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因此，有人称该书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张先生自许其书“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洵非虚言妄语。

自《中国文献学》在20世纪80年代面世以来，古典文献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与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科研队伍空前壮大，研究成果丰硕喜人，专著、论文和教材如雨后春笋般涌出；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文献学课程，招收文献学方向研究生，培养出了一批批专业人才……而推原今日古典文献学所以昌明之故，我们认为不能不提及张舜徽先生及其《中国文献学》，是他在文献学领域叩石垦壤、开拓创新，率先通过该书构建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文献学理论体系，后之继起者才得以加其邃密，张大此学。

冯浩菲教授曾说：　“80年代初，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一书打破近半个世纪的寂寞，继之而起。此后，各类文献学著作和教材层出不穷。……就笔者所见，仅这类以‘文献学’或‘文献’字样名书的著作不下20多种，至于属于各个三级学科，如目录学、版本学、训诂学等方面的著作则更多。”今仅就《中国文献学》问世以后出现的为数甚众的此类专著、教材看，大多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文献学》的影响，在研究体系、编写体例、概念范畴、观点结论、例证材料等方面对该书有所沿承、借鉴或引用。譬如说，“《中国文献学》在构建文献学的理论体系时，首次将目录、版本、校雠（校勘）、辨伪、辑佚等纳入其中，后来出版的多种文献学论著涉及领域广狭不尽相同，但上述基本内容则无一或缺”。因此，有学者评曰：《中国文献学》一书“对后来文献学的发展起到了规范性的作用。在此后的时间里，文献学著作、教材不断出版，这些书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中国文献学》的影响”。这表明，《中国文献学》一书的研究成果，包括它的理论体系，已然产生了学术范型的引领作用，其导夫先路之功诚是昭著而伟矣。今有论者说得好：“当今的学者，一谈及文献学，首先就想到了‘张舜徽’这三个字。文献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独立学科，能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这与张先生的贡献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