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种形式的学术史，著者都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梁启超为“整理国故”，分析学科门类，努力促进学术转型，与近现代科学接轨；钱穆为“学术救国”，强调民族精神的继承。《清儒学记》成书于1988年，正值中国学界努力学习西方理论、国学备受冷落之时。张先生忧心于此，故而侧重于介绍清代学者朴实的学问与文献学工夫，宣扬清人的治学精神和态度，以供今人观摩借鉴。同时，他尝试将唯物史观与传统学术史的研究相结合，这种会通古今的尝试，其用意正在于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延续。张先生之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国学界才开始普遍反思运用西方范式理解、解释中国学问的方法问题。

因此，张先生以学记记学，佐以论断，梳理学术发展历史，总结学者治学门径，大旨在于以史昌学。他述学遍及学术源流、学术精神、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学术趋向、学派特征，论人则多针对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治学态度、治学风格。他客观记录清代大儒的学术成就，努力发掘前人的治学经验与方法，就是想教人如何治学并达于大成。《清儒学记自序》说：

我们总结前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时，除条理史实外，也还有观摩借鉴的一面。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进德修业之方，都要认真体认， 引归身受。他们好的言论行动，可资学习；缺点错误，可为厉戒……特别是清代朴学家们的治学之道，有些已接近于科学方法，值得我们参考。如果能博观约取，择其有裨实用的东西，加以消化，灌注到读书实践中去，受益是很多的。

哪些学者、何种学问可以启辟治学途径呢？简言之，可概括为四个字：博、勤、通、创。

“博”。广博之义。一指学习内容广且多。张先生肯定顾炎武把“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之事都当作学习的内容的“博学”，认为这是前此空谈心性的学者们所不能梦见的⑨。同时也借张履祥之例指出，读书要有本末轻重，“经其本根，史其枝叶”，忌泛忌杂，避免学习误入歧途。如张先生认为“北方有孙奇逢，南方有张履祥，都是艰苦卓绝、壁立千仞的人物”，但他独选张履祥，是因为他在博文约礼两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是崇实黜虚的典范”。

“博”也指治学范围阔大，涉猎多门，这便与通学同义了。所以在张先生处“博通”往往联用。他认为，钱大昕的治学强调一个“博”字：“当时（乾嘉时期）研究风尚，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方面。门庭渐褊，没有清初诸大儒的博大气象了。独有钱大昕，除深通经学、小学外，更穷治史学，进行全史考证，取得辉煌成果。他认为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不得谓之通儒。并批评当时重经轻史的倾向，起了扭转风气的作用……当时学贵专门，长于彼或短于此。钱氏独兼通众艺，于文章、声韵、训诂、天算、舆地、氏族、官制、典章、金石之学，都很精通， 自非他人能及。”⑩钱氏之学，经史兼治，因博而通，是其在小学、史学、金石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勤”。张先生介绍学者，必先表彰其刻苦砥砺、始终不懈的学习精神。他常引颜之推语“钝学累功，不妨精熟”，说明学问需要积累，治学贵有功力。论及顾炎武治学的精神，张先生说：

大凡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必然经过长期刻苦钻研的过程，抱着朴素而老实的学习态度，不取巧，不偷徽，脚踏实地，从低处下手，行之以渐，持之以恒，才能积微末以至高大。至于在长期刻苦钻研的过程中，能否坚持到底，不致一曝十寒，这便取决于每个人是否真正有坚定不移的治学精神……顾炎武一生治学，有着极其顽强、始终不懈的精神。

张先生特别介绍了顾炎武温故知新、勤于动手钞书的学习方法。其钞书为三部曲：逐类以求，博采兼收；勤做笔记， 自抒心得；加工提炼，别有发明。这就是学界所推崇的顾氏“采铜于山”、“取精用宏”的治学方法。其中既有态度又有方法问题。张履祥躬耕不忘读书，善于支配时间，刻苦学习，终于成就了高深渊博的学问。戴震读书认真，善疑好问，一字之义没弄清楚都不肯放过。都是勤学的典范。在其他地方，张先生也说：“然而学问之事，必须有恒心、有毅力、摒绝俗好、 自甘寂寞者，而后能坚持终始，以获成功。”又说：“余平生教导后生，尝谓乾嘉诸儒之书虽不可尽读，然其治学刻苦之精神，与其理董故书之方法，则固足为后人师模也。”

“勤”，也指勤于写作。顾炎武游历山川，与平日所闻不合，马上到坊中发书对勘，记录下来；戴震22岁即开始著书，此后笔耕不辍；王夫之隐居衡阳，艰苦卓绝，却专意著述。都是张先生敬佩推崇的人物。

“通”。张先生认为，传统学术的最高境界，是通人之学。章太炎以吴、皖分派后，惠栋和戴震往往而并称。但张先生不采此说，竟舍惠栋而不录。其原因就在于惠栋属专家，戴震为通学：

“博士之学， 囿于一家之言，专己守残，流于烦琐。通人之学，则所见者广，能观其全，所以启示后世途径者尤多。历代学者，莫不有此二途之分。 即以清学而论，亦不例外。姑以乾嘉学者为之区别，如惠栋之治汉《易》，张惠言之治虞氏《易》，陈奂之治《毛诗》，胡培翚之治《仪礼》， 陈立之治《公羊》，刘文淇之治《左传》 旧注， 皆专家之学也。若戴震、钱大昕、邵晋涵、王念孙、汪中、章学诚、姚鼐、焦循、 阮元诸家，则皆通人之学也。”

张先生因而竭力表彰扬州学派：“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夫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非特博约异趣，亦以识有浅深弘纤不同故也。”后更用“圆通广大”概括之。此说将王国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的论断往前又推进了一步，由清学分期及特点的概括，推进到对学术流变及原因的总结。

刘筱红将“通”理解为通学、通识、会通、创通四义，较为精当。通学来自于博览与勤奋，也来自于勇于辨别学术优劣的高超识见，如此才能融会贯通，继承发展优秀学术精神，开创学术的新局面。扬州学派勇于批判吴学佞古、媚古的弊病，全面继承戴震宽阔的治学范围、缜密的治学方法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成就了扬州的通学。

“创”。创以博、勤、通三者为基础，也是三者综合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学者的学术思想和著述。论及清代诸大儒的学术成就，张先生多侧重其具有开创意义的方面。如顾炎武在清代率先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音韵学上釐析古韵部类的承先启后之功；戴震探究孔孟原义以纠程朱之失，重新解释天理、人欲的惊世骇俗；钱大昕考史强调精通官制、舆地、氏族三种专门知识，等等。学派之中也注意表彰各个学者的创见。浙东学记中，黄宗羲的开宗立派，章学诚“六经皆史”对史学范围的扩大，邵晋涵《尔雅正义》的发凡起例，黄以周《礼书通故》的文化意义等，都是值得特别表彰的。

总之，博、勤、通、创，是才、学、识三者紧密结合的表现。勤奋积累，注重工夫；博观约取，注重会通；人、学同调，注重品行精神；开启门径，注重创新。四者互为因果，是成就大学问必不可少的要件，也是《清儒学记》给我们展示的治学门径。

综上所述，张舜徽先生从学术史的视角，精心选择典型学者和学派，持简驭繁，清晰地展示了有清一代的学术全貌。四十多年的思考，举重若轻，凝聚成一本篇幅不大的学记。其学术含金量难以估量。在今天这个海量信息与电子检索的时代，电脑可以弥补人脑记忆的不足，学者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爱因斯坦说：万事万物应该尽量简单，而不是更简单。张先生著述之“简”，也许比《清儒学记》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www.daowen.com)

①陈居渊：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②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第十四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5页。

③林久贵、周春健：《中国学术史研究》，崇文书局，2009年，第293页。

④张舜徽：《清儒学记·浙东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⑤张舜徽：《清懦学记·常州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⑥张舜徽：《清儒学记·戴震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⑦张舜徽：《清儒学记·戴震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⑧张舜徽：《清儒学记·孙诒让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

⑨张舜徽：《清儒学记·顾炎武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⑩张舜徽：《清儒学记·钱大昕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张舜徽：《清儒学记·顾炎武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卷十四“才士亦知尊重朴学”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卷十四“清人朴学成就多得力于刻苦”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卷九“专家与通人”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张舜徽：《清儒学记·扬州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9～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