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通史》创新：从传统史体变革看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从历史编纂学来看，《中华人民通史》的体例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举，既打破了纪传体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体系，又消除了章节体通史以理论肢解史实的弊端，把古代的各种史书体例和章节体的优点和精华都融会贯通在这部巨著之中。张舜徽所撰《中华人民通史》在体例上有较大的创新，它不再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是分编叙述。

《中华人民通史》创新：从传统史体变革看

如上所述，张舜徽撰著《中华人民通史》的目的本是为了汇集天下之书的精华、浓缩作者一生的学术结晶，不成想因为年老体衰，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撰成了一部通俗性的通史读物。虽说其服务对象以人民为主，使这部通史具有了人民性的光华，但从学术价值上看，无疑降低了该通史的分量。然而，从历史编纂学来看，《中华人民通史》的体例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举，既打破了纪传体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体系，又消除了章节体通史以理论肢解史实的弊端，把古代的各种史书体例和章节体的优点和精华都融会贯通在这部巨著之中。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体裁创新，使它在1990年获得全国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有学者指出：“史体作为史著内容的表现形式，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而每一次改进或创新，都会增强史著的表现力。”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到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再到司马迁创制独领史学风骚两千年的纪传体《史记》，史学的编纂体例处在不断的创新之中。此后，史书的创新一直是围绕着“纪传”和“编年”二体所展开：班固的断代为史不过是《史记》“具体而微”的结果，杜佑、马端临的典章制度专史同样不过是仿效《史记》写作形式“得其一体”（指书志部分）的形式；袁枢的纪事本末体，就是将编年体《资治通鉴》分事摘抄的结果；朱熹以《资治通鉴》为基础，发明了纲目体，“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仿《春秋》，目仿《左传》。进一步地强调君臣名分”。

尽管传统史体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但是明代的史学家仍在不断地寻求改进，在通史体裁的创新上作了一些尝试。邓元锡所撰《函史》起自洪荒，迄于元代。这部书的宗旨与司马迁、郑樵有相通之处，是为了“考天人贞一之统，察古今连合之变”，“总三才之撰，观会通之极”。其体例由纪传、物性志和二十一书三部分组成。其中《物性志》记载动物和植物，似仿《通志·昆虫草木略》而成。《函史》在体裁上作较大变革的同时，内容上始终贯穿着理学的“治统”与“道统”观念，将治统或道统当作维系中国历史演变的纽带：“帝之有纪，明治之有统也”；“师之有训，明道之有统也”，“其分不同，其极一也”。邓元锡在自序中还以创新体例自鸣自得意：“君有纪，相有谟，盖本《书经》以立言，非仿《史记》也；师有训，弟有述，则《学》、《庸》、《论》、《孟》之遗规，而史中之独创也。”但有学者指出：“《函史》只重思想体系，不重视史例的规范性，用了许多新史例，给人以纷繁的感觉，难以为时人所接受。”

清代朴学兴起，注意史书内容的改修、补缀和考订，对于史书体裁的创新则比较慎重，不随意更张体裁，对明人在史体上的创新不以为是，如清人周中孚就称《函史》“看似煌煌一大著述，而案之实同儿戏”。这也造成了清代前中期史体创新的严重停滞。

晚清国门打开后，西方史学和西方化了的日本史学，对中国传统的史书体裁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西方传教士谢卫楼的《万国通鉴》所采用的卷、章、段三位一体的撰写方式，以及受西方史书影响而出现的像《万国史纲》这样的日本章节体，对中国章节体史书的出现起到了示范作用。晚清学部大量引进用章节体撰写的日本教科书，直接促进了中国章节体的形成和发展。柳治徵1902年编撰的《历代史略》，是据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稍加整理润色而成的，那著采用了将章节体与历史分期合而为一的叙述形式，柳氏模仿了这一写作体式。张舜徽指出：“当清末开始罢科举、兴学校的时候，江楚书局最先出版了一部《历代史略》，从唐虞三代起，到明末止，共为六卷，而每卷各分篇章，用流畅的文笔，较有条理有系统地将历代事迹叙述出来。由纲鉴的旧形式，一变而为教科书的新形式。”1903年两湖高等学堂出版的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以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为底本，也用章节体撰著的。作为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刘师培，对西方史体作过分析：“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觉得通史的教材适合以时代先后划分，但涉及制度文物则不能不用分类的方法。于是，在自己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便采用章节体来叙述。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开头几节阐述“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和“历史源流”，正文则对西方和日本引进的章节体略加改进，按篇、章、节的体例进行叙述。章节体史书与传统的史书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简单地铺陈故事或过程，而是借叙事来阐述作者的历史观念。

然而，随着章节体的盛行，它的缺点也逐渐显露出来。章节体史书的特点是用哲学观念作指导，边叙边议，虽增加了说理性，但却失去了趣味性。章节体通史是按朝代顺序，先叙军事、政治，然后是经济、文化、科技，叙完一朝，再回过头来叙述下一朝，周而复始，叙事既不连贯，形式复又呆板，而且仍然没有摆脱按帝王编年进行叙事的格局。章节体通史完全删去了纪传体的人物传记，只是在阐述历史观念中提及，把人物的完整形象弄得支离破碎，忽略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章节体虽然是打着纠正纪传体“二十四史”专注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的旗号而出现，然而它在突出群众史观时，不免又将农民的起义当作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的表现，把人看作是台前的傀儡，来挖掘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意义。从以往的章节体通史来看，它们在谈论科学、文化的成果时，注视的是那些明显取得成就的人物（一般都有些地位、受过教育），而忽视了下层人民日积月累的集体创造。张舜徽先生对于“历史读物由纲鉴到教科书的转变”所形成的章节体的“中国通史”表示不满，指出“无论从内容、体式各方面来看，距离‘通史’的要求还太遥远，名与实是很不相称的”。于是，他决心从体裁体例上加以创新，写出一部全新的通史。

张舜徽所撰《中华人民通史》在体例上有较大的创新，它不再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是分编叙述。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即地理、社会、创造、制度、学艺、人物六编。这一体例的形成，与国粹学派的理想有关。他在《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初步设想》一文中，专门谈到“近代学者拟编通史的设想”，对国粹学派章炳麟的《中国通史略例》进行了介绍。应该说受到过国学学派的启示和影响。身为国学学派的刘师培，在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指出自己编纂中国历史“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叙述的重点已由传统史书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移到制度、社会和学术上来。这对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的体例似有一定的影响：“社会进化之阶级”、“制度改革之大纲”、“学术进退之大势”，对《中华人民通史》的《社会编》、《制度编》、《学艺编》的形成有一定的启发。当然，张氏还重视科学技术，创立《创造编》；重视人的历史本位，创立《人物编》，则是刘师培等人所未加措意的。

《中华人民通史》的第一部分是《地理编》，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和介绍中国地理的各种情况。纪传体自《汉书》开始有了《地理志》，但它局限于人文地理区划、沿革、户口及物产。而《地理编》的内容不仅叙述历代人文地理的划分、沿革和户口，还介绍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对经济地理的变化，如经济重心的南移，后期城市的工商业中心性质等也有述说。《地理编》还以较大的篇幅逐一介绍了散布在我国境内的远古重要的文化遗址。纪传体是把《地理志》放在《本纪》之后的，《中华人民通史》把《地理编》放在最前面可谓独具匠心，是将中国地理作为中华人民开展历史活动的空间舞台，为以下五编中以劳动人民为主角的各阶层人物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场所和背景。无独有偶，台湾作家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开篇就是“历史舞台”，介绍中国人活动的地理空间，如河流、湖泊、高山、沙漠、城市、区域，同时也讲述了活动的主角“演员”，这显然与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中的《地理编》所叙内容一致。杨著中的“演员”，就是张著中“各民族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情况”，不过，杨著中的“演员”只讲了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人”，而张著则平列了汉、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这种开篇便为中国历史的演员搭建空间舞台的写法，很难说杨、张二人谁受谁的影响。杨著写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台湾狱中，于1979年1月初版；张著初版于1988年10月，但它的体例早在1980年就已发表，那么它的酝酿应该更早。杨、张二人的这种首述地理的写法，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第二至五部分依次是《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和《学艺编》。《社会编》从远古原始社会一直到清的灭亡，虽然主要讲的是帝王将相的活动，但以人民为视角去观察，便把它命名为“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之后，便开始叙述以人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如农民的苦难，工人的痛苦，妇女的凄惨，与此相对应，又描述了皇帝、官僚、地主、商人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和对下层劳动者的剥削压迫，最后描述中下层人民的反抗活动——农民起义。《创造编》堪称科学技术专史和生活技术发明专史，集中探讨普通群众日积月累的集体创造和发明。除了铺陈创造发明之外，它还叙述了劳动阶层日常生活的内容及方式，又具有民俗和社会学的特点。《制度编》共分十个专题，一是土地制度，二是赋税制度，三是货币制度，四是职官制度，五是铨选制度，六是教育制度，七是宗法制度，八是礼俗制度，九是军事制度，十是刑法制度。虽然章节体通史对于土地、赋税、职官、选官、宗法、军事诸制度都作过讨论，但它却把各制度分散在各个朝代中去逐段叙述，割裂了每个制度的纵向联系，而《制度编》则把这些制度集中为专史，自头至尾地加以介绍。《制度编》是一部制度专史，分则为各项制度专史，合则为诸项制度总的专史。这种写法，对通史来说是一个创新。《学艺编》介绍了文字、书籍、文学、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哲学、宗教、音乐、书画等各门学问及知识，堪称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专史。

第六部分是《人物编》，把200个对中华历史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分列在政治家、军事家、英杰、哲学家、教育家、医学家、科学家、工技家、文字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地理学家、宗教家、书法家、画家16个门类之中。《人物编》显然是对纪传体史书中人物传记部分的继承，对人物进行分类叙述则是受到范晔《后汉书》的影响。但是，应当看到，《人物编》与以往史书中的传记有着本质的差别：一是纪传中的传记专记官僚，而《人物编》则以对历史作过贡献的中华精英为对象，不分地位高低和民族差异；二是《人物编》的分类以现代学术的类别划分，建立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与以往正史中以德行划分的“循吏”、“酷吏”、“党锢”等类传有着极大的区别；《人物编》划分的类别跨度大范围广，而以往的分类则主要局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从事的几个职业（儒林、文苑、艺术等）中；三是《人物编》叙述人物事迹的取舍标准和指导思想、哲学观念是国学理念、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他现代理论，与旧伦理观念有本质差异。《人物编》可以说是对旧传记的一大改进和突破，与章节体通史忽视人物的主体性相比，堪称重要改进和创新，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华人民通史》的体例是综合了以往各种史学体例并将之改进、发展而融铸成的一个崭新体式。它有纵（《社会编》）、有横（《地理编》）、有点（专题及举例）、有面（概括、综述），打破了以往史书时间一维性的叙事方法，插入地理空间，形成时空交错的叙事体例。它既含有编年体（《社会编》“改朝换代”），又含有纪传体（《社会编》和《人物编》），还融有章节体（书中的一些框架和专题），复含有典章制度体（《制度编》）和文化专史体例（《学艺编》），此外还融合了纪事本末体，如《社会编》中对淝水之战及李渊反隋全过程的叙述。它既打破了纪传体以帝王为中心的体系，又扭转了章节体忽视人物活动的倾向，合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创立了一种新的史学编纂体例。

综之，《中华人民通史》是作为国学大师的张舜徽先生，在秉承国粹学派“民史”宗旨的同时，又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指导，撰著而成的一部视角新颖的通史巨著。这部通史原本寄托着他综合天下之书、浓缩毕身研究成果的学术理想，由于高龄著书，只得退而求其次，将之写成了一部通俗读物，然而，该书分编叙述，搭建中国人活动的空间舞台（《地理编》）和重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人物编》）的编纂体例，来自传统，又超越传统，是继纪传体通史、纲目体通史和章节体教科书通史之后的又一创举，在历史编纂学上必定会留下深深的印记。

注释

①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关于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的研究成果，有笔者的《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1989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孙湘云的《张舜徽先生与〈中华人民通史〉》（《张舜徽学术研究》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等。本文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中华人民通史》的写作动机、学术归宿和编纂特色，与以前的研究有所不同。

③张舜徽：《自传》，《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43页。

④王玉德：《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兼论张舜徽先生的治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专辑。

⑤《说文解字约注·自序》称“少好治《说文》之学，读段氏《注》及王氏《句读》、《释例》毕，复旁稽桂氏《义证》、严氏《校议》、朱氏《通训定声》”，“彼此对勘，辄记其异同于书眉，亦间出己意”。由此奠定了其学术基础。

⑥《说文解字约注·自序》称他20岁时“耽习《毛诗》、《三礼》，钻研郑氏之学，深入而不欲出”。由此奠定了其学术基础。

⑦《清代扬州学记·前言》称是张氏民国时在兰州教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部分。

⑧撰于1957年，但肇端当在《清代扬州学记》撰述之时。

⑨虽然出版于1961年，但据《清人文集别录· 自序》称“三十来年，泛滥群籍”，则显然在民国时便开始撰写了。

⑩虽然整理于1974年，但据《清人笔记条辨· 自序》称是“发箧取平生涉览清人笔记时所作日札，稍加温绎，择其义之可采者，分条件系，加以考辨”，亦为长期积累的结果，应源自民国时走上学术道路之际。

《史通平议序》称三书平议中分量最大的《史通平议》撰于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