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旧学根柢深厚，湛深于清人考证之学，因此，考证之精粗审疏自然也在其辨章学术的视野之内。他的《清人文集别录》“今于辨章学术之际，凡诸家考证之语，论断审密，信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亦特为拈出，以与学者详之”。他的《清人笔记条辨》“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申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都表明了此意。

这里先以张舜徽对臧琳的《经义杂记》的辨析为例。首先是对其考证精审者特为提出，加以阐扬。臧琳认为汉及汉代以前，典籍在书名及标目的排列上，是以篇目的小题放在上，而将书的大题放在下，以《诗》为例，篇名《周南·关雎》在前，《毛诗·国风》在后，这种排列方法与后世不同。臧氏认为“小题所以在上者，以当篇之记号，欲其显也；大题所以在下者，总摄全书之意也”。不独《诗经》如此，五经亦都如此。后人（包括贾公彦、孔颖达）不知其故，而对这样的排列作出错误的解释。关于典籍的大题小题的问题，卢文弨在《钟山札记》、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余录》中都有研究，并与臧琳的观点相同。张舜徽指出，臧氏所言为最先。至于为何典籍要以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张氏则作了更为合情合理的解释，他说，古人书用卷轴，叠陈于插架上，轴有下端向外，每轴下端，悬殊有牙笺以标记书名；上端则分标篇题，故曰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后来书的版式由卷轴改为册页，但仍沿用旧式，将小题写在上，而大题在下。如此解释，便使令人费解的旧书标题方式其原因明白易解了。

凡遇精言美义，则为之引申发明，这是锦上添花，而正由于张氏的引申发明，则更使其人之说趋于完善。臧琳有言：

古人之言多气急而文简。如《毛诗》以不宁为岂不宁， 以不康为岂不康。《书·尧典》“试可乃已”，《史记·五帝本纪》云：“试不可用而已。”是《尚书》 以可为不可也。《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语。”《论语》 以得为不得，犹《尚书》 以可为不可也。 皆古人语急反言之证。何氏云“楚俗语”者，举时验以证之耳。

张舜徽同意臧氏的分析，并加以引申。他接着臧氏的话往下说，说古人语急，则省二字为一字，而古人语缓时，则又衍一字为二字。这种现象见之于《诗经》中为多，张氏举证说：如《车攻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传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篇》：“不戢不难，受福不那。”传云：“不戢，戢也；不难，难也；那，多也；不多，多也。”《文王篇》：“有周不显，帝命不时。”传云：“不显，显也；不时，时也。”《生民篇》：“上帝不宁，不康禋祀。”传云：“不宁，宁也；不康，康也。”《卷阿篇》：“矢诗不多。”传云：“不多，多也。”凡若此类，皆古人语缓加字之证，有些是传诗者已经明确指出，有些则传诗者未曾明言，因此张氏提醒学者，可按此大例而加以推求。如果说臧氏发现了古人语急而省字的通例，则张舜徽在这里补充了古人语缓而加字的通例，其意义不仅是引申，而且是发展了。

再以对臧琳之学的补充而言，臧琳说：(www.daowen.com)

凡六经古今文不可偏执，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真，今文或以形声致误。故必合考之方两通。汉儒今文家不知古义，古文家鄙弃今学， 皆过也。能参合古今，择善而从，可为后学法守者，惟北海郑君一人而已。

与臧琳一样，张舜徽也是通学的积极推崇者。他追寻郑学一变专固而为通学的原因，起主要作用的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一种学术发展步入误区，走不下去之后，必然会有矫枉之学发生，从而纠偏拨正。经秦火之后，汉代搜罗旧籍，往往是口耳相传，传经者有数家，而各家又有数说，各守专门，不相通假。直到郑玄才网罗众家，折衷一是。郑玄治经，于《易》学，则先通“京氏易”，再通“费氏易”；于《书》，则兼治古、今文；于《诗》，则先通韩，后宗毛；于《春秋》，则发公羊墨守，针左氏膏育，起谷梁废疾；于《论语》，则以《鲁论》张、包、周的篇章为底本，而参考《齐论》、《古论》为之注。郑氏之学承专固之后，不得不变而入于博通，物极必反，理固宜然。郑氏之所以能集两汉经学之成亦即在此。他对郑玄的治学路径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郑玄诠释诸经， 自以校勘文字异同为先务，校《仪礼》，有今文、古文之辨；校《周礼》，有故书、今书之异。注《仪礼》时，参用二本，从今文者，则今文在经，古文出注；从古文者，则古文在经，今文出注。其在《周礼》注，亦将“故书”、“今书”的同异详加排列。如据“今书”，则注明“故书某作某”。其于今文、古文的选择，大抵择善而从，无所偏主。 因此，张舜徽称郑学“所以为通也”。

既有发展补充，也有辩驳评析。臧琳批评《经典释文》的作者陆德明自己的见解“未免多误，非特音学不精，文字亦不大识”。张舜徽辨析道，《经典释文》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保存了经典的旧音旧训，该书集汉、魏、六朝音训之大成，所收集的相关著作多至二百三十余家，各家字句音训不相同的地方，各有自己的意义，从中可以窥寻经师相传家法。其次，该书还保存了不少远古遗文，如“徐”字古文作䣄，“来”字古文作，这在他书均未作记载，而《经典释文》却记录下来了，这些字与铜器刻辞相印证，对于古文字的辨识不无意义。陆德明能将这些有用的古文字知识记录下来，这本身就说明了陆氏的学识。因此，张舜徽说，“陆氏在南朝， 自是小学名家，其所自言，容有未厌人意者，亦何至于不识字乎？臧氏所言，过矣”。

再如张舜徽对清初学人姜宸英学术的辨析。张先生对姜氏学术的评价甚高，称之为学“根柢深厚”，其著作“皆非湛深问学，实有所得而兼擅史裁者，不能为也”。但同时对姜氏学问的小疵也有驳正，在《湛园札记》中考论《礼记·曲礼》中“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之说时认为，“当是‘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据文每十年一变称，无缘于八十、九十同称曰耋，而于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学之期，称之以悼，何其不祥耶！况九节俱是成数，则七年之为九十无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删矣”。张舜徽对此说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凡考正经文，亦宜观察上下文意而后论断，庶无割裂之患。《礼记·曲礼》“八十、九十曰耋，七年曰悼”之下，紧接有“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根据下文分析，此句是说，年及八十、九十的老人及年仅七岁的幼童是刑法所原宥的对象，耄之言瞀，谓八十、九十之人，神智不清。悼谓怜爱，七岁之童，年幼无知，为人所怜爱也。《曲礼》原文，上下相贯，不可分割甚明。钱氏《潜研堂答问》、王氏《经义述闻》皆尝考论及此，悉未从下句文义以推求之，明虽辨析周详，与经文原意不合。因此，张舜徽主张不能如姜氏所说，来篡改经文。

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引王崑绳语：“《二十一史》中，两汉、晋、六朝、隋、唐皆曰书；南北、五代、宋、辽、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书也，虞、夏、商、周皆名书，而《史记》云者，史官所记也，名正则言不顺，千年以来，无人发此义，一字之失，所关不小。”王氏以为，凡史书皆应称为“书”，称“史”则错。他自以为发现了一个被人忽视千年的错误，却未料自己实际上是露了一拙。张舜徽指出王说似是而不然，其说有三个漏洞。首先，史书名称非一成而不改， 自可以据情况而变动，古代编年体的书，首先称《春秋》，后来荀悦则称《汉纪》，司马光则称《资治通鉴》，都不因袭《春秋》之名，而自立新号，是所谓礼以义起，不必拘泥于教条。其二，两汉、晋、六朝、隋、唐的史书，也不皆称为《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记，有梁萧子显撰《晋史草》、有周许亨撰《梁史》、有隋牛弘撰《周史》等，或称为“草”，或称为“史”。其三，《史记》的得名也非因“史官所记”，该书原名《太史公》，或曰《太史公书》，或曰《太史公记》，后自《隋书·经籍志》乃省称为《史记》。如此辨析，则王说之非就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