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固然是可嘉的，设若没有相应的才学识以副之，则亦难免眼高手低、为人诟病，“会通之义大矣哉”的郑樵睥睨汉唐，却也无法使穷尽毕生心力的《通志》整体如“二十略”般受后人推崇，遑论局狭固陋者？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中华人民通史》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和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体例的创新方面，也包括平易流畅的文笔上。

应该说，民国以来至《中华人民通史》之前，通史著作不乏大家经典，如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等。而先生认为：“近几十年来新编的各种《通史》，仍然是王朝体系。说穿了，还是沿用那珂通世（日本人）所编《支那通史》、柳诒征所编《历代史略》、陈庆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体例而从事编述的。”⑤“尽管今人新编各种《通史》，运用新的观点，纠正了旧史的许多偏向和错误，着重叙述了劳动人民所受剥削压迫的痛苦，歌颂了历代农民起义，但没有谈到几千年间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以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在历史上，只看到汉族的活动事迹，看不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谈到事物发明时，只强调个别人物的成就，看不到集体创造的伟大。像这一类的事例很多，不能说不是一种大的缺陷。”⑥看来先生对此前诸家之作均不满意，职是之故，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旧作整理出来后，《中华人民通史》的撰述工作摆到了先生面前，向有编撰通史之志的先生“很想填补这些缺陷”⑦，遂有此书。

《中华人民通史》共三卷，分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六大部分。正式的写作从先生73岁时即1984年动手，历时三载，于1987年初完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1989年5月两次出齐。在写作过程中，该书的提纲内容较之预定有所调整，对比其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出版的《中国文献学》书末所附“《中华人民通史》编述提纲”与正式出版后的《中华人民通史》目录，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如提纲中第六部分人物编原为“一、农民革命家（二十三人）”，后来取消了，而正式出版时有“三、英杰”，而苏武、张骞、王昭君、班超至谭嗣同、秋瑾等十二人，则为原提纲所无，当然这并不妨碍先生将其一生学术研究的精华，汇入到这部书中。同20世纪以来所有的通史著作都不同，这部书打破王朝体系，各编皆可顾名而思义，分别为相应内容之“总括群类，择其要者”，“按照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进程，系统地加以阐述，而不把每一事物割裂开来”⑧，体现通史之全面，古今之交会。在这里，所谓“通”，既为古今纵向之“通”，又系事物横向之“通”⑨。

应当说，先生这一“综合性体例”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章节体千篇一律中，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它既体现了先生本人长期以来苦苦思索的通史体例熔铸性探索⑩，也接应了人们数十年来渐生厌倦后的求新求变的需求，效果是可喜的，因此出版后受到好评亦不奇怪；但也毋庸讳言，在这好评中，基本是出于同事、学生辈，加之20世纪80年代末尚未如90年代后学术界那般自然、理性，所以措辞中贻人言过其实的感觉，在今日读来亦是难免显露鲜明痕迹，这一点，读者览之即知。我倒认为，重视先生对于通史体例的探索性追求并沿着先生示范的这种体例进退损益，或许更需要我们去用心用力地感悟、实践。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是书名之曰《中华人民通史》，“人民”二字，最见先生之人民情怀，为先生汲汲以求者。这包含两方面：一是此书所写的内容主体是人民，因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论点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没有什么两样；二是此书要写给人民看，这一点不容易。要想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徒有的高喊口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化腐朽为神奇、变枯燥为趣味的通俗笔法。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以其仅止于汉末的未尽通史受到人们的良多赞誉，除了其精邃的历史哲学内在思维外，妙笔生花的外在表述可谓居功至伟。《中华人民通史》“既以人民为历史主人，又是写给广大人民看的”， 自然对于通俗笔法极为措意。这在序中先生是一再地强调：

必须着重说明的是：这部书是写给广大人民看的，不是写给专家学者们看的。广大人民需要易于消化的精神食粮，所以本书力求叙事浅明，通俗易懂，使他们在紧张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趁休息时了解一下本国历史，油然而生爱国之心， 以激励其奋起向上、努力报国之志。至于专家学者们，史事烂熟于胸，用不着参考及此。我平生总觉得一个上了年纪、 已能辨识治学途径的史学工作者，在写作上，应该以提高与普及并重。不可偏重提高，追求专业的登峰造极；而必兼顾普及，将知识交给人民。这才合乎时代的要求，适应大众的期望。我之所以不辞劳瘁，发愤而成此作，和我以前所出版的有关小学、经学、史学、哲学方面的专著的写法，完全不同，意即在此。(www.daowen.com)

这里，对人民的那种温情与敬意，或有彼时代大势氛围因素在内，但我认为， 自先生本人学术理路来考察，实质上源自于他所最为推崇的太史公司马迁。《广校雠略》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是先生的首部著作。先生在《广校雠略》卷一“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中说：“编述体例之善，未有踰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关于此点，先生相当重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抽绎太史公处理问题与组织材料四大特点时，第四条即曰“通俗性”：“司马迁的写作，是面对大众的，他想尽了方法，力求自己文字的通俗，在援用古书方面，常常经过一道翻译的手续。”先生举太史公采取《尚书》为例，且与班固《汉书》用字相较，以见史公化难为易之优长。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先生更将此上升至成功编述之必须条件：

编述工作的极则，在能改造旧材料成为新的适时的书籍。凡是一部比较成功的编述作品，必须具备下列几个基本条件：一、从全书结构上讲，必有完整的体系。二、从全书内容上讲，必有驾驭材料的手段，施以剪裁工夫。三、从写作形式上讲，必有熔铸材料的能力，使多种不同的文字纪录， 改造为统一的崭新的笔调。

太史公书之结构体系，亦即编述体例之善，以及百科全书式之通史内容，先生以为，上述成功条件，“在司马迁的写作中都体现出来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做好了翻译工作。特别是当他编述远古史实时，这工作做的更为仔细。……使人看了，知道是西汉时司马迁的作品，而不再是古代的作品了。这便是他自己所说‘成一家之言’的实质！”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说：“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 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先生更按曰：“史公著书， 自创新体，于群经无所胎袭。即使采用典坟，亦必以训诂代经文，译古书为今语。剪裁熔铸，成一家言。此其所以卓也！后来史家，所以未易学步者，非由学力不逮，实才识限之耳。”又曰：“司马迁从事编述工作，取材极其广泛。除采自六经外，还依据了《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之类，以及当时文献档案和调查所得的实际资料。这样多来自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材料，经过他剪裁熔铸以后，居然变成整齐划一，用汉代语言文字写成的新书。那里面的内容，尽管是陈旧的史实，但司马迁却在一大堆旧资料的基础上作了很细致的加工，删繁就简，补阙订讹，彻底改写一遍，而不是死板地钞袭前人旧书。这却是司马迁的绝大本领，也就是编述工作中的极高规格。”可见先生于史公变古文为今语，褒奖为何！明乎此，始知先生曩昔撰作《中华人民通史》，举凡三大卷，于书名独标“人民”二字外，又汲汲以通俗易懂之语体文为辞，斯诚如序中所述，乃写与人民群众阅读，实际更是先生早岁之学术见解为然。先生谓史公“取三代古书一变而为汉人文字，且悉符于雅训，而未尝逞臆见以离真，虑周思密，最为谨严。推史公之意，唐人而有志于编述， 自可易古书为唐文，宋人而有志于编述，亦无妨改旧文为宋语，但问其融会剪裁何如耳”，则《中华人民通史》之运诸平实书法， 自亦不难理解矣。

总之，正如熊铁基先生所曰：“个别人对《中华人民通史》持否定态度，具体原因不清楚，如果因注重‘人民’二字而非议（似乎是如此）那是不对的，写《中华人民通史》至少应说是一种探索。现在有人提出文化学术不能光讲‘精英’的、而要讲‘下层’的，大众的，不也是一种探索吗！”抛开外在环境的影响这一因素，从个人深层的意识上讲，张先生努力地以自己的学术成果服务于人民大众，体现出一代史家的卓识情怀，很值得今天的学者学习。作为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当我们在象牙塔里精心耕耘时，希望能够不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在面对“戏说”、“改编”之风摇头叹息之余，是否可以身体力行地为学术研究的大众化、通俗化作出自己主观上的努力呢？我想这是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对先生极好的学习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