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撰述《中华人民通史》的最终目的，原先并不是为了写一部浅显的通俗读物，而是有极其宏大的人生志向和学术归宿的。

对张舜徽学术影响最大的学者，除了近代的国粹学派外，古代的主要是司马迁和郑樵两位通史大家。受司马迁和郑樵“会天下之书为一书”、“极古今之变”的学术路径的影响，张舜徽也形成了相同的抱负和学术使命。在达成这一终极目的时，他采用了将司马迁、郑樵会通思想与乾嘉学派从小学入经学的治学路径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由小学到史学，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会通的学术风格。他在《八十自叙》中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础，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其最终之落脚点，不像乾嘉学者那样落在经学上，而是像宋代郑樵那样落在史学上。

张舜徽做学问，起初是像乾嘉学者那样从小学开始的。他坚信“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还在15岁时，他就在崇文书局版《说文》上写满了眉批。30年代初，张先生读到《说文解字诂林》，认为此书仅有罗列而无论断，决心约而论之，于是奋斗50个寒暑，于70年代末终于完成了《说文解字约注》。在此前后，他还撰有《广文字蒙求》、《急就篇疏记》、《说文反训集证》、《说文解字导读》、《说文声韵谱》、《说文谐声转纽谱》、《切韵增加字略例》、《声论集要》等。然后，张舜徽由小学之门进入经学领域。曾撰《两戴礼记札疏》，序中自述“余治群经，独好籀绎《礼记》，少时既读之成诵，后复时时温寻之。以为古代政治、伦理之理论，多在其中，常诵习之，可以益人神智也，及得见《大戴礼记》，又深喜其中多精粹之篇，洽理厌心，甚至有胜于《小戴礼记》者，因合两记综治之”。张氏还对经学的阐释即经师的学术进行深入钻研。先是对毛诗极感兴趣，撰成《毛诗故训传释例》，接着又对兼采今古文以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郑玄进行“深人而不欲出”的研究，撰成《郑氏校勘学发微》、《郑氏经传释例》、《郑雅》、《郑学叙录》、《郑学传述考》等一系列著作，又推衍郑氏声训之理，效《释名》之体，以究万物得名之原，撰成《演释名》。张舜徽的研究取向，最终达于史学。他对史学的研究用功尤深。早年便发表过有关《清史稿·艺文志》的整理文章。他还对《汉书·艺文志》着力甚深，进行了通释，考证该志的义例，从甄审、著录、叙次、标题、注记五个方面总结其特点，并对《汉书·艺文志》所载古籍一一作了辨识。是汉志学的一部少有的力作。同时，他撰写了一系列学术史、专史和通史，如《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清儒学记》、《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等。《中华人民通史》是作者寄望甚厚的总结性著作，某种程度上是他学术理想的最高体现。他反复指出文献学的最终目的和最大任务便是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撰成一部包罗万象、纵贯古今的通史。

张氏的这种以通史为最终学术目的的思想，是其注重“通学”思想的显现，受到了司马迁和郑樵治学风格的深刻影响。在他的许多论著中，特别强调自己对这两位学者的无限景仰和钦慕。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介绍“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时，对“司马迁、郑樵的伟大成就，谈的很详尽”。在七十岁时写的《自传》中指出：“由于编述通史，牵涉面很广，必具备很多方面的知识，才有下手处。司马迁除以旧的书本记载和当时的文献档案为依据外，还掌握了在亲自出游调查的过程中耳闻目见的实际材料。郑樵为着编述通史而进行的资料准备工作，达三十年之久。”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张舜徽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极为钦佩，认为《史记》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综合过去一切旧资料，经过改造功夫，成为有系统的新东西”，立志像司马迁那样集天下书史之大成，成就一部有创见的通史之作。

在司马迁与郑樵之间，对张舜徽影响更为直接的要数郑樵。在郑樵人生经历和学术路径的示范下，张舜徽也确立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经学到史学的治学路径。郑樵力主“会通”思想，指出：“总天下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他的“会通”思想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会”，一是“通”。“会”就是把各种史料、书籍加以搜求、汇集和整理，作些微观性的研究，以为修通史作准备；“通”便是将各种史料、书籍按时代先后加以整理编排，寻其源流，理出线索，缕述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撰著成通史，完成其宏观目标。郑樵毕生的目的是“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故秦汉之前，著为一书， 曰《通史》”。为此他会聚天下之书，“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曾自称“以一介之士，见尽天下之书”。在读书过程中随手作札记，记录研习心得，写出了一系列微观研究成果如《书辨讹》、《诗辨妄》、《尔雅注》、《六书证篇》、《群书会记》、《校雠备论》、《书目正讹》、《氏族志》、《分音类韵》等，共著57种，540卷。在此基础上他撰成了“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的通史——《通志》。(www.daowen.com)

有大量的证据表示，张舜徽对郑樵学术和为人是颇为钦佩的。他曾指出：“郑氏志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通贯古今，纂述通史。”称赞郑樵“治学的范围，极其广博，而所做功夫，又极深湛，对于天地间每种知识，都有专精的研究和纂述”。并认为“他的著作，虽然没有达到他自己理想中的完善，但他那种不畏艰苦、努力不懈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于是，他在学术实践上便沿着郑樵的道路向前迈进。他一生埋头读书问学，积累知识，进行“会”的工作。与某些急于制作宏篇大论的学者不同，他花了毕生的精力去阅读古籍，熟悉国故。17岁以前读完重要经书如《四书五经》、《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经史百家杂钞》等以及《古文辞类纂》，19岁时“开始读《资治通鉴》， 日尽一二卷，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部大书，并写了简明的札记”， 24岁时，“取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 日尽一卷，花了十年时间，才将这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校读完毕”，“一边读一边圈点，并作札记，校勘异同，考证史实” 。 33岁时读《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及《全唐文》。1946年在兰州大学教书时，乘暑假间隙，入图书馆读完了504卷的《皇明经世文编》。还曾博览诸子百家，历代文集笔记，其中“寓目”清人笔记300余家，清人文集1100余家。像郑樵一样，张舜徽也曾出外游历访书。18岁时出游长沙，后到北京，入住著名学者余嘉锡家，得以与20世纪上半叶的国学大师陈垣、黎锦熙、杨树达、钱玄同等名流相识，获益匪浅。白天则往北海图书馆读书。张舜徽在广泛阅读典籍的同时，钻研学术，做好札记，记录心得，在学识渊博、见识远大、学问成熟时，再回过头来一部部进行整理。只要翻翻其著作前言，便可知他的每一部书基本上都是许多年前的旧稿，或是该书已经运思构想多年。多年的潜心研治， 自然使得他的每部著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质量。他对学问的钻研，较郑樵有所改进的地方，便是形成一个个系列。

张舜徽学术研究的第一个系列是《广文字蒙求》等——《说文解字约注》系列。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固然是微观研究，但其从《广文字蒙求》、《演释名》、《声论集要》、《小尔雅补释》这种零星、初步的研究到《说文解字约注》这种系统全面、卷帙浩繁的总汇，也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第二个系列是《广校雠略》——《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系列。这是其文献学理论研究系列。《广校雠略》撰于20世纪40年代，论述了中国文献古籍的许多重要的理论和通例，书以条列的形式，比较细琐，到60年代出版《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时，已将文献学的许多理论条理化了。书中广泛地探讨了中国史籍的流别、传播、版本、校勘、辨伪、读书方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尚未专门探究文献学的构架问题。直到1982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才真正建立了中国文献学的理论体系。第三个系列是《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清儒学记》系列，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系列。在读书札记体《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二书所下功夫的基础上，撰成了《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和《清儒学记》三部有关清代学术史的专著。就三学记而言，《顾亭林学记》和《清代扬州学记》又是《清儒学记》的基础，后者是在前二者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这样，张氏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就有跨越式的特点：第一跨是《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第二跨是《顾亭林学记》和《清代扬州学记》；第三跨是《清儒学记》，该书是其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最后结晶。可见他的具体研究也是集腋成裘并从微观走向宏观的。第四个系列是《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系列。前者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书中专门记录了古代劳动人民在文字、文学、科学、技术、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创造发明，特别是注重日积月累的细小发明和改进。但研究范围有限，直到1988年《中华人民通史》的问世，才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方面的活动与创造。这是其历史研究系列。《中华人民通史》的完成，标志着张舜徽从微观到宏观、从小学入于经学达于史学的最终目的的完成。

然而，如果仅仅把他现在的这部以通俗面貌呈现的《中华人民通史》看作是张舜徽的学术归宿的话，那么就过于看低了张氏的学术格局。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成就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通古今之变”的高浓缩的集大成之通史来作为其一生的学术总结，而并非一部用浅显文字表达的、仅仅为普通群众阅读的通史著作。也就是说，他之撰著《中华人民通史》的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目标，是非常个性化的精英之道，而不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撰写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由普通人阅读的通俗读物。只是当他以 73岁高龄从事百余万字通史撰著时，发现自己已有点力不从心了，只得退而求其次，以通俗性的通史为撰著方式，至少从形式上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学术归宿。这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人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