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放弃了“学术史”的名称与形式，对传统的“学记”加以适当改造，建构了一部独特的清代学术史。梁著以学为统系，对传统学术进行现代分科，在促进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初期，这种分科的方法确有振聋发聩、开启山林之效。但是传统学术是融通之学、修己之学，完全按西方学科体系拆分，未必精当。钱著以人为统系，思想的系统与知识的体系有时也难以统综一贯。张先生则人、学并重，以标志性学者显示清学不同阶段学术的突出特点，以有影响的地域学派展示学术的纵向发展脉络，揭示清学各个阶段不同地区的学术风尚及变化。这样经纬交织地统括一代学术，正是《清儒学记》的最大特色。

人与学的并重如何实现呢？即以人为纲，以学为本。人包括学者与学派，学涵盖学术各门类及其发展变化脉络，也可兼指学术与思想。学术及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具体学者和学派。《清儒学记》记学术之人，也记人之学术，近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古意，彰显人与学难以剥离之意以及学者的主体地位。10个学记能否统括清代学术呢？张先生在《自序》中说：

清代学者，有些人有师承，有传授；而更多的人，全由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谈不上有什么渊源。这是和宋明学术界特别是理学诸儒的学风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由于同在一个地区，彼此影响， 自然形成一种学术风尚，这倒是客观存在，至为显著。如浙东、湖南、扬州、常州，都有各自的学风和宗尚， 自有综合叙述的必要。至于像顾亭林、张杨园、颜习斋、李恕谷、戴东原、钱竹汀、孙仲容诸人，或开宗立派，　自创新说；或沉潜朴学， 多所发明；都是特立拔起的人物，有必要加以表彰。 因各述学记，用以统括一代学术之全，若网在纲，足以持简驭繁了。在叙述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可以进退。如常州诸儒末附列龚自珍、康有为二人，在浙东诸儒中，别出孙治让自成一记，都是变例。共为十记，总名为《清儒学记》。庶使清代学术的重点，约略可见于此。

可见，选取四个学派综合叙述，是因为清儒独特之处在于突破汉宋家法、师法的局限，受地域学派的学风和宗尚影响而成才者较多。学派是以“学”相统综的，后世叙述时往往因其学术共性而忽略学者个体的学问特点。张先生则二者皆不偏废。他对学派的叙述突出同一地区学者的学术共性，同一学派中又以人为纲，按学者分子目，凸显每位学者的学术个性。

如“浙东学记”特别点出黄宗羲之后，其他诸儒的学术成就，不限于史学，各有专精：

黄宗羲在清初， 自是浙东学派的大师，传其学于万斯大、斯同兄弟。斯大专治经学，斯同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 同时尚有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氏。继之而起者有全祖望，私淑黄氏、万氏， 向幕其学，于晚明文献，搜辑尤勤。其后出者则有邵晋涵、章学诚，而章学诚实为浙东学派之后劲，也可算这一派的殿军……不过，从来谈到浙东学术成就的人，都侧重在浙东史学方面。其实有些学者，在多方面取得了成就，本不限于史学一端，现在从事全面总结，使不缩小或湮没他们的作用。所以黄式三及其子以周，学问精邃，仍不可遗。④

又如“湖南学记”中突出湖南学者们义理、辞章方面的成就，而单论王夫之时，既表彰他的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成绩，又不废其经学考证的造诣。再如清代乾嘉学者以吴、皖而著称，有扬州诸儒之名而无扬州学派之名。张先生极力推崇扬州之学“通、创”的特点，使扬州学派从此独享专名。“常州学记”强调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受环境所迫：“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国势渐渐衰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日益复杂尖锐，于是有人感到当时学风有改变的必要，主张用西汉宗尚‘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去代替东汉专讲‘训诂名物’的古文经学。以为讲求微言大义，才能经世致用，可以救国家之急，这便是常州学派所不同于吴、皖的学术趋向。”⑤具体叙述之中，又细致分出常州本地学者和外地学者，使地域学风的影响力如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仅四个学派竟然将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及其演变勾勒得清清楚楚，非对清代学术有通透了解者不能为。同时，因为记述的是学派的历时性发展演变，就不必在学术分期上有明确的时限。张先生叙述每一学派必先历数该地学术渊源，如湖南学记上起王夫之，下至谭嗣同；扬州学记起于王懋竑，迄于刘师培；常州学记自庄存与至康有为，展现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这样更符合学术史的本来面貌，因为学术的发展和演变从来就不是突发性的。(www.daowen.com)

名为“学记”，在学者的选择去取上也较为自由，不必顾虑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只要在清学中有创新、有影响、作出巨大贡献的“特立拔起”的人物，都在所选之列。书中所选，有学问家，如钱大昕、孙诒让；有思想家，如张履祥、颜元、李塨；更有二者兼修的博通之人，如顾炎武、戴震。《清儒学记》对这三类人物，笔墨重点也随之不同。

梁、钱二著都以黄宗羲开篇，体现清学与宋明学之间或反动或继承的关系。《清儒学记》以顾炎武开篇，因为顾炎武是当时成就“经世致用”之学最杰出的一个，另一原因是顾炎武是清代朴学的开山大师。张先生说：

清代朴学的兴起，发端于顾炎武，到戴震才具备规模，戴氏也是私淑顾炎武的。大抵清代朴学家们治学的规模次第，莫不奉顾炎武为大师。这可从三方面说明问题：一、顾氏宗仰朱熹，而朴学家如吴之惠栋，皖之江永，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二、顾氏平日强调：“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后来乾嘉学者们，无一不从文字音韵入手，戴氏提倡最力。三、顾氏强调：“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意思是说：古人所指的理学，是从经典中提炼出来的，应该从群经中寻找义理的旧解。像戴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便是沿着这一指示而取得的成果。⑥

这段话指出清代朴学源自程朱理学道问学一脉；乾嘉学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起点，沿经学求理学义理的学术方向。顾炎武就是开这种清学风气的第一人。张先生又说：

过去有人认为乾嘉朴学的兴起， 以顾炎武为开山祖师。其实顾氏不过在反对空谈、提倡实事求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具体研究的专门之学， 以《音学五书》贡献为大，其他多未涉及。至于博学多通，实际开展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则以戴震为先路之导，替乾嘉学者们树立了榜样。大家都习焉择其性之所近，各精一门，专家辈出，成为乾嘉朴学的鼎盛局面，不是偶然的。戴氏弟子甚多，仅各得一体。⑦

这就勾勒了从顾炎武到戴震的学术渊源和朴学路数，也反映了清学从初期到中期向专家之学发展的趋向。“张履祥学记”与“颜李学记”则分别表现了清初除顾炎武外思想求实的另外两个方向：读书穷理、践履躬行与反对读书、实行实践获真知。前者是理学的延续，后者是理学的反动，与顾氏经世致用之学鼎足而三。最终以顾炎武开辟的学术路径继承者渐多，但也只在经学方面蔚为大观。“钱大昕学记”和“孙诒让学记”则代表清朝中后期朴学的成绩：钱大昕在小学、经学、史学、金石学、校勘学方法上的创造性总结；孙诒让在校勘目录、整理古籍和文字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并指出：“晚清学者，以孙诒让成就为著，是清代最后的朴学大师。”⑧每一学记之后，又务必将该学者的著述作一完整目录，客观呈现其一生学术成就。

综上，《清儒学记》的朴学史构架已清晰可知：以顾炎武为起始、戴震为中坚、孙诒让为殿军的三个学术点，凸显清代朴学整体学术倾向；以张履祥、颜李与钱大昕、孙诒让为思想与学术发展之两翼；再以浙东、湖南、扬州、常州四个学派为面，呈现清代普遍学术风尚。人与学互为纽带：以学派为名的学记，子目以人为纲；以学者为名的学记，子目以学标目，描绘出清学的清晰画卷。张先生人、学并重的学术史观以此立异于梁、钱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