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评学术，张舜徽主张以“理解的同情”来对待前人的著作，他以为，古人之书，为美为恶，高下醇驳， 自有定评。不是个人凭一己之爱憎，而所能够抑扬褒贬于其间。即有献疑质难，亦何不可，但宜慎重为之，不可出之以轻率。他特别欣赏钱大昕的观点：

学问乃千秋事，订伪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

因此，张舜徽在论及汉宋两司马之书时，指出：

以《史记》、《通鉴》二书之为人轻蔑，至于如此，宜若可以推倒而焚弃之矣。然而士林尊信而熟复之，至于今不废者，　自必有其不可磨灭者在也。……两司马之书，博大精深，为后世史学开无数法门，令人研绎不尽。虽有小疵， 固不足以掩其大醇。如欲吹毛索瘢，则天下宁复有可读之书。故评史者，必自大处着眼，知其可贵何在而精习之，所得多矣，不必求全责备，苛论前人也。

从大处着眼以辨章学术，观时代风云，重其学术创新开来；心怀理解的同情，以求其实。这种学术批评的境界，使张舜徽的论学具有一种磅礴之大气。

顾炎武为一代大儒，但其学术不是没有人批评。如其好友钱澄之尝谓其“详于事而疏于理，精于史而忽于经”。清末曾钊亦言顾氏“以经世自命，故长于史。至于说经，则韵学最深，其他训诂，或尚有未精考者”。张舜徽认为钱、曾二家学有根柢，所言不诬。然：学术评价应该紧扣时代，顾氏经学容有不精之处，但其开一代风气之先，则是其最要紧的“大处”，也非一般人所能望及的。

吾人今日回顾明、清之际，士子皆为《四书五经大全》所桎梏，眼孔极小， 固执异常。亭林不惜大声疾呼以激起一世之人，力主博综旧义以破执一不化之见。并昌言“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 出而经说亡”。俾治经者不复为《四书五经大全》所囿，其摧陷廓清之功， 固不可泯。使无亭林披荆辟道于前，实亦无由以臻后来乾嘉经学之盛。故在今日校论亭林经学所诣，又必自其大处观之。(www.daowen.com)

章学诚在《信摭》中说，郑樵“体大而材疏，今人于其材疏则诟詈之，其体大之处，全不解也”。章氏申郑，强调郑书的“体大”，然也以郑樵不免于“材疏”。张舜徽则不以为然。

顾自来论及夹漈者， 多病其材疏，余则以为不然也。夹漈奋自下邑，刻厉于学。发愤欲集天下之书为一书， 以述《通史》。规为浩大， 司马迁后仅见斯人。顾以僻处穷乡， 闻见局隘。 闭门读书三十年，又出游天下十年。迨游罢归来，既病且老，虽有凌云之志，莫之能逮矣。于是汲汲著书，惟日不足。穷老尽气，疏漏自多。年甫五十有九，竟赍志以没，则其书之未能臻于完美，不足怪也。使天假之年，俾得从容寿考，专意述造，则其成就必不止于此。乾嘉诸儒， 以考据家之尺度，上衡夹漈未成之书， 固有不厌人意者。然而夹漈之弘识孤诣，又岂诸儒所能梦见哉！

在张舜徽看来，郑樵的《通志》是史学著作，且是未臻完成之书，其评价尺度不应是考据家的尺度；郑书确有疏漏，但一事之失，不妨全体之善，其书不仅体大，而且识高，这是郑书的突出特点，有此一善，便足使该书立于著作之林；郑书的疏漏受其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想以一人之力而“集天下书为一书”，志向无疑宏伟，但个人财力、物力、精力均极有限，对其书的疏漏，后人应怀有理解的同情。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论及元人陈澔的《礼记集说》时，一方面对其引书失检之处一一指出，另一方面他并不因此而否定该书的价值，而以平常之心，怀理解之同情，认为其失误“是皆偶然笔误，未足以累全书”。下笔之处体现了一个学术大家的气度。但清人沈濂在其笔记《怀小编》中却指责纪氏此论是“自知所纂书有讹缪不能追改，因援古人以自解”。纪氏之书容有错漏之处，但因此而认为纪氏对陈书的理解之同情是为己文饰，则沈氏这里确有“怀小”之心来读他人著作。对此张舜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以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出自多门，成于众手，纪氏特总其成，从而修改缮定之耳。今观此二百卷之书，提要钩玄，加以考证。原原本本，动辄数百言。议论平正，文笔条畅。　自其大体论之， 固洋洋巨观也。从来簿录群书，着力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　自刘向《别录》 以来，殆未有能过之者矣。顾兹事体大， 由纪氏一人整齐而笔削之，欲其每篇覆检原书，一无罅漏错舛，则亦势所难致。后人诵其书，若能择取其长而用之，则辨途知津，沾溉无尽。如徒求全责备，吹毛索瘢，惟攻其短，不计其他，则上下千载，能有几完书乎？学者于此等大书，贵能识得体要，正不必纠缠于引书、辨物之偶有舛误也。且其书本非为考证而作，即使记忆偶差， 引书失检，亦无害其全体大用耳。

学术评论“贵能识得体要”，择取其长而用之，从中得见治学门径，以此磊落之心来论学治学，可受益无穷。而以文人晦暗狭隘的心态来论学，吹毛索瘢，惟攻其短，纠缠于细节，其治学便是自入狭径，难达通途。张氏此番议论，诚恳通达，掷地有声，更为明确地申述了他于学术评论以“大体”论学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