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张舜徽所言，“学术乃天下公器，是非自有公论”。但在“公论”得出之前往往也有可能被冷落、误解的乌云所遮蔽，经过有识者的拔云吹雾，公论才能显出其力量。清代学人对同代学人的学术多有品评，但或是因距离太近而难识庐山真面目，或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因素，或是得之于传闻而无暇于考据，其中一些说法便不免成为不实之词，而失于公允。张舜徽在辨章学术之中，也将为清人学术辨诬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严可均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清人对其学术有不同看法。有人称道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六朝文》的学术价值，也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陆心源在其文集《仪顾堂集》中鄙薄严氏之学道：

嘉道间湖人学问， 当推许周生、严九能、张秋水、杨秋室、许新田、沈落帆诸公。严铁桥仅有校释之能，未得旁通曲证，盖第二流也。 即如所辑《全上古三代六朝文》， 以百三家集、梅氏文纪为蓝本，增益无多，而以洪筠轩经曲集林及从群书治要中辑出各种附益之，余无所得。沈氏述祖德伪碑，亦不能辨，其腹笥之陋可知，而耳食者流，竟以此书为绝业，极可笑也。

张舜徽认为，陆氏此言，失之轻率。严氏的学术特色在于淹博。其学以精研许郑之学为根基，以校勘辑佚为治学方向。以其所辑《全上古三代六朝文》而言，多至三千余家，人各系以小传，以述作者事迹，其史事皆从蒐罗残剩中得之。在辑录中，又进行了精细的校勘工作，覆检群书，一字一句，稍有异同，辄加校订。所有工作全由其一人承担，不假众人之力。其书辑成，使唐以前的文章荟萃于兹，是文献整理的一大成就。陆氏所举的许、严、张、杨、沈诸家，虽各有优长，但就淹博而言，均远远不逮严可均。严氏还有《四录堂集》七十三种，一千二百五十一卷，所涉领域遍及《说文》、唐石经、诸子百家以及诸经逸注、逸子书等的校勘辑佚，其治学之勤奋、精力之过人，“殆罕伦比”。张舜徽又以其《铁桥漫稿》为证，从其文集内容可知严氏学术“博涉多通，功力深厚，学有本原，不可诬也”。因此，陆氏之说，未足以为定评。

再如清人尤侗，其文集有《西堂杂俎》和《艮斋倦稿文集》等，《艮斋倦稿文集》是其对学问的探求研究的精心结撰之作，《西堂杂俎》则多为骚赋之类文艺作品，尤侗本人也不看重该书，故不将之称为《文集》，而为之名曰《杂俎》，他在序中说得很清楚，说此集是“雕虫之技，悔已难追，鸡肋之余，弃复可惜者”。尽管尤侗对《西堂杂俎》的文艺及游戏应俗之作不满意，但无心插柳，柳却成荫，该书流传甚广，有一个为数不少的读者群，他也由此而知名。幸也不幸，成荫之柳掩蔽了尤侗在学术上的建树，学者多览《杂俎》，鲜见《倦稿》，于是据《杂俎》来品评尤侗的学术高下，遽薄尤侗为空疏不学之士。张舜徽细读尤侗的《艮斋倦稿》，发现尤氏“序次群书，每致详于著述之体”，“皆明白切要，语得其平，可知侗于学问之事，固非全不知香臭之人也”。而其所撰《艮斋杂说》及《续说》“原本经史，旁涉百家，大之朝章国故，小之名物器用，以及诗词歌曲，释道伎艺，无所不谈，可称淹雅，在说部中允推上选”，至于尤氏所纂《明史艺文志》则在四库存目中著录，后来钦定《明史》即以此为蓝本，加以刊削编定，仍沿袭尤氏所用断代史的体例。故张舜徽认为，清人将尤侗视为空疏不学之士，则“抑又过矣”。

《日知录集释》的作者黄汝成，年未及不惑即以病暴卒，其书留传于世，得身后大名。但清末有学者提出，黄氏此书是窃取李兆洛的书稿而成。张舜徽在读黄汝成的《袖海楼文录》时，对此公案也作了追究。他发现，黄氏窃书之说不是毫无根据，据蒋彤所编《李兆洛年谱》说，道光十三年，李兆洛及毛嶽生、吴育、蒋彤、黄汝成、杨南屏等人商议校刊顾氏《日知录》，黄以家财丰厚，承担了刊印出版的费用。据此而判断，李兆洛等人的确曾校注《日知录》，黄氏也曾参与此事，其在书成之时署以己名，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张舜徽又提出疑问，李兆洛曾为黄汝成撰写家传，蒋彤也曾为黄汝成的文集写序，都在传或序中提到黄氏著有《日知录集释》及刊误之作，可见当时李氏、蒋氏等人都承认黄汝成著有《日知录集释》一书，并未提出任何疑义。张舜徽说，李氏当时门徒甚众，如有人剽窃其书，定会群起而攻之，但当时却未有任何人对黄书的来源质疑。从黄氏的《袖海楼文录》来看，集中所载黄汝成与友朋论书的书信，多有讨论《日知录》中疑义的内容，可见黄氏“寝馈是书，为日亦久”，因此认定黄氏窃取李兆洛等人书稿，证据不足。张舜徽推测其原由，可能是黄汝成在编撰该书时，以李兆洛原书为底本，广采众说，附以己见，于是标为《集释》之名。

与黄汝成有类似遭遇的还有稍后的林昌彝，林氏也是以年未及四十而有二百八十卷之《三礼通释》的大书而受人质疑。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认为林氏此书出自其师林一桂，被林昌彝攘为己有。李慈铭在日记中还说林昌彝“绝无学问，必不能成此经学巨编”。根据李氏所注明此说的出处是得之于潘祖荫，而潘则闻之于陈庆镛，张舜徽追查到陈庆镛的文集《籀经堂类稿》，从中发现有陈氏为林昌彝的《三礼通释》所作的序，序中有言：“薌谿（即林昌彝）与余订交十余年矣。丙午冬，得访于其家，出所撰《三礼通释》百数卷商榷，并丐弁言。薌谿年未四十，而著书满屋，何力之果而志之坚也。”陈氏与林同乡里，对林书是否窃自他人应有所知，若明知该书来源不正，陈还为其作序，岂不是太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了？此其一证。张舜徽又列举四条旁证。其一，林氏有《温经日记》一书，博涉群经，兼及小尔雅、说文，考订精审，不似全不读书之人。其二，林氏的朋友桂文杰，每论及经学，则叹服林氏精博。林氏参加乡试时，主持的考官何绍基也称其学“从三礼辨途知径，乃以贯通诸经，近日说经之士，治经者，无如昌彝之精且博”。可见，林氏在参加乡试之前，即已精熟于三礼。其三，林昌彝对林一桂的学术多有表章，称林一桂博极群书，著有《周礼私记》、《周礼简明经说》等书。可知林一桂之学专精于周礼，未必兼治三礼。其四，李慈铭性好訾议是为当时人所共认，其对人的评骘，多失是非之准，而语多轻薄，其言不足为定论。至此，张氏虽未能确证林昌彝未窃林一桂之书，但至少证实了林昌彝潜研经学，功力确深，绝非如李慈铭所言，是“绝无学问”。(www.daowen.com)

顾千里与段玉裁的争讼也是清代学术史上人所共知的公案。这段公案引起张舜徽的关注并不是学者间的意气之争，而是学术的创见被误解为意气之争。顾千里曾从江声游学，得惠氏遗学。他对小学中的造字之本“六书”，颇有自己的见解。顾氏不同意戴震于六书分体用之说，以为“六者皆造字之本，其五尽见于《说文》，惟假借不尽见于《说文》，宜取之经典传注。三史旧读、诸子词赋、碑版遗文，而后可穷源通变”。张舜徽称此为顾千里的卓见，为昔人所未及道者。苟循这一思路往深处求索，亦是讲明训诂之一道。但对顾氏的这一创见，清代学者中则有不同的说法，认为是顾千里晚年与段玉裁讨论学制问题，因意见相牴牾，致互攻若仇，顾藉六书之说，诋排戴震实以中伤段氏。张舜徽认为此说“岂其然乎”！顾氏六书之说具有自己的学术价值，并非意气之争的产物。而以段、顾之间因异见而起的意气之争，主要责任在段氏。顾与段始交甚契，相互间引为学术知己。顾曾说，“凡学须名其家，金坛段君，学之名其家者也。所著有六书音均表等。未刻有说文注等，共若干种。忆始相识在乾隆壬子，即见谓曰，音均表解人，向为王怀祖，今乃得足下耳。此言固未必然，而其所以厚圻（顾氏原名广圻）者，诚可谓至矣”。后两人因辩论学制，致起衅隙，往返论战的书牍俱收录《经韵楼集》，段氏咄咄逼人，由学术论争而致意气相向，段氏实不能辞其咎。张舜徽对顾氏关于六书之说的肯定，吹灰拭尘，重现了顾氏此说的学术价值。

与上述学者相比，阎镇珩倒没有蒙受不实之词，而是为名人所掩。并不是阎氏之学不可传，也不是阎氏之志不高远，阎氏作《六典通考》，属稿十三年，成书二百卷，一生心力尽瘁于是书，当时学者咸叹其浩博；他一生视浮名禄利为羌丸粪壤，弃科举功名，鬻田买书，发愤著书，志在以立言垂世久远。但事与愿违，阎氏身死而名没，究其原因，“顾清末论湘学者，虑知尊二王，而不知有阎氏， 良以二王发迹甚早，交通显贵，是以声名洋溢，见慕后来。镇珩声尘寂寞，终隐林泉，没后不数十年，多不能举其姓字，穷通异数而轩轾以分，亦可慨矣”。张舜徽认为，阎氏之学在二王之上，只是二王在社会上的影响大，人们谈起湘学便以二王为代表，而阎氏既身在僻壤，又位卑而不通显，故其学不传。人们常以为学术以其自身价值而流传于世，其实著者的地位以及交往对其学问的传播（或者说炒作）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张舜徽对嘉道间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路德的肯定，则是另有一番深意。路德以举业为教，颇为世人所诟病，张舜徽则认为路德立言也有足以传世的地方。 自孟子拒扬墨，二千年来，一般人都讳言墨学，而路德则一生喜诵墨子，“且欲推其道以用于世”。“观其所论虽为墨学而发，然其嫉私利而尙公义，思有以救倾危之意，溢于言表，是岂当时拘守四书、五经者所及知哉。”张舜徽特别欣赏路德的识见通廓，路德有言：

圣人之经，有赖于后人之发明久矣，汉唐诸儒言之而未确者，宋人言之，宋人言之而未尽者，元人言之，元明人言之而犹未尽， 国朝诸家言之。 自今以后，推之数千万年，其能言今人之所未言，足以羽翼圣经者，不知凡几，后人之言果是，前人之言果非，则当舍前人而从后人，如前后各执一是，而莫知孰非，亦当两存其说， 以待来者。如谓前人言之，后人不当复议，虽有读书善疑之士， 皆噤口卷舌，不敢参一说，缀一论，使沈冥者不得宣，疑是者不得剖，任斯人之惝恍游移而不为之所也，是岂圣人之心哉。

儒者宗程朱，是已。 岂谓程朱而外，概从废置哉。……如谓先入者独是，后起者皆非，将使千万世儒者， 皆噤口卷舌，不敢于程朱外赘一辞，伸一解， 岂惟非孔曾、思、孟之心，度亦非程朱所许矣。

路德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圣人之经”，认为后人之言果是，前人之言果非，则应舍前人而从后人，并不将前人的话奉为不可更改的教条。在专制社会奉经典为圭臬，且清代学术以复古相尚的风气中，路德的此言此论虽逆潮流，却苏世独立，不能不说识见高明。而张舜徽对路德此话的体认心有独得，则更有一番言外之意，其时马克思主义也碰到了几乎如同孔子学说同样的遭遇，被后人固步自封，噤口卷舌，不得参一说，缀一论。这种做法不仅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扬，恰恰相反，正是给马克思主义布下了难以发展的陷井。所以，张舜徽特地从《柽华馆文集》中将路德的话摘出，认为此论“信足以开拓当时学者心胸”，称路德“此识此议，廓然有以见学术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