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的编写动机和撰著立意，是为人民写史，已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此书既以人民为历史主人，又是写给广大人民看的，便可名之为《中华人民通史》。”也就是说，是书既以人民为反映对象，又以人民为传播对象，是地道的人民史。这种人民史观的思想来源，显然出自1949年以后风头强劲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唯物论。正如张舜徽自己宣称的那样：“生在人民世纪的今天，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叙述人民的历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整理旧史料，写出新篇章。”③有学者据此指出，张舜徽先生撰写《中华人民通史》，为人民写史，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④。诚为不刊之论。不过，张舜徽写《中华人民通史》的动因，并非仅仅如此，应该还有与其学术积淀和知识结构相一致的内在动因。张氏知识构成和学术积累，显然属于传统国学，如果他仅仅是在旧学上面简单地贴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标签，那么其《中华人民通史》肯定呈现“新瓶装旧酒”式的错位。事实上，张舜徽的《中华人民通史》却是从内容到思想，从知识到观念，都是相当协调的一部用心之作。这种协调与统一，便缘于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都属于“国学”范畴。也就是说，从其学术的内在理路来看，他的人民史观来自于20世纪初的国学思潮，至于其《中华人民通史》中显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是奔涌激荡的时代思潮在其身上打上的新烙印，属于其学术的外在动因或环境因素。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张舜徽先生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的国学属性。

尽管张舜徽先生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旧学者一样，不断声称自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观念，然而，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国学基础，不会因为简单地贴上一个新时代的标签，其学术便会有什么质的变化。张舜徽的学术根基和基本格局，都属于传统国学。在他82年（1911—1992）的生命历程中，新旧社会基本上各居一半。表面上看，其著作的出版绝大多数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　（25部著作中的23部均出版于1949年以后），民国时出版的专著只有两种（《广校雠略》1945年长沙排印，《积石丛稿》1946年兰州排印），他应该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学者。事实上，他专著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民国时确定的方向、选定的课题，甚至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和积累，在阅读文献时作了许多的札记；新中国建立后在这些札记和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和深化而成的，如《说文解字约注》⑤、《郑学丛著》⑥、《清代扬州学记》⑦ 、　《顾亭林学记》⑧、 《清人文集别录》⑨、《清人笔记条辨》⑩、《史学三书平议》、　《汉书艺文志通释》等。可以说，除了几部属于教材性质的书籍（《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等）外，他的极具学术分量的专著，基本上都是在民国时奠定的根基，或始撰于那个时期。

张舜徽先生在民国时奠定的学术根基显然属于国学范畴，一生从事的工作也无疑属于国学研究。尽管他高举的旗帜是“历史文献学”，但实际上其所提出的历史文献学的对象和范围，都与国学的概念高度一致。“国学”（国粹）之名起于20世纪初，国粹学派的创始人邓实对其内容有一个简要的解释：“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至于国学的内容，则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一句话，国学即是神州之学。”可见，国学是以中国“一国所有之学”为其研究对象，注重于经史子集的整体研究。由于国学的文化守成主义被激进的革命派阐释为保守、顽固的学问，新中国成立后国学概念隐没不彰。张舜徽只能另辟途径来张扬国学，于是提出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概念。根据张舜徽创立的历史文献学的体系，可以轻易发现它与“国学”的界限几乎完全重合。他在《中国文献学·前言》中，赞同梁启超“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的论断，并指出：文献学的“内容自然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整理文献，绝不可局限于校勘、注释几部书便够了，而要担负起的任务，却大有事在”。其文献学的内容，几乎是国学的翻版，举凡甲骨、金石、竹木、缣帛和纸等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古籍的散亡，著作、编述、钞纂等古书体例，类辑、伪托等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版本、校勘、 目录等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钞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文献整理的基本工作，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表图、编字典、辑丛书等前人整理文献的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等等都囊括在内。这些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涉及古代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不仅理论如此，实践上也是如此。张舜徽的研究遍及四部，博采众长。数十年来，张氏共撰写论著52种，结集为专著25部，约850万字。关于经学的研究，张氏出版或发表了《两戴礼记札疏》、《毛诗故训传释例》、《郑学丛著》、《小尔雅补释》、《尔雅释亲答问》、《演释名》等论著；关于史学的研究，张氏出版或发表了《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平议》、《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史论文集》、《清儒学记》、《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等论著；关于子学的研究，张氏出版或发表了《周秦道论发微》、《敦煌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世说新语注释例》、《清人笔记条辨》等论著；关于集学的研究，张氏出版了《清人文集别录》等论著。他还对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注释等国学基础，深入钻研，无所不精。

张舜徽先生的学术结构和治学路径既然都是国学属性，那么作为他一生学术总结的《中华人民通史》便不可能不受国学思想的影响。张舜徽首次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通史撰写是在1954年。他在《自传》中称“自己很早的时候起，便怀着通史的志愿，一直到一九五四年撰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时，便将‘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别立专章，对通史所肩负的任务和体例，以及司马迁、郑樵的伟大成就，谈的很详尽。而归结到：‘我们祖先早在二千年前，为通史的写作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例，现在仍有待于学问渊博、识断精审的学者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努力去做，以期能有合乎理想的通史出现’”。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他接着又说：“这一心愿，却不是一九五四年才开始有的。”很显然，张氏撰述人民通史的想法很早就有了，彼时张氏并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又是用什么思想作指导的呢？只能是国学思想。(www.daowen.com)

原来，在中国学界，较早提出人民史观的就是国学（国粹）学派。国学的出现，是在20世纪初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由邓实、黄节、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倡导和实践而形成的。他们不仅主张以国学代替“西学”，还主张以国学取代“君学”，认为正是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君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极力倡导以国学代替君学的国粹派先驱邓实，在其《史学通论》中就指出：“史者，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伟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也，而非国史；君史也，而非民史。统而言之，则一朝专制政治史耳。”邓实认为20世纪已从神权、君权进入了民权时代，因此史学要重视民众和群众的地位：“民史之为物，中国未尝有也。虽然，其意义可得而言焉。夫世界之日进文明也，非一二人之进而一群之进也，非一小群之进而一大群之进也。当其既进有已往之现象，惟历史能留之，未来之影响，惟历史能贻之。夫民者何，群物也，以群生、以群强、以群治、以群倡。群之中必有其内群之经营焉，其经营之成绩，则历史之材料也。群之外必有其外群之竞焉，竞之活剧，则历史之舞台也。是故舍人群不能成历史，舍历史亦不能造人群。”“夫民史之所有者何？则一群之进退也，一国之文野，一种之存灭也，一社会之沿革也，一世界之变迁也。”为了复兴中国史学，清除专制思想在历史学中的影响，达到启导人们向前看的目的，邓实以“扼腕奋笔，造中国民史……使农有农史，工有工史，以民为记史主体”为己任。

国学思想中的民史观念，其来有自，是对西方和日本的民史观念吸收的结果。早在1897年一1898年，胡浚谟节译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理查·格林的《英民史略》（今译《英国人民简史》），在上海《译书公会报》上连载。该史打破王朝体系，以重大历史事件划分历史段落，“非述英国帝皇及战胜史纪，乃英民史纪，世之著史纪者，每饰词使人动目，吾则于争战交涉及亲见之帝皇暨诸大臣与夫朝廷华胄宠臣计谋皆略而勿陈，所志者惟国中律法、生民、知识与世情进益之道，俾世之读此书者，亦可了然于一国之事”。英国历史学家古奇指出“该书的主角成了人民；只有这样，英国的历史才能完整地得到说明”。这一全新的观念对中国学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与此同时，早已接受了西方民史观念的日本史学，以教科书的形式引进中国后，也引起了国人对传统史书专以帝王将相为记载对象的不满，“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王舟瑶在读了日本人所撰的支那史和东洋史教科书后，也指出：“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指出旧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之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提出“以特识读旧史”的主张，只有如此“庶不为古人所愚”。他还指出：“西人（含有日本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他在京师大学堂讲中国通史课时，比较关注于社会、宗教、学术等所谓“民史”的内容。1902年陈黼宸在《独史》中指出：“我观于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正是这种新思潮，促使国粹学派在提倡国学时，强调人民史观，反对君主史观。国学的另一位健将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指出：“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他声称自己编纂中国历史，除了阐明“历代政体之异同”外，还要“叙述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等等。他还撰写了《新史篇》以批判旧史学：“所存之史，则并其所谓一家一姓之事者，亦且文过饰非，隐恶扬善，而逢君之恶。”

由此看来，张舜徽撰写《中华人民通史》可以说是循着国学自身内在理路向前发展。他在《中华人民通史·序》中指出：“首先，我感觉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应打破王朝体系，而以人民为历史主人，围绕人民来进行叙述。”这里的“打破王朝体系”，与邓实抨击“朝史”和刘师培抨击旧史只记“一家一姓之事”的精神相承接，实际上便是对“君学”的否定。张舜徽指出，撰写《中华人民通史》的目的，是“使全国人民得从这里面看到悠久而丰富的全部文化，因之油然而生爱国之心”。这与邓实所倡导的“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者”的主张，以及另一位国粹学派健将黄节所倡导的“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的主张相一致。可以这样说，《中华人民通史》，是用“新观点、新方法”编写的“便于广大人民阅读”的“浅明通史”，打上了鲜明的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时代印记。然而，从学术的内在理路来看，作为国学大师的张舜徽对人民历史的重视，则与20世纪初国学的倡导者所提倡的民史精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