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量恺先生《妙著惊史苑 天葩吐奇芬——读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一文，在对《中华人民通史》给予极高赞赏之同时，“为使该书更完善、更科学”，曾于文末谈到三点不足（按：刚斗胆冒昧，亦在此略陈一二，全为秉承先生遗志之继续推进）。先生也说自己“勉强完成初稿”，“百孔千疮，不能使我自己满意，以是益感成事之难”，这当不是一般性的自谦客套之词。

首先，时代的大环境使得《中华人民通史》不可避免的遗留有颇为深刻的烙印，如第二部分社会编“二 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叙及封建社会，径以“甲 痛苦的农民”、“乙 痛苦的工人”、“丙 痛苦的妇女”标题，尽管如同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关注到妇女这一群体，且“对人民群众的活动的理解突破了以往的狭隘范围”，但是与农民、工人并列的此种“痛苦的”社会史，显然不能以之概括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风貌。当然这一点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大陆学者们来说，无论是主观上竭力去靠近马克思主义的张先生，还是客观上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得极为娴熟的其他人，都多少有些苛责了。

其次，谢师贵安先生指出，“书中材料和内容大部分还是作者一生心血研究所得，书中很多内容我们都能在其以往的著作中找到影子”。确实如此，最明显者如第五部分学艺编“七 哲学”之“（二）周秦道家所阐明的人君南面术”、“（三）汉代学者多深通道家‘无为’的要义”、“（四）古书所称‘危微精一’，实即人君南面术”，连跨自182页至194页共计三个节目，而“七 哲学”总共仅五个节目，除此之外只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概况”及“（五）两千余年间儒学分歧的原因与趋向”，这固然折射出先生素来以《周秦道论发微》为代表的“人君南面术”的观点，但无论从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体布局还是从人君南面术的具体影响来说，编排显然都有所未安。再如第六部分人物编“四 哲学”中，历叙老聃、庄周、墨翟、荀况、韩非、司马谈、王充以至戴震、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等十九人，无论此十九人果否可为中国哲学史最具代表性人物，而以两晋之际“行事无可考”、仅可从葛洪《抱朴子·诘鲍篇》中窥见其大略的鲍敬言，以及清初不为今人所熟知的廖燕入此十九人之列，恐怕也多少有点出人意外。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中部分内容也或显过时，如第一部分地理编“十一 我国的交通运输”叙及铁路中的青藏线，今则“天路”已贯通矣；又第三部分创造编最后之综述“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 自240页始至274页终，计分农学、生物学、医药学、数学、物理学、地学、水利、建筑工程、其他事物发明等十个方面简括分述，一一胪列，每项不过三行左右，若以表格形式体现或将更佳。

以上为后生小子不识深浅悖妄之言，与追求通史之可嘉精神、创新体例及通俗文笔之可喜效果相比，上述的不足让我们多少感到一些可惜。先生说自己“勉强完成初稿”，“百孔千疮，不能使我自己满意，以是益感成事之难”，这当不是一般性的自谦客套之词。历史固然是不能假设的，然而翻览先生此三册通史，我常常掩卷长思，禁不住浮想联翩；这里，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对传统经史子集文献典籍出入娴熟的张先生，其旧学根柢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学者或谓其足可与台湾钱穆先生同侪于20世纪40年代后的“国学大师”行列，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先生之传统国学素养与成就。钱先生亦撰有通史《国史大纲》，不管其体例还是其文笔，都获得学术界极大好评，这方面——体例与文笔以及著史时面向大众的拳拳爱国情，张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亦均有所努力、体现，虽然与《国史大纲》比起来，“国家的兴亡”、“民族的成败兴衰”已不如彼时那般紧迫。钱先生的《国史大纲》也是写给民众看的，而且是面临亡国之危的民众，当时传阅效果似乎还不错，但今天我们读来，专家学者都要三致意焉，一般的学生或者民众读来，恐怕更是深感其为艰涩之学术专著，同样是面对大众的“通俗”，给我们的感觉如此之不同，我想国人的传统学术基础、传统文化素养之群体下降、退化，当是撰写者通俗文笔大不同之根本原因。这一点，我们在读到诸如钱穆先生《国学概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二者均为当时的中学所编教材）以及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一系列的国学小丛书时，总会产生这种感觉。我的意思是，倘若先生的这一通史著作之撰写提前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面对传统学术基础、传统文化素养较为不错的彼时民众，那将会是怎样的一部《中华人民通史》呢？或许会没有“人民”二字，直作“中华通史”？又或者顺着先生文献学路数推断，倘若先生能够撇开后来大陆学术界身不由己的意识形态影响，并没有遭遇“文革”的摧残、迫害、扰乱，志趣发越、胸襟开阔而年富力强的张先生又会为我们提供一部怎样的值得期待的通史呢？历史确实不可以重来，这里，我们也只是顺着先生文献学路数姑且地假设一下吧。

张先生的理想是宏大、豪迈的，而现实则是具体、宁静的，理想与现实之完美结合， 自然不是张先生一个人独有的向往。熊铁基先生说“属于历史上的‘通人’”、“治学特重一个‘通’字”的张先生，“他的晚年极力倡导撰写一部内容比较全面的《中华人民通史》，并且最后还是他自己独立撰写了一部百万字的《中华人民通史》，可以说是他老人家为自己的心愿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这是对先生个人而言，至于对中国通史的编纂来讲，　“80年代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数量虽然不少，但除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张舜徽的《中华人民通史》等少数著作具有特色和活力外，大多数如昙花一现”。这可以算得是比较平实的评价吧。熊先生还指出：“对于此书虽褒贬不一，但它有鲜明的特色却是可以肯定的，该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对于初学中国历史的人，不亚于任何一本通史著作，只不过此类著作较多，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罢了。”我们只希望会有更多的人来“引起足够的注意”，注意在此书的通史追求精神上、体例创新效果上，以及张先生那一代史家尽全力所能够做到的和我们这一代尽全力所应该做到的。

（刚谨按：此文之撰写，全因赵国华先生之劝勉、过问促成，若无先生之叮咛、关照，恐一时难成此稿，谨此向赵先生敬谢，包括首次面谈此事时的细微交流与指导）

注释

①张君和：《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42、643页。

②按：先生早年治学，即推崇郑玄、郑樵，并将书房命名为“仪二郑斋”，知其早岁固已视樵为尊仿之人矣。晚年忆及向四姑夫余季豫先生请益时尝云：“舜徽治学蹊径，与先生不能尽同。小子狂简，好弄柔翰，年甫三十，即属草为《广校雠略》一百篇，评骘古今，畅抒己见。与先生平日论学之旨，时有不合。先生论及校雠，不甚喜郑樵、章学诚，谓其考证粗疏，殊不足取。舜徽服膺两家，独推其识见之卓。”可见其于樵之喜爱。又云：“舜徽治学，与先生途径不必尽同，议论亦未能尽合。如言及校雠，先生平日鄙薄郑樵、章学诚考证粗疏，甚轻易之。舜徽独服二人识见高远，频加推许，早岁尝于所撰《广校雠略》中说得很清楚。”（《旧学辑存》（下），齐鲁书社，1988年，第1925页）所谓“《广校雠略》中说得很清楚”，即《广校雠略》 自序所云：“泛滥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渔仲之学，精矣博矣。为书虽简，而发例弥周。后人无其才识，乃欲追望后尘，虽十驾何由相及！”推服之情，盈于尺牍之间。其书“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之体，稍加铨次，都为百篇，命曰《广校雠略》”（《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第1、 2页）。是而立之年，先生已尊宗郑氏如此，确乎不可拔矣。

③周国林：《张舜徽先生学术成就述略》，《历史文献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 64页。

④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⑤按：学术界一般以为，先生之最大贡献在文献学，此固然，然有一点须明确，先生毕生从事于文献整理研究，其终极目标乃在于融会贯通、撰就通史，先生指出：“有人认为努力从事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只是围绕着一大堆史料兜圈子，没有多大出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中外古今著名历史学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想在人类历史上作出总结性的工作写成一部伟大著述的，都是积年累月，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着手，再结合实际调查考察，才能取得成功。”随后举例，乃以太史公通史为榜样：“就拿司马迁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最成功的人。他有雄伟的气魄，宏大的规模，为了要撰述一部总结性的巨著——通史而努力工作。他凭藉父子相继任太史令的职位，掌管国家图书，根据那些已经整理成编的书籍和许多没有经过整理的零散材料，再结合实地考察所得，明定体例，着手编写，终于撰成了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巨著《史记》。”在先生看来，整理历史文献属初步工作，“这仅仅是此一工作的开端，而不是我们的落脚点；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只可目为撰述通史之前期准备。“我们的最终目的，便是要将旧有的历史资料，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完整的通史”（《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页；又可参见《中国文献学》第一编绪论第一章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亦即太史公般之通史。《史学三书平议》中，先生以“成家著述”誉之太史公书，可为史公通史之定性允评；而先生屡屡言及之《中华人民通史》，亦以成家著述相期待。此中尊仿之意，可谓承继龙门遗绪之业矣。至于先生尊郑（樵），谢师贵安先生《“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一文谓“对郑樵‘会通’思想吸纳光扬并身体力行的学者，首推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非为过誉。参见《船山学刊》， 1997年，第1期，第70～74页，及拙稿《论张舜徽先生对郑樵的推崇》，《柳州师专学报》， 2007年，第2期，第34～38页。又《中国文献学》十二编中，第七编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第一章即为修通史，而第十二编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最后之第四章，则为“创立新的《中华人民通史》体例”，并附《中华人民通史》编述提纲，亦可见先生整理文献之与编述通史二者关系之认识。

⑥按：此“不满意”，包括体例、内容或说名与实两方面，《中国文献学》即明确指出：“新的章节体的教科书，较旧的纲鉴体的历史读物方便多了，但毕竟不能用这种简单明了的课本，去代替内容丰富的国史，这是尽人皆知的”，“在中国社会长期流行之后，人们便不知不觉地误认为这便是‘中国通史’了。有些编书的人，也就直标这种课本为‘中国通史’。可是无论从内容、体式各方面来看，距离‘通史’的要求还太遥远，名与实是很不相称的。……既名之为‘通史’，内容是很丰富的，门类是很繁多的，岂是一两册教科书形式的本子所能包括无遗！在今天想要编写一部足以总结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九亿几千万人民的伟大国家的历史，要记载的东西太多了，不是章节体教科书的形式所能范围。我们必须敢于创新，拟订出一个新的休例，进行中国历史的编述”。参见是书第十二编《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6、 277页。

⑦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 4页。

⑧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⑨按：可参阅孙湘云《张舜徽先生与〈中华人民通史〉——浅议张先生创立新体通史的贡献》一文中的论述，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编《张舜徽学术研究》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⑩按：此种“熔铸式探索”，远自司马迁、郑樵，近则赓续章太炎、梁启超与陈鼎忠、曾运乾等“学问博通的学者”，《中国文献学》一则曰今日“应该有司马迁、郑樵式的人物，层出不穷，心怀大志，努力去做超过前人和前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业，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生在今天科学发达、交通方便、资料丰富的时代里，难道不应该较之前人完成更多的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吗？我们要鼓起勇气，努力去做前人所不能做，或没有完成的历史编述工作”，一则曰“陈、曾二氏，虽尝发此私愿，也和章、梁一样，仅仅留下体例、《叙目》而已。他们赍志以殁，无疑是很希望后人继起，完成这一伟大工作的”。可资为证。参见是书第十二编《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9、 280页。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第10页。(www.daowen.com)

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85页。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8页。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8、 369页。

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87页。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8页。

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第11页。

熊铁基先生《忆舜徽先生》一文强调：“先生的文字表达是堪称典范的，由于古文功底很好，因而白话文也写得特别流畅准确，百万字的通史，除少量引用了必要的而且较易懂的原文之外，全部是自己用口语写成的，简明易懂而又准确流利，这在当今图书中可以说是少见的。顺便还要说一句，《中华人民通史》是值得进一步推荐给广大读者的，可读可信！”又曰：“在创体例方面，先生抱定的一个宗旨是：写人民的历史。写人民的历史有多大的突破，也许会见仁见智，但先生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很显然的，这在他的通史序文中有提示，在此之前先生出版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一书可以作其努力的一个证明，在他的书中发掘和表扬了一些历来为人所忽视的人物，也是先生所作的努力。为人民而写，努力写人民的历史，有什么不对吗？我百思不得其解！”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第10页。

熊铁基：《读张舜徽先生〈郑学丛著〉》，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编《张舜徽学术研究》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江汉论坛》， 1990年，第5期，第79、 80页。

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谢贵安：《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4期，第84页。

按：中州书画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国文献学》书末所附“《中华人民通史》编述提纲”，原作“思想家”一词而非“哲学”，凡三十五人，有与此后“哲学”十九人相同者，亦有不同者，如原有慎到、公孙龙、陆贾、贾谊、晃错、桓谭、阮籍、嵇康、陈亮、叶适、唐甄、洪仁玕、姚莹、谭嗣同、梁启超、陶成章等，后则散入它类（如贾谊入文学、谭嗣同入英杰），或者取消，而后有的司马谈、柳宗元、张载三人则是原无。有意思的是，鲍敬言与廖燕二人，则前后均有。

按：张先生平生教授后学，至为强调“读无字书”之重要性，认为如同古今圣贤皆可为师一样，天地大自然这一“无字书”，亦须学者留意及之。这一点除了父亲家学发蒙时的言传身教、先贤（如司马迁、郑樵、顾炎武等）的影响之外，当有受廖燕言论启迪之因素，这在先生的著述里是屡屡可查的，如《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中《读无字书》篇曰：“吾人昕夕所阅读者，仅白纸黑字之书耳。天地间尚有极多之无字书，亟待研究而讲习之。广大渊深，若无涯涘。穷毕生心力以探索之，亦未足以尽之也。清初廖燕， 自述为学有曰：‘昔者亦尝有志于学矣，于古人书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糟粕，无所从入。退而返之于心而有疑焉。意者其别有学乎？然后取无字书而读之。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古人尝取之不尽。而尚留于天地间， 日在目前，而人不知读。燕独知之读之，终身不厌（见《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九《答谢小谢书》）。’此言学之范围至广，天地万物，无乎不在，初不必死守书本而后谓之学。议论通达，发人之所未发，足以益人神智，开拓心胸也。吾观往世通儒，于勤读有字书外，恒得力于读无字书。如司马迁周游四方，博问周咨，故其所著书，言秦汉事甚详，悉由亲自采访而得。李时珍之撰《本草纲目》，除取之旧有医籍外，而常与村农野老入山采药，辨其性用，新增尤多，此皆读无字书之明效也。至于接触事物愈广，所得倍蓰于书本者，更难尽数也。”（《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然则先生读无字书之主张，前有所承，清人廖燕于此问题之见解，乃其深受启发之直接资源（可参见拙稿《张舜徽先生“读无字书”之当下意义》，《柳州师专学报》， 2006年，第4期，第19～22页）。若鲍敬言，似未见其如何提及。此待日后进一步寻思。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按：对于钱著《国史大纲》，张先生现存著作中似不曾见其有所评论，这也包括同样为顾颉刚先生《当代中国史学》所称赞的钱师吕思勉先生之通史著作。

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熊铁基：《读张舜徽先生〈郑学丛著》，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编《张舜徽学术研究》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熊铁基：《读张舜徽先生〈郑学丛著〉》，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编《张舜徽学术研究》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