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庆*

*作者简介：周光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前些年，我有感于东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以及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阅读了当时拔新领异的思想家王符的《潜夫论》，对其《赞学》篇中提出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的论断，似乎有所意会，因而印象深刻。但是，直到研读了《戴震文集》、《孟子字义疏证》中的大部分篇章、研读了张舜徽先生《戴震学记》之后，我方能感到， 自己的认识这才真正清晰起来，有了一点深度，可以抒写出来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道”原本是一个普通名词，指称具有特定方向与目标的道路；大约在西周时代，中华先民用以隐喻一切人与物运行的必由之路，使其词义发生重要引申。自从春秋时期，在社会开始转型、哲学开始“突破”的背景下，老子建构“道”的最高范畴、孔子倡言“志于道”（《论语·述而》）以来，“道”就是中国古代哲人学者追求的最高目标①。但在一般意义上，中国学人所追求的“道”，主要有人与生存空间互动（天人之际）之道，有社会文化演进之道，有各家学术发展之道，有社会思想启蒙之道，有读书人经世济民之道，有读书人实现自我之道等等。而王符所谓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主要是强调，立足当下社会，感应现实需要，如果力图寻求社会批判之道、思想启蒙之道、救世济民之道，最好是重新研读中华民族文化经典，并结合现实作出创造性的解释。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中华民族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经典型文化的载体，它们本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精神，从各自的角度探求和提炼出了前述各种意义上的道，可以作为观察并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力指导或参照。在社会危机、信仰危机、学术危机的时代，尤其如此。尽管王符对其所求索的“道”并未作具体而明确的阐述，然而他的这一论断，既凝聚了传统经学的意旨，又道出了古代学人的共识，因此影响仍然非常深远。在某种意义上，明末“天崩地坼”之际，思想大家黄宗羲首创的“学案”体论著，晚清“千古变局”之时，知名学者戴望首创的“学记”体著作，就是富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对王符这一论断的回应。而根据我们的体会，张舜徽先生撰写《清儒学记》，撰写《戴震学记》，在其深处也蕴含了这样的深意，故而值得反复涵泳。

事实上，在《清儒学记·自序》里，张先生已经表述了自己写作学记的主旨。他在分析了“学案”体著作、“学记”体著作的宗旨与体例之后，大力表彰了“戴氏（望）本着阐幽表微的心意，将颜（习斋）李（恕谷）遗言择要摘抄一遍，介绍给全社会，这在当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对于介绍前人学术，启辟后人途径，效用较大”，作为画龙点睛之笔。然后进一步着重指出：立足当代撰述“学记”，“应将每一学者治学的方法、态度和精神，以及他的学术渊源、为学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说明；并且运用新的观点，针对其缺点错误，进行分析批判；这才体现出与旧‘学案’的不同之处。我这次撰述《清儒学记》，正朝向这些方面努力”；“我们总结前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时，除条理史实外，也还有观摩借鉴的一面。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进德修业之方，都要认真体认，引归身受”。话语虽然谦逊，但是，立足当代社会，感应现实需要，对于前代学者治学的方法、态度和精神，予以梳理说明，进行分析批判，虚心观摩借鉴，并且引归身受，以求索能够用于现实的经世、为学、进德之道，这种主旨却也已经按照当时所能许可的方式表露出来。只要细心体会，我们不难从这里探寻到其中蕴含的深意。而其《戴震学记》的撰写，正是凭借戴震学术本身所固有的内涵与精神，而集中地体现出了这样的主旨与深意。

二

为了贯彻自己认定的主旨、表达自己酝酿的深意，《戴震学记》开篇即为“总叙”，起笔就开始追溯戴氏学术渊源、评议戴氏学术地位：“清代朴学的兴起，发端于顾炎武，到戴震才具备规模，戴氏也是私淑顾炎武的。”看上去，这里仅仅只有一句话，然而却是视野阔大，脉络清晰，全面而又准确，真乃大家手笔！更为可贵的是，接下来论述“大抵清代朴学家们治学的规模次第，莫不奉顾炎武为大师”时，张先生首先就强调：“顾氏宗仰朱熹，而朴学家如吴之惠栋，皖之江永，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戴震也因此而“不仅是一位考证学家，而且是一位哲学思想家”。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一论断特别可贵，原因有二：一是许多年来，中国学者们大都奉行“斗争哲学”，并且以此模拟古人，专门大谈特谈朴学与理学或清学与宋学的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批判，而忽视了前者与后者的内在联系，遮蔽了前者对后者的实际继承；而张先生却能力排众议，大力彰显此一史实。二是在此基础上，张先生进而又举重若轻地揭示了戴震作为思想家的学术渊源与起点，点出了戴震在方法、态度和精神上对于朱熹的某种继承性，从而揭示出从宋代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发展真相。这就在历史知识、为学精神、治学方法等方面，给予后学很大的启示。而且，这也使我联想起与戴震约略同时的史学大家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的论述：“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比较而言，张先生的论断，显然在章氏论述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辨析了戴震的学术渊源与起点之后，张先生立即峰回路转，追述其生平及学术大要。“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所以，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可是，这一部分内容也很容易被人认为只是史实的梳理与交代，但在张先生笔下却又那么富于再现力度，那么生气蓬勃、扣人心弦。譬如其中有云：

家人无以为炊， 与面铺相约，　日取面屑为食， 闭户成《屈原赋注》，金榜亟称其意志坚强为不可及。三十三岁入都，行李衣服皆甚破碎，只身寄居于歙县会馆，饘粥不继，而歌声出金石。一日，携所著书去拜访嘉定钱大昕，论学终日，钱大惊服，叹为天下奇才。

这样笔尖带有感情的叙事，生动地表现出了张先生撰写学记时所注重的学者的精神，可见他在论述主旨时，“精神”二字不是随便着笔的。而戴震志向之远大，意志之坚强，才能之卓越，境遇之贫贱而精神之高贵，读来使人倍长精神，拍案欲起，顿生“尚友”之愿望。而体验到了戴震精神之后，再来领会他的生平事迹与学术大要， 自然就很有可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应。

论述了戴震的生平事迹与学术大要之后，张先生接着就全面总结他在朴学方面的成就。略知戴震朴学成就的学人都能理解，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因为戴震的朴学，在他那个时代，领域极广，程度极深，影响极大，远远不是一个短篇所能概述的。然而，张先生却有提纲挈领、“执一统众”的手段。他首先就指出：“东原早年治学，一遵江氏遗规，积极从事于征实之学。认为训诂、名物、制度、算法、天文、地理没有弄清楚，则无由通经。”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含义却很丰富。它清晰地揭示了戴震朴学的渊源（其师江永）、领域（训诂天文等等）、性质（征实之学）与目标（通经），确立了全面总结戴震朴学的中心与纲领，从而占据了攻克本课题的制高点。这样，他在具体总结戴震朴学成就时，尽管面面俱到、有论有据，难以一气呵成，却仍然紧扣中心、条理清晰，内在联系紧密，而无支离蔓延的毛病。即使是在分析其名物学、典制学、测算学、天文学、地理学的成就，也能引导非专业人士着眼于大处而进行整体把握，从而了然于心，并且竭诚认同纪晓岚在《考工记图序》中作出的评价：“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这样的朴学，才是戴震终生追求并且以为自豪的朴学，才是乾嘉朴学的精华与高峰，也才是张先生诱导我们特别关注和重视的朴学。

戴震的哲学，是由自然论、人性论、道德论等几个方面的理论组成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启蒙性，在当时和以后，在学府和市井，都有深远的影响。从梁启超、章炳麟、胡适之开始，戴震哲学受到了中国哲学史家广泛的推崇，被评议为“启蒙哲学”。须知，在中国，从古到今，这种真正的启蒙哲学是非常缺乏因而难能可贵的。要在学记的短篇中总结戴震的哲学成就而又不人云亦云，其难度可以想见。而张先生却自有成竹在胸，故而能融叙事、论证、写意为一体。他有两段话给人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由于他出身微贱，了解民情，勇于正视社会现实和揭露理学家‘理欲之辨’的罪恶实质，对于‘以理杀人’，提出了系统的血泪控诉，集中地表现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民主性和进步性”；“戴氏在哲学思想上，探孔孟原义以纠程朱之失。当时孤军特起，实甚骇俗。……对他在哲学上的创见，很多人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有人敌视他和痛骂他”。也许，这些话语不够哲学化，还残留着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少许痕迹；但是抹去这些不得已的痕迹来看，它又是中肯的、深刻的、富于启示性的。当你想起中国从古到今种种“以理杀人”、以思想杀人的血泪事实，当你读到著名文士姚鼐《惜抱轩文集·再复简斋书》中的一段话：“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下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你能不认可这一写法的合理性吗？你能不体察作者的仁人之心吗？你能不由此而对戴震的启蒙哲学肃然起敬吗？

在《戴震学记》的最后，张先生搜集和列举了二百余年来学术界对戴学的评价以及相关的资料要目，并且也抒写了自己的见解，使整体结构首尾呼应、臻于完善。可是对于这样的内容，人们照例还有更多的期待，甚而也能指出其中某些不太全面、不太深入、不太准确的地方。但在张先生这里，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寻得了研究戴学的线索与途径，找到了研究戴学的基础与起点，感受到了戴震启蒙哲学在二百年来中国哲学领域风云变幻中的屹然风采，并且也因此而增强了使命意识，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训诂学、解释学、文化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思路。然而对我来说，最突出的因此最值得书写的收获还是：加深了对于“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的认识；这是《戴震学记》蕴含的最大深意，也是我思考最多的问题。

三

关于戴震“索道于当世”的努力，拙文《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②也初步讨论过：清代初年，继承晚明渐开的启蒙新路，带着动荡变革的时代色彩，中国学术思想领域一度呈现出恢弘而活跃的局面。学术反思盛行，经世思潮兴起，陆王心学衰落，呼唤回归原典、取证经书，是其显著特征。然而，由于清廷在政权稳固之后选择了民族高压路线，实施了名为“崇儒重道”实则曲解朱学的方针，厉行“黜异端以尊正学”的专制政策，中国学术思想领域又一次失去了科学发展的机遇，失去了朱子学说的思辨光彩，失去了阳明学说的主体自觉，失去了刚刚兴起的经世精神，走上了一条较为狭隘崎岖的经学考据之路。戴震生当雍乾时期，对清代学术发生的实质性变化与走向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进行全面总结，对于清代学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和儒学理论复兴进程中的地位与使命，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可贵的自觉。为此，他勇于倡言自己迥异于流俗的基本见解与主张，其要点如下：

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 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 二者不同， 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③

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④

凡学，始乎离词， 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相接以心。⑤

呜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 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⑥

综合分析可以看到，戴震的基本见解与主张，隐含着一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君子务在闻道（亦即贤人圣人之理义）；道在古代经典；故训明则古代经典明；舍小学则故训无以明。反过来说：小学明则故训明；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理义（道）明；理义（道）明则君子之使命初步完成，“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在这种逻辑链里，既标举了为学的最高目的，又显示了为学的必然途径。那么，他所谓的“道”是什么呢？他心目中的“道”含义丰富，但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是没有被修正过的“圣人之道”，是“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天下民人）欲而天下治”的思想与方针；而不是后儒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理”。那么，君子为学何以“务在闻道”呢？因为在现实社会里，最高当局一直在曲解宋明理学而利用之，“以理杀人”，以思想杀人！而许多学人还自觉不自觉地随声附和。只有扫除了“理”的蒙蔽，求得了“道”的真谛，才能首先揭开专制者的黑幕，启蒙天下民人的心智，而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每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读书人，都应该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并在实现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用戴震的话来说就是：“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尽我生！”⑦

所以，他勇敢地声明：“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后儒）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⑧尽管有如张先生在学记里列举的，《孟子字义疏证》问世之后，引发了论敌的驳议和咒骂，受到了好友的误解或漠视，然而，历史的进程总会抛弃专制与愚昧！终于，清末思想界陈涉式的思想家梁启超起而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盛赞：“《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其志愿确欲为中华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由此我们可以领略一位富有人文关怀和使命精神的读书人，在一个屡屡大兴文字狱的专制时代，特有的胆识与豪情！应该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也已因此而进入了中华文化经典的行列。

考察至此，我们应该深信，戴震所探求的“道”，实际是两重意义上的“道”：一者是启蒙之道、治世之道、生存哲学之道，亦即“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的富有人文性的“圣人之道”；一者是通经之道、为学之道、语言哲学之道，亦即对于儒家经典“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的富有创造性的解释之道。前者是终极之道，后者是方法之道；前者是后者的努力目标，后者是前者的现实途径。没有前者，后者就会失去意义；没有后者，前者就容易被曲解。二者都很重要，而且总是相贯通、相融合的，所以很多时候都被称为“道”。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则是，戴震何以能够发人之所未发，探求到这两重意义上的“道”呢？他在探求这种“道”的艰苦历程中，留给后世学人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www.daowen.com)

首先，戴震之所以能够探求两重意义上的“道”，是由于时代的激荡与感召。正因为当时专制统治者肆意歪曲宋明理学，“以理杀人”，以思想杀人，“而祸斯民”，这才激发起了戴震的正义感和使命精神，促使他“不得不”起而以“解蔽斯能尽我生”的决心，毅然决然去探求“圣人之道”。正因为当时学人或者“不求圣人之志，而专务其文辞，然则不为是者，则群斥以为空疏”（许宗彦《鉴止水斋文集·原学》）；或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⑨。这也激发起了戴震的使命精神和解蔽意志，促使他“不得不”起而探求一条“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的为学之道。

其次，戴震之所以能够探求两重意义上的“道”，是由于他起于贫贱商家，“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章太炎《释戴》），长而亲历饥寒交迫之苦，却又满怀经世抱负，深受西学影响。所以能够透过太平盛世的繁华，直面专制者以思想杀人的残酷，感受“后儒以理杀人”的悲哀，体认中华文化学术演变发展的最新动向和必然趋势。于是，他誓以“解蔽”相号召，从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探求出最高之道和方法之道。

正是以上两方面的力量，推动着戴震能够立足现实，“索道于当世”。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戴震基于自己的所学所思，对“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这一论断的认同和发展。

记得余英时先生在其名文《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里论述过：宋明理学内部程朱、陆王之争，“追问到最后，一定要回到儒家经典中去找立论的根据”，于是，回归原典、“取证经书”的发展趋向，逐渐在明末清初的时代氛围里明朗起来。而我们则认为，正是因为既有这样的“内在理路”，又有时代风云的激荡，所以戴震才能认同并发展“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的论断，并且进而提出：

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⑩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

要想“索道于当世”：必须回归原典，求之六经、孔孟；必须取证经书，考释其字义、制度、名物。这就是戴震的认识与主张，这就是戴震在那个时代能够发人之所未发，从而探求到两重意义上的“道”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推扩开去，将“六经、孔孟”理解为已经接受历史检验的中华文化经典，那么，这也是戴震留给后学的宝贵启示。

可是，对于戴震的苦心孤诣，对于戴震“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的努力，不仅当时许多著名的论敌与好友都不能理解，而且直到21世纪的今天，许多谈论其朴学、训诂学的学者也都不能理解。据江藩《汉学师承记·洪榜传》记载，戴震的挚友、大学者朱筠甚至说：“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戴氏可传者不在此。”读来使人唏嘘不已！这种丧失独立意志、创造精神的可悲情形，时时使我觉悟到，在中国，很有必要倡导一切人文科学都要以人的自主自由地生存发展为最高目标，很有必要开展并加强生存哲学、启蒙哲学、民主政体、原创精神和语言哲学研究、创新与实践，很有必要在“索道”于中华文化经典的同时也“索道”于西方文化经典而会通之。

然而，张舜徽先生则别具只眼。他在《戴震学记》里，大力揭示其苦心孤诣，以简练的语言给予高度的评价：“戴氏自己认定平生研究朴学所得，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不是他的治学目的。他的治学目的，在于通过考证以阐明义理”；“戴氏对‘天理’、‘人欲’重新作了解释。在他看来，所谓‘天理’，就是自然，就是人情；所谓‘人欲’，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欲的存在是天然合理的，不但不应受到指责、压制，而且应该看成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显然，张先生在解释和评论中有所发挥、有所引申，他针对社会现实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也在借鉴戴震，引归身受，认同和发展“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这一论断，并且以《戴震学记》的形式作出了示范。熟悉中国当代历史或有亲身感受的学人应该知道，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令人尊敬的。正是在这些地方，张先生在奉献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实现着一位学者的自我。每当回想起八十高龄的张老先生，手拄拐杖在桂子山校园里蹒跚漫步的身影，我总禁不住感慨，在当今之世，一位人文学者要真正实现自我，是何等的重要与艰难！

注释

①周光庆：《道：从普通词到终极词的演进机制》，《人文论丛》2008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②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年，第432～452页。

③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43页。

④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

⑤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65页。

⑥戴震：《盂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174页。

⑦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⑧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186页。

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173页。

⑩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184页。

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17页。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