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学术论著：辨识学术思想的思想价值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张舜徽在辨章学术之时，对学术中所表现的思想也至为关注。尽管清学以“实事求是”为旗帜，但在所谓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中，并未能也不可能回避价值判断。但钱氏毕竟是在专制主义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学者，其价值理念仍未脱离专制主义文化的轨道，在《清人笔记条辨》中，张舜徽对钱氏流露出的保守思想，驳正尤力。荀子的这一思想被其学生李斯行之于秦而取得明显功效。因此，张舜徽认为，钱氏此论未得史公之心，是对司马迁的曲解。

张舜徽学术论著：辨识学术思想的思想价值

张舜徽在辨章学术之时，对学术中所表现的思想也至为关注。尽管清学以“实事求是”为旗帜，但在所谓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中，并未能也不可能回避价值判断。在价值评价的视野中，评价客体从来不是客体性事实而是主体性事实或价值事实。蕴藏其间的价值意向透露了评价主体的思想踪迹，循迹而求，便能触及到思想的走向及其对学术认识的影响。

以钱大昕为例。张舜徽对钱氏的学术推崇甚高，钱氏不仅学术造诣深厚，思想上也有其见识高明之处，如他对妇女处境所表现出的深切同情，提出“妇女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的主张，与冷酷寡情的“存理灭欲”理学相悖相左，表现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倾向。但钱氏毕竟是在专制主义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学者，其价值理念仍未脱离专制主义文化的轨道，在《清人笔记条辨》中，张舜徽对钱氏流露出的保守思想，驳正尤力。全篇批评的内容多于褒扬，所谓爱之深，而言之切，诚如钱氏所言“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钱氏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有专论《王安石狂妄》一条说：

安石在相位，行新法，举朝交争。安石有诗云：“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是亦以圣自许也。《小雅》之篇曰：“皇父孔圣。”又云：“具曰予圣。”古来迷国罔上之臣，先后一辙，安石非独得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岂可以其小有才而末减其狂惑丧心之大恶哉！

钱氏用名教思想来衡量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以圣自许，迷国罔上，有狂惑丧心之大恶。钱氏此论张舜徽尤为不能同意，他辨析道，钱氏所举王安石的诗，非王安石以圣自许，实所以自明心迹。王氏不计一时之毁誉，但问以后之利病，是何等阔大胸怀！张舜徽引商鞅之言进一步印证王安石的这种不同流俗的胸怀，商鞅有言：“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张舜徽以为，大抵古今有志变法图强之士，莫不具此高识，而后能毅然行之不疑。至于毁誉是非，固非其所计也。王安石推行新政时，攻诋之者视同仇雠，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王安石自励自勉，其诗：“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表现出一种宗教的担当精神，非但无如钱氏所说的狂妄，且“但求诸己，自责已甚，何尝有予圣之意乎！”见之于当时反对王安石最力的苏、程、司马诸家诗文，诋斥王安石的言论在在可寻，而王安石的《临川集》百卷之内，未见有反唇相讥之辞。其面对反对派泰然处之，气度汪洋，实为苏、程、司马等人所莫及。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荀子“法后王”的理解。钱氏以为，荀子所说的“后王”与孟子所说的“先王”“皆谓周王”，“七国僭号，名虽王，实诸侯也，孰可当后王之名，而荀子肯法之耶？”荀子之所以提出“法后王”，是因为“方是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讬于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非谓三代不足法也”。张舜徽指出，钱氏此论，似是而实不然。荀子所说的后王，并非钱氏所说的周王，与孟子的先王绝不相同，考之于荀子的《非相篇》“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是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荀子对后王的论述很清楚，所谓后王就是当世之新王新政。荀子的这一思想被其学生李斯行之于秦而取得明显功效。《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索引》解释道：“言人君制法，当随时代之异而变易其政，则其成功大。若居今行古，犹胶柱而调瑟也。”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曾置酒咸阳宫，讨论如何进行治理，博士淳于越提出沿用周朝旧制分封子弟，遭到李斯的坚决反对，李斯明确指出“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这里的三代，其中便包括了周。可见荀子的“法后王”决非周王，钱氏对后王的理解明显是误读，而误读的根子在钱氏并不认同荀子“法后王”的进步思想，流露出尚古而贬今的保守倾向。

于是，便又牵涉到对秦朝的评价问题上来。钱氏认为司马迁不承认秦朝是中国朝代中的正统，“秦以暴并天下，虽自称帝，非人心所归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汉承周”，“黜秦所以尊汉也，于何见之？于表见之。三代之后，继以十二诸侯，继以六国。始皇虽并天下，仍附之《六国表》。及陈涉起事，即称秦楚之际。秦、楚皆周旧国，是秦未尝有天下也”。张舜徽反驳道，司马迁述史的原则是详近略远，故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三代各成一纪，至秦，既有《秦本纪》，又有《始皇本纪》；至汉，从高祖以迄武帝，各为一纪，这样的编排并无排斥秦朝的蕴意。至于表的用途，是为了谱年月、理纷繁，列国分封之时，非此不足以通纪传之穷。至秦统一全国后，作为理列国纷繁的“表”，其用途不显。秦未统一以前，本是六国之一，其大事自当列入《六国表》，至陈胜发难，自立为楚王六国之后，纷纷割据，其事故变化，不得不称为秦、楚之际以统之，并无否认秦朝的意思。从《六国年表序》中可知，司马迁对秦的统一推美甚至，其云“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礼书》中谈到秦，又说：“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改变。”司马迁称秦法后王，成功大，又称秦立法施度，为汉所继承，颂扬之意，溢乎辞表。因此，张舜徽认为，钱氏此论未得史公之心，是对司马迁的曲解。钱氏与张氏对《史记》的解读，反映了不同的思想观念，浸润学人心灵的价值观念往往潜下支配他们的意志和动机，进而外化于学术实践中。

张舜徽生前不苟言笑的外貌以及对女学生的严肃态度或许可能给人以“重男轻女”的错觉，但事实上他与同时代的学人相比，则是一位非常关注妇女问题，重视对压迫妇女的旧礼教进行清算的学者。在他的《中华人民通史》中专列了《痛苦的妇女》一节，对有史以来妇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了总结和清算，以如此大的篇幅专门谈妇女问题在近代通史书中是少见的，他说：

妇女在任何时期，总是约占人口的半数。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无论是生长在统治阶级的家庭内或被统治阶级的家庭内，在男尊女卑的思想支配下，受尽了歧视、轻蔑、压迫和迫害，没有任何权利，失去了人身自由，可以被人任意买卖、戏弄、凌辱、笞挞、杀戮，在几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受尽了痛苦和折磨，是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清算的。

明清是专制礼教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但在茫茫夜幕中也有一缕光色代表着希望，明末以后，从封建知识分子中分化出一批具有反叛思想的进步分子，如归有光、李贽、钱大昕、汪中、袁枚、李汝珍、俞正燮等人，他们不同程度地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片面贞节观，对女性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张氏高度重视明清时期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言论，在他的清学著作中对传统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反思，是一把锐利之剑，既划破旧思想的脓疽，又赞扬新思想的萌生。郑献甫在《补学轩文集》中，力辨女子未嫁而守志殉死不得为礼之说，以斥世俗迂儒不情之论。张氏称之为：“盖自归有光以来，能持正义以祛俗惑，而救女子枉死之惨者，以献甫所言，最为明白而精当。”“其识解之卓，能发人之所不能发。”杨彝珍的《柈湖文集》在张舜徽看来“学不充而识不到，故边幅甚窘，而言之无物”，但张舜徽特别指出卷四有《补婚义说》一篇，力主男女可以离婚之义，足以破旧俗迂拘之见，自是通脱之论。清末学人劳乃宣有《艺风堂文集》，对归有光、汪中等人批判旧礼教所宣扬的贞节观念作了总结和发挥，力斥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之非。张舜徽说他“足以荡除宋以来束缚妇女之桎梏，有功于礼俗甚大”。

一定的价值观念势必形成一定的知觉定势。张舜徽对客体的认识也受其价值取向的影响，例如，清人李道平有《有获斋文集》，其中的《去佛说》一篇，引用管子“人满则天概之”的观点来解释佛教教义。管子认为，人口众多，天必凶荒水旱疫疬兵乱以损减之。而在李氏看来，佛教的教义包含了与管子相同的观点，其出家的做法，使人不相匹偶婚姻，以自绝其种类，僧愈多则人愈少，于是人不至于遽满，而天之所以概之者亦可少缓。李氏的本意是以此作为佛教的一害而主张去佛，但他所提到的管子人口思想，以及他本人演绎出的佛教教义则尤可引人注意。张舜徽显然注意到了李氏此论，他说李氏“此则妄诞不经，邻于胡说乱道，乃经生迂腐之见，不可为训者也”。李氏的观点固不足为训，但李氏提出的问题应值得深思。管子的“人满天概”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认识，而佛教盛行的国家又多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恐怕也不能完全以偶然视之，遗憾的是，张舜徽对此未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他所处的时代大部分时间里关于人口的主流看法，仍徘徊在农业社会认识的水平上，以人多热气高为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