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军*

*作者简介：韩军，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当下学术史的研究中，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类似，总少不了材料、观念、方法等方面的求新求异。就此而言，求新求异固然显现了学术发展的动力与轨迹，但片面营求，在不同程度上也容易带来诸般问题与偏颇，更甚者还会因与固有学术传统、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乃至研究对象自身文化逻辑的疏离，造成可爱而不可信、可爱而不可靠乃至纯以话语技巧虚饰皮相之见的研究状况。职是之故，学术研究中所本与所立、常识与新见、方法与对象等的诸般辩证，也一直存在着诸般纠葛与诸般说法，而对于学术著作的评价，更非简单的新与旧之标准可以论定，我们之欲看待张舜徽《清儒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两部学术史研究著作，亦是如此。若依从某些当代学术潮流，两部著作中自然不乏“旧”的因素，如其中以代表性学者及其学术观念相贯穿的研究方式，就多少带有近现代以来梁启超、胡适等人所开启的“观念史”痕迹，而“观念史”在当下正受到多方面的反思乃至批评①；而与此相表里，两部著作以特定地域作为学术考察的视野与脉络，则又与当下所谓“文化地理学”、“学术共同体”等研究取向相应和，俨然具备开启或引领学术研究新格局的作用；方法论如此，研究对象亦然，受近现代以来社会思潮涌动以及现代学术范式转换的影响，关乎清代学术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已然经历了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而随着近些年“国学热”的兴起，要求回到中国古代学术史之本来面目，要求对已经学科化、哲学化的思想史研究做重新历史化、制度化、功能化的改变②，清代学术之接续汉代学术传统的特征，也具有显现中国学术之固有丰富性以及现实功能性之价值，重读张舜徽的研究，于此亦不乏多方面的收获……不过，以上旧也好，新也罢，还只是我们应和当代学术思潮所做的分别乃至附会，且不论这些在张舜徽的著作中如何构成了研究的整体性，至为重要的还有他之研究或因亲炙特定时代或因深入切入清代学术内部，所具有的可信性与可靠性，而这也是其研究在当下依然具备“新”意并能产生普遍影响的根源所在。以下即由此出发，对张舜徽清代学记研究做一具体分析。

近现代以来，由于受各种过激社会思潮的裹挟，中国传统学术在遭遇了制度性崩解的现实之后，面目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固有之特性、脉络以及功用等，更是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疏离、忽视乃至误读。有感于此，余英时曾特别援引王安石的本末人己之论，来说明学术研究所应坚持的固有品格：

为己，学者之本也。……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谬用其心者， 虽有志于为人，其能乎哉！③

“为己之学”是学者之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性所在，而受过激社会思潮之裹挟，中国近代从事文化运动的人恰恰犯了“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的大病④，使文化思想的探究过分附着于社会政治需要，而惟独缺乏独立自由之立场。就其中的几种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路向——马克思主义、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而言，其研究固然各有其特色，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则大致相近。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固然以社会阶段论把中国古典传统简单框定并就此构筑现代、古代之二元对立，全盘西化论也惟恐不能打倒孔家店，即使是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看似坚持传统者，亦不能平心静气⑤，于是，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的偏激与嚣乱中，传统文化之价值并不能在新的历史际遇下在不同文化的交接碰撞中获得深入持续的探讨，以至于在特定时期，相关研究中之影响最大者或被奉为主流者，恰恰存在着诸多问题⑥。而从“为己之学”的角度考虑，若欲真正切近传统文化的脉博，并以此接续、发展古代学术传统而使之成为进入现代生活的积极经验，则就是钱穆所说的“温情与敬意”⑦，陈寅恪所感慨的“了解之同情”⑧，则应该成为对待传统文化的首要态度。而且，相对于近现代以来借鉴于西方的知识化、学科化过程，这种态度及其对于传统基本价值和中心观念的体认和阐扬，本身即可以构成现代学术研究中互为参照、互为增益的反思及建设维度，并最终突破古今、新旧之间的对立甚至压抑。

就这一背景及其在后世的延展来看，应该说张舜徽的清代学记研究并不属于“热门”之列，因为无论是作为对清代学术的反动，或作为国民精神、道德振起的特定需要，或作为适应现代学术义理化观念化的阐发，宋明理学一度被众多学者（如新儒家）重新予以尊奉，而与此相应，清代学术中则不免出现一些想当然的看法（如纯以考据之学目之等）⑨。张舜徽对于清代学术的关注，据其自述，大约有一个由资料的充分占有而到自觉予以认同，并内化为自我学术生命的过程⑩，因而出于研究，就避免了那种从某种先在观念、方法或框架入手所带来的局限，而是能够就清代学术的整体，就清代学术的特性，富于针对性地选择自身的研究方式，建构自身的研究格局。如他在《清儒学记·自序》中，就曾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身“学记”研究与以往“学案”研究的不同，他认为，从研究对象出发，清代学者的研究状况本不同于宋明学术特重师承授受的局面，其中既有出自学派统系者，也有特立独出者，故此，以往“学案”那种“求全”的“重在阐述各学派的统系和师说渊源”的做法便不再适用，分别述以学记，则能收“持简驭繁”的效用，总览清代学术的面目。如《清代学记》中，为特立独出者所辟之专章即有顾炎武、张履祥、颜（元）李（塨）、戴震、钱大昕与孙诒让，而学派统系又颇以地域为特色，乃有浙东学记、湖南学记、扬州学记与常州学记，各学记除能以学者之次第呈现清代学术脉络与分布外，对于各学派中之旁逸斜出者，亦予以提点说明，最终乃能点面结合，共同构成清代学术之洋洋大观。

再者，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张舜徽认为“学记”研究还要在学术史的梳理之外有所判断，即“应将每一学者治学的方法、态度和精神，以及他的学术渊源、为学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说明；并且运用新的观点，针对其缺点错误，进行分析批判；这才体现出与旧的‘学案’不同之处”。就张舜徽自身研究来看，其“判断”之得以形成的要素主要有二：其一是横向的，即他以对清代学术的深切把握，在清代学术之丰富与精微处比较分析，充分发掘其中最有价值的蕴藏，并据此对于近人诸如“汉学”等笼统看法提出批评。如他曾引述自己在兰州大学教授时的议论，指出：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 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 中正无弊，最为近之。

“专”、“精”、“通”，既是张舜徽对于清代学术提纲挈领的评判，三者间的比较甄别更显现出他自身博观约取、务求通透的治学方向，两者正具有互为表里、互为深入的关系。此处的论断及相关的描述阐发， 自可以取清代诸儒，如皮锡瑞“国朝经学凡三变”之说、龚自珍“本朝自有学，非汉学”之说，以及现代以来梁启超、钱穆等诸位大师的论述加以推摩印证，而其中的“通”，作为他最为珍视也最能冥契的治学策略，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掘，《顾亭林学记》和《清代扬州学记》的专力探研即为代表。其二是纵向的，就中国学术的特色而言，余英时尝以“历史性”与“人间性”之辩证加以说明，即一面是文化传统的传承，另一面则是应和现实之特定诉求所做的进一步思考，两者回环往复，生生不已。体现在相关研究中，则除了要求能够就其据守的传统明确所指之外，更要求在历史语境的变化中注意其现实的具体指向。张舜徽的学记研究，即注意对每一位学者的情况从学术渊源与现实境遇相互交错的氛围中予以把握，务求回到学者论述本身，回到特定的学术渊源之中，回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明其然并明其所以然。以他对于皮锡瑞的评论为例，他没有想当然地依从于章太炎的门户之见，也没有把他简单地归于今文学派，而是就其论学的实际，深入发掘其“识议通达”的特色，并就“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的分别，强调要了解其识见的卓越，而不是以考证精深来片面苛求。类似研究，颇能与前述“了解之同情”、“温情与敬意”诸说法相互发明，从中引发出的判断也最能予人以启发和引导。

最后，我以为也是最重要的，张舜徽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某种知识论的爬梳整理，而是要求把学问之道与自我修养之道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总结前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时，除条理史实之外，也还有观摩借鉴的一面。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进德修业之方，都要认真体认，引归身受……”诚如《中庸》所言，“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这种学问与道德的结合，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之重要命题，最受张舜徽推重的顾炎武亦曾说明：“不务反己而好评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终身不可与适道，不为吾友愿之也。”大略言之，相对于西方偏重知识论的学术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于价值论，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知识授受的最终落实不是偏重外在客观之了解，而是重在向内发现生命的意义，于是，体认、涵泳、践行等就成为必由的途径、必然的方式。随着现代学术范式的转换，客观实证的知识论方式日益掩盖了这一命题所具有的意义，甚而在对于某些外在客观依据（如诸种社会体系、结构等）的寻绎过程中，还逐步取消了个体在其中加以选择与建构的可能，直接导致了传统人文价值的虚空。在相反相成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业已成为针对当下现实的反思性力量，成为观照我们精神匮乏的有力视角。具体来看，张舜徽把学问与人格相联结的做法，也与传统治学方式的继承发挥相表里，最可关注者有如下诸端：一是知人论世，由该方法出发，张舜徽并非只是给我们提供某种背景性的说明，而是以平等对话的态度（一如孟子“尚友”之道的本义），设身处地，令我们了解在此一环境下有此一人格、此一言说、此一思考，透过其非凡杰出之处，领受其学术精神、态度、方法，在生命境界上受到感召与鼓舞，如他对顾炎武的分析就别具一份感发之力；二是提挈精要，在对学者基本治学格局予以把握分梳的前提下，张舜徽沿用了传统的择其精要言论予以条陈的做法，学者之言论甚众，若欲做出恰切集中的取舍，并凸显学者的研究特色与成就， 自然少不了论者的眼光和识见，尽管按照现代学术规范来看，这种做法似乎是少了论断与分析，但其好处是较能集中呈现相关学者自身研究的面目，并如路标一般，指示读者进一步探寻的路径；三是条贯系统，一如在“学记”篇目总体上的安排，张舜徽对学者研究状况的把握亦体现出从传统学术系统，从学者自身研究特色出发所做的考量，这就避免了依循现代学科分类方式对传统学术所造成的裁切拼贴，而较能体现出传统学术之本然面目及其内在关联。

总的来说，以上只是对于张舜徽清代学记研究所做的粗略印象分析，用意也是希望在有限的文字之内触摸到其研究的精彩所在。在当下热热闹闹的“国学热”潮中，如何重新发掘传统文化价值，使之成为我们当下有益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亟须回答的问题。在张舜徽的研究中，除了某些带有时代色彩的“唯物”“唯心”的二元分析，以及“进步性”与“局限性”的辩证论断，传统学术在他身上的继承发挥反而显现出其在知识、价值与方法诸多层面的效用与意义，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于当代学术论题的回应。如果说任何的文化建构都少不了一个不断回归自身文化传统并与现实斟酌损益的过程，张舜徽的研究也必然会为我们的思考带来更多的启示。

注释

①参见［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另可参见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一文，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观念史”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反思，可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译本序”，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这方面，可参见的著作有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刘晓枫《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孙筱《汉代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等。

③《临川文集》卷六八，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建康。

④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31页。(www.daowen.com)

⑤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近现代历史上偏重国学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激进色彩，像熊十力虽然是早期新儒学的代表，强调用儒学振兴民族精神，但他又放弃了儒学的传统文化功能，而将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科学理性主义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因而余英时才断言，其反传统意识的激烈竟不在“五四”激进的启蒙者下。而张君劢则将康有为与胡适、陈独秀并视为反传统者，认为后者的反传统是自觉的，前者的反传统是不自觉的。因为康有为重塑孔子形象、托古改制、创孔教会、著《大同书》，都改变或牺牲了儒学的内在价值。而且《大同书》的流行为后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起了思想的准备作用，在张看来，共产主义与传统儒学是水火不容的。参见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584页。另，王汎森撰文《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论述这一话题，指出尊孔者如康有为、廖平“本意尊圣，乃至疑经”的吊诡，复古方面如章太炎先生以诸子攻击孔子实为“复古”与“反传统”的复合，以及爱国主义用激烈的破坏、激烈的个人主义来实现等。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1～116页。

⑥如朱维铮在评价梁启超之《清代学术概论》时，就注意到其中所具有的浓烈的主观色彩，以为“《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史著作，同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而这种主观色彩在此后研究中并没有获得认真的辨析，反倒是当时梁的学生蒋方震在给乃师写的序言中，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诸多质疑。见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⑦钱穆：《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见《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⑧陈寅恪：《审查报告一》，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⑨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可参见劳斯光的讨论，见劳斯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下第八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97～605页。

⑩参见张舜徽：《清儒学记》“清代学记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又见《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广校雠略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张舜徽集·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张舜徽集·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张舜徽集·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49～250页。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347页。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张舜徽集·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张舜徽集·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顾炎武：《与戴枫仲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62页。

可参考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1988年所发表的《美国的人文学科》报告，Lynne V.　Cheney. Humanities in America :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1988. 另可参考美国学者E·W·萨义德的论述，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