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阶段，又是学术重大转型时期。不仅身处清学之中的学者不断地试图总结清人的研究成果与学术成就，如《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汉学商兑》与道光年间唐鉴《清学案小识》。20世纪对清学的历史性回顾更是名家辈出。

陈居渊对清代学术史的几种研究范式概括甚明：　“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成果最为丰硕，理论观点可谓绚丽多彩。章太炎的‘文字狱说’、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以及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范式，在近百年的学界中影响深远。”①其中具有开创之功的是章太炎的著名论文《清儒》，影响了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始采用西方哲学方法讨论中国思想。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后修改并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7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考察清代启蒙思想，将学术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倾向于思想史和哲学的研究。钱穆的学生余英时也重在清代思想史的研究。虽然学术与思想难分疆域，但还是存有各自不同的取向，本文要在论学术之史，故对此几者存而不论。

完整的、成体系的清代学术史类专门著述，主要呈现为学术史、学案、学记三类形式：梁启超成书于1923年至1925年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1931年至1937年间撰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40年代著成《清儒学案》（只剩《序目》一篇）；徐世昌召集幕僚费十年编写的208卷的《清儒学案》；杨向奎晚年编撰的《清儒学案新编》（共八卷）1985年开始陆续出版；张舜徽先生的《清儒学记》最为晚出，1988年完书，1991年方出版。

清代学术史的三种撰写形式之中，学案最早。一般包括序录、案主小传和资料辑录，是学术的全景式展示。唐鉴《清学案小识》辑录256人的生平学行，但以程朱学派为正统，不免限于门户之见。徐世昌《清儒学案》辑录1169人，保存了很多资料，但几乎不加选择，稍嫌庞杂。两书的评价都不甚高。杨向奎先生晚年编撰《清儒学案新编》侧重于学术思想内容的分析，“盖欲起清代学术思想史及学术思想史料的双重作用”。属于学案式资料汇编。卢钟锋认为学案体的不足在于论述部分薄弱，缺乏对学术规律的总结：“仍然没有突破以人为纲，依人立传，详史略论，重述轻作的体例格局，仍然缺乏对于学术史发展过程的正面系统的论述，更谈不上对学术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探求。”②比较而言，学案体注重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流变，长于言论的辑录，史料价值大于思想价值。

以学术史为名且形成体系的是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为了在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搭建科学的桥梁，以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根据学科门类梳理清学，努力寻找传统学术中的科学因素。他将注重融通的传统学术分析成为诸如经学、史学、音韵学、方志学、谱牒学、历算学、科学、地理学、乐曲学等一门门具体学科，每一门类的叙述都近似乎一部简要的学科通史。不过，该著述偏重于清初及中期，乾嘉以后则少有论述，是一部尚不完整的学术史。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著作。林久贵、周春健认为，从学案到章、梁的学术史体现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形式层面是章节体的出现和学术的分科，在内容层面是由通人之学走向专家之学，由门户之见转向客观论述③。正指出了梁启超为学作史、分科研究的贡献。

与梁著并称“双璧”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以“学术史”为名，有意与梁启超分庭抗礼。他秉持“每转益进”的学术思路，提出“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深刻强调汉学、宋学的联系与继承性。 目的是为了张扬宋学中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风气、民族精神与爱国传统。其体例编排实际源自于学案，以人为纲，统摄相关思想资料。如第一章《黄梨洲》，分“传略”、“学术思想之大要”和“梨洲同时几位学者与梨洲思想之关系”三部分。其中“学术思想之大要”下列子目：梨洲论刘蕺山；梨洲论王阳明；梨洲晚年思想；梨洲经史之学；梨洲之政治理想。名为学术史，实则为思想史。

有这样两部经典在前，张舜徽先生以“学记”为名意图“统括一代学术之全”，显得尤为大胆。张先生在《清儒学记自序》中指出，他早在1946年任教兰州大学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时即有所撰述，梁、钱二著“校其短长，各有偏胜”， 自己的撰述则“复不同于两家”。之后因各种原因停辍。40多年后，终于在他77岁高龄时完成这一宏愿，共为十记，定名《清儒学记》。(www.daowen.com)

为何选择“学记”之体呢？张先生说：

我深感总结一代学术，必须有重点地加以介绍，而不是所有学者都要胪列无遗。过去编写“学案”的人，重在阐述各学派的统系和师说渊源，所以名之为“案”。……既名“学案”，便必求全，深恐偶有遗漏，见訾于人，所以叙录之际，宁滥勿缺。这种体例，早已成为过去。……“学记”这一类写作的出现，发端于晚清戴望的《颜氏学记》。将颜李的言论从遗书中辑录下来，戴氏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按语和考证，这是一种钞书的体例。……“学记”一类的写作，对于介绍前人学术，启辟后人途径，效用较大。不过今日撰述“学记”，不必沿袭戴氏那种但事钞录、全无论断的体例。而应将每一学者治学的方法、态度和精神， 以及他的学术渊源、为学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说明；并且运用新的观点，针对其缺点错误，进行分析批判；这才体现出与旧的‘学案’不同之处。”（《清儒学记自序》）

可见，学记原本是一种以人物为中心辑录学者言论的体例。张先生不满于学案为求全而无优劣之分、庞杂无端的著述方式，对清人但事钞纂、全无论断的旧体学记进行了变革。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在整体编排上持简驭繁，有重点地介绍重要学者的学术贡献；二是在学者、学派的个案研究上全面概括，运用新观点进行分析批判。

要做到既持简驭繁又全面概括，首先务必博观。既要对整个清代学术烂熟于心，又要对每一个学者知之甚详。张先生撰述《清儒学记》之前，已著有《顾亭林学记》　（1957年）和《清代扬州学记》（1963年）。1961年又从阅读1100多种清人文集所选写的670篇叙录中，选择了600家，编成《清人文集别录》24卷。1974年再从300多家清人笔记中，收书100家，编成《清人笔记条辨》10卷。张先生还拟作《群经汇解》总会“经术湛深、考证邃密者”，作《群书集校》综录“博涉子史、校勘精审者”（《清人笔记条辨自序》）。在充分地占有清代学术的文献资料之后，张先生才审慎去取，选择了7位学者、4个学派共计60位学者，用以概括整个清代260多年的学术全貌。

其次要约取。对于一部断代学术史而言，《清儒学记》可谓极其短简。只选取了顾炎武、张履祥、颜元、李塨、戴震、钱大昕、孙治让等七位学者和浙东、湖南、扬州、常州4个地域学派，以10个学记统括一代之学术。但短简不是简单，这是张先生由博而返约，运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文献学方法，细致爬梳清代学术之后的结果。经张先生变革之后的“学记”，其简约是博观之后的精心选择。张先生自信地说：“此编虽甚短简，然而清代学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多在其中，固胜于卷帙浩繁、博而寡要的旧‘学案’远甚。”（《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