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这是中国的经典名言，张舜徽在品评学术的高下良寙之时，将比较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其评价与判断在表象与本质的比较观照中进入深邃之处。

仅以钱大昕而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不为其立传，偶一及之，评价不高，钱穆说：

竹汀之学，所涉甚广，而识力不高，持论惟循惠戴藩篱。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不曾为钱氏立传，他在比较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时说：

三书形式绝相类， 内容却不尽从同，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 纠正原书事实伪谬处亦时有……王书亦间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牴牾……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 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②

钱穆对钱大昕的轻视， 自是二钱“道不同不相为谋”；梁启超将钱大昕列在赵、王之下，则是从致用的角度考虑，因为赵书留心于“政事之屡更”、“治乱兴衰之故”，试图说明古往今来政治变革的必然性。钱、王、赵三书同为清代考史名著，三书孰者最优， 自清末以来意见不一。张之洞的《书目问答》，此三书的排列顺序是王、钱、赵。梁启超的《国学入门及其读法》，只有赵书入选。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与张之洞的排法相反，为赵、钱、王。周予同的意见同于吴虞。赵与王在首席上颠来倒去，钱的位置只在中流，甚至叨陪末座。

张舜徽与上述意见不同，他的《清儒学记》为钱大昕专立一记，并推钱氏考史之功，固为有清第一③。他说：

钱氏之学，既精且博，不仅在当时没有能赶上他的人，直到清代末年，也无人能出其右。④

张舜徽称钱氏考史之学为有清第一，是在清人学术比较中得出的。钱氏与顾炎武相比，“顾学虽大，谈到精研经史，顾氏还不及钱氏的邃密”⑤。钱氏与戴震相比，“戴氏之学，固不如钱之博大也”⑥。钱氏与毛奇龄相比，二人同治朴学，但钱大昕以博通著称，学兼经、史、小学、天算、校勘、金石等，而毛氏仅治经学，株守传注，张舜徽说：“余则以为学者用力之端， 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奇龄亦不能辞其咎。”钱氏与王鸣盛相比，“观夫王鸣盛之与钱大昕，而优劣自分”。“鸣盛固以渊博自许，贪学贯四部之名，而其实不足副之。其病在于识不高，心不细，思虑未密，考证常疏。舛误之处，甚至出人意外者。”⑦说王鸣盛识之不高，张舜徽主要批评其唯古是求。王鸣盛在论学时说，“学莫贵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又曰，“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⑧。张舜徽认为此说大谬，古人之说未必是，后人之见未必非，王氏执时世之先后，以定是非，尤非通方之论。说王鸣盛思虑未密，考证常疏，张舜徽也有具体例证。王鸣盛论《十三经注疏》有言：

以之有传注诂训也久矣。其以九经各定著一家而为之义疏者，唐贞观时事也。若乃益之以《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亦各定著一家， 目为十三经注疏，又割取陆氏释文鲜入之，而郭璞、赵岐注双皆删节不全，孙奭疏又系妄人伪造。吾不知其汇集而定之者，起于谁氏也。⑨

张舜徽辨析道，九经之疏，是出于唐人之手，但谓皆成于贞观之时则错，惟五经正义成于贞观，且独标正义之名，其余则悉谓之疏，且与注分排别行。宋以后始合注疏为一书，然绍兴初所刻注疏，初未附入陆氏释文，以释文附注疏，盖出于光宁以后。对此，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已详细道之，王氏与钱氏为同年进士，俩人且有姻亲，过从甚密，但王氏竟不知《十三经注疏》何时所集，无怪张舜徽对此感到“真令人诧讶”！钱氏与赵翼相比，张舜徽肯定《廿二史劄记》侧重于贯穿史事，切于实用。但对赵翼是否为《廿二史劄记》的作者持怀疑态度。怀疑赵翼攘窃他人之作以成己作，原本出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赵书出于常州一老儒。张舜徽早年读《越缦堂日记》时，认为李慈铭性好讥弹，因而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但张氏后来读谢启昆《树经堂文集》时，发现赵氏连南北朝以前作《后汉书》的家数都茫然无知，“连人所尽知的史学常识，赵氏都不知道，十分令人惊怪”。因而张舜徽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不可理解的问题，如果拿赵氏这样的业务水平推断下去，像《廿二史劄记》这样的著作，不可能是他自己写的”⑩。

张舜徽对钱大昕学术的肯定，体现了他辨章学术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尺度。

清人言及清初之学，往往将顾炎武与阎若璩相提并论，对此，张舜徽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从立身、治学两方面对顾、阎二人作了比较：(www.daowen.com)

以立身论，亭林拒牧斋之援救， 列揭自辨； 闻山东之狱讼，驰往请勘。廷臣论荐， 以死自誓；诸甥迎养，拒而不受。其行己之道， 归于有耻。 以视百诗之歆慕荣利，康熙题字，恨不能得，雍正致书，受宠若惊者，相去何可道里计耶！ 以治学论，亭林致力于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着眼在学术风俗、民生国计， 引古筹今，有体有用。 以视百诗之炫博矜奇，但瘁心力于琐碎之考证者，又未可同日语矣。

顾氏生于明末清初，亡国之痛，痛入心骨；阎氏所生年辈稍晚，鼎革之变于他已近过眼烟云，而康乾盛世之业更淡化了其家国之痛，故其立身与学术同顾氏有很大的不同。以学术而论，顾、阎二氏确有一些看法相近，如对明代学术的总结，对汉宋之学的论述等。但看法虽近，主旨却有明显的不同。“亭林既痛斥其弊，而又能详申所以救之之术，故其言皆切近事理，不坠空虚。百诗纵其智足以知此，乃迄无一言为振衰正倾而发者，以其志不在经世，故未能以箴育起废自任耳。”心中有无经世之块垒，使二人治学的内容、治学的范围、治学的眼界判然有别。

除了析异，张舜徽也着眼于求同。清初徐枋自明亡后，遁迹不出，土舍数椽，读书其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汤斌抚吴，尤钦其节，曾两次便衣轻车，独自至山中造访徐氏，皆不得与之相见，终叹息而去。隐居岁月，徐氏潜心于史学与诸子之学。其立身处世所持立场，与顾炎武若合符契。张舜徽说：“盖二人同有难言之隐痛，而处境相似，固所见无殊。至其一身之出处大节，与夫固穷自厉之状，则卷四《诫子书》中，言之已详。坚贞不渝，视炎武殆过之。”

论及清初学者陆陇其，张舜徽将之作了多方位的比较分析。清人论学多取张履祥与陆陇其并称， 目为洛闽正传。张舜徽则以为“力辟王学，固两家所同，至于履道坚贞，不惑于物，则陇其固非履祥匹也”。张履祥与陆陇其同为力辟王学，但二人的立场有明显不同，张少嗜姚江，中师蕺山，晚乃归于洛闽，于王学知之则深，其力斥王学，重点在斥其空疏，故张氏以实学相倡，既读且耕，坐言起行。陆力辟王学，卫道与门户的情绪溢于言表。其在《三鱼堂文集》中写道：“继孔子而明六艺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当绝，则非朱子之道者皆当绝，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其尊一而废百的学术主张散发着文化专制主义的气息。其次，张氏学术更多地继承了朱子道问学的一面，“履祥不言经学，而于经学为最深，不事注述，而阐发群经大义皆得其要，且能引归身受，见诸躬行，此其所以卓也”。而陆氏则较多地发挥朱子的形上之学，“然则陇其必高论太极、先天、理气者，盖欲以解宋儒之纷，集中冠以太极、理气二论，而以河图洛书说继之，亦自有其微旨矣”。

清人论学还将陆陇其与陆世仪并称“二陆”，张舜徽对此也作了辨析。陆世仪年长于陆陇其，守气节而不为清仕。在这一点上便与陆陇其应试为官有所不同。其次，世仪为学宗主程朱，亦不废陆王，于象山、阳明，皆能各取所长，融会于一，平生于门户之争，斥之尤力。其三，陆世仪少有经世之志，故其留心于事功之学，凡象纬、律历、兵农业、礼乐以及当代刑政、河漕、盐屯诸务无不肆力讲求，而尤致意于当代事实、当代典礼、当代律令。故张舜徽称“世仪之学，既殊于腐儒之空疏，而亦不同俗士之泛滥，有体有用，不亢不卑”。故“陇其实非世仪匹也”。

张舜徽还常常将比较的客体放在众多参照的坐标体系中，这种比较也就兼有全方位的扫描和具体细部的考察。以前有学者认为，清初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朱彝尊兼有众长。而张舜徽则以为：

彝尊之所以大过人者，在其学问功力深厚，不仅非王汪所能望， 即毛氏抑犹逊其笃实，盖奇龄才胜其学，而彝尊学副其才，斯又两家之辨也。至于根柢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

这便由笼统的推举而至具体比较，从模糊的“一锅烩”而向准确的等差排列，学术的良莠由此而分明。用这种方法来论具体的作品，张舜徽对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作了分析：

余尝取王念孙《广雅疏证》与《尔雅义疏》刊本相较，知懿行之所以扞格不通者， 多在声而不在韵。 自来治古音者，详于叠韵，而忽于双声。段玉裁、王念孙虽各自定古韵部目，然其阐明训诂，往往不言韵而言声。盖声音在文字之先，而韵部乃后世所定，如云训诂必通声音，则古声类之学，不可不讲。王氏《广雅疏证》，所以高出《尔雅义疏》者，正在此耳。且懿行之为《尔雅》疏，初名《尔雅略义》，是集卷二《与孙渊如观察书》 中，已自言之，盖其始事，但欲以简略成书，其后有《经籍纂诂》供其采猎，遂不免失之繁冗。……当王氏为《广雅疏证》时，《纂诂》之书，犹未编出，凡所征引，悉本原书，别择精严，语多心得，懿行之所以不逮高邮者，亦即坐此。

学术的高下，与学术的切入点及所下功夫深浅息息相关。学术从何切入，斯人何独有慧心慧眼，除了天赋更多应是功力与学识熔炼而成。治学善用工具书原本是一大优势，然由此而废研读原书，从中“体贴”的功夫，便很难准确把握其本来的意蕴，也很难有深入的心得。郝书之所以不如王书，张舜徽通过这个案例比较，给学人治学不无警示。又如丁晏，一生诵读著述，至老不倦，所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其中不少著作，皆极精博，有裨于学术为大。丁晏与扬州刘文淇、刘宝楠、黟县俞正燮皆相友善。然丁晏的学术成就独多，张舜徽分析道：

顾学不同方，处境复异。文淇一生餬口四方， 以校书分其日力。 宝楠则以仕宦劳其精神。 皆不能专意于学。 虽尝各执一经，到老皆未有成。正燮好为博览， 与二刘又异矣。惟晏终身伏案，笃志潜研。治一书毕，方治他事。用志不纷，所得为广。而又年登大耋，故述造亦独多。

此例比较，揭示了为学所需的环境和心态。对于有志于学者，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