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把从分析汉字形体入手探讨意义的训诂方法叫作“形训”,而把从声音入手分析意义的叫作“声训”。《说文》其实就是运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形体结构体现出来的意义,是典型的“形训”。但即便是这样典范的“形训”专书里,训诂学家黄侃曾统计过“《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可见声训在推求字义方面的重要性。
通过字音推求字义,其实从汉代就开始了。刘熙的《释名》就是通过语音来探讨事物得名之由。但由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所以单纯从语音入手探讨字义,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像刘熙《释名》中解释的“土,吐也,吐生万物也”,“田,填也,五稼填满其中也”等往往受后人诟病。宋代的王圣美的“右文说”,注意到了形声字的声符的表意功能,可算是给探讨音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但如果拘泥于声符的表义功能,容易将形声字当成会意字分析,所以出现了王安石被人讥讽的“水之皮为波,土之皮为坡”这样的笑话。直到清代,王念孙等学者才把“因声求义”理论发展到科学的阶段,王念孙提出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打破了字形束缚的藩篱,从古音出发,探讨音义之间的关系,深得训诂真谛,解决了训诂学上的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谈到训诂所依据的“古音”,训诂学家往往比较注重韵部之间的关系。他们从研究早期的韵文(如《诗经》、楚辞)入手,归纳出古韵分部,比如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戴震、章太炎、黄侃等,都考察过古韵分部,分部从粗疏走向细密,并构拟出音值,注意到了韵部之间元音和收尾音的关系。章太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转理论,黄侃对之进一步严格化,提出了“对转、旁转、旁对转”的具体条件。
相比之下,通过考证声母推求字义不如韵部那样广泛。这是由于上古声母的研究资料不如韵部研究的韵文那样丰富、可靠,人们难以从双声资料中发现变化的轨迹,所以钱大昕曾感慨道“叠韵易晓双声难知”(《小学经解》)。
而张舜徽则从多年的实践出发,逐步体会到,从双声入手探讨字义,比从韵部入手收获更大:“我远师许、郑(郑玄解经,率依声训。详见拙著《郑学丛著》),近宗钱、王,所以在整理《说文解字》时,悉循双声进行诠释。认为形义万殊,语归一本,推究语源,必沿声以求义。于是触类旁通,收获是比较大的。我所坚持沿声以求义的这一原则,通贯《约注》全书。”整理《说文解字约注》,张舜徽依据的就是双声之理,因而书中不乏一些颇为独到的新颖见解。
以许、郑、钱、王为师的张舜徽先生,把戴震、邵晋涵、陈澧、刘师培、钱玄同等20多位学者谈论因声求义的观点辑录下来,编为《声论集要》一卷。他在序中谈了自己的体会:“余自少即好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读刘熙《释名》,恍然有悟于声训之理,至确至精。年二十四,尝以古韵部居为经,声纽为纬,系录许书,成《说文声韵谱》,益悟由韵部以推字义,不如由声类以求字义之尤可依据,而双声之理,为用至弘。”
而在双声和叠韵孰轻孰重时,他认为“古今语言的变,文字的孳乳,大抵由于双声的多,由于叠韵的少。不同韵的字,由于声纽相同而得通转的往往而是,这本与韵无关。所以声的作用,至为重大而广泛”。他举例说:“初民看到天空中有水点下落在地上的现象,便形成了一个‘下落’的概念,而名之为‘雨’。这雨字即成为后来发展语言文字的一个根。声转为‘霣’,雨也;为‘磒’,落也;为‘隕’,从高下也;为‘䫟’,面色䫟䫟也(指面色颓丧),为‘抎’,有所失也(指手中之物失落在地)。可以肯定,霣、磒、隕、䫟、抎诸字的声义,都是从雨字来的。这一字群的声,同在喉音喻纽。”不仅喉音的字如此,他所列举的牙音、舌音、齿音、唇音都有类似的例子。而且他还通过研究发现,“凡喉音之字,多会合义;牙音之字,多高广义;舌音之字,多重大义;齿音之字,多纤小义;唇音之字,多敷布义。而五大声类,又可互相通转”。
应该说,张舜徽先生所提的“循双声之理”来贯穿说文,是更本质地把握了声音和意义的关系。人们最初给指称事物的词命名的时候,音和义的关系是偶然的,但经过社会成员约定俗成后,音义关系渐渐固定下来。所以,人们在给新事物命名的时候,原有的音义关系就会延续和保留在新词的音义关系内。随着时间的变化,语音也在不断变化。同一语根分化出来的词可以和原有的词读音相同,或者读音相近;而读音相近的情况又包括声母相同相近或韵部相同相近。一个汉字的音节中,声母在开头,往往起着统帅音节的作用。而就语音系统而言,声母的分类比韵部的分类要更容易掌握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循“双声之理”来理解汉字,比从韵部来把握汉字,适用面要更宽一些。清代的训诂大家王念孙在《释大》一文中,即是以声母为经,按声母“见、溪、群、疑、影、喻、晓、匣”把176个词分成八组,比如第二组即是把“康”、“凯”、“丘”、“宽”、“酷”、“阔”、“魁”、“岿”等系联在一起,这些字都是古溪母字,因双声而兼有“大”义。张舜徽进一步强调:“学者能循声以求义,亦简约易由之术也。如欲研治小学,以达于语言文字之原,则双声之理,不可不讲。”
值得注意的是,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导读》中,不仅给我们指出了循双声之理去贯穿《说文》的门径,还依循近人黄侃先生分出的四十一声类,按照喉、牙、舌、齿、唇五大发音部位,将四百五十二个切语上字系联起来,为读者阅读《说文》时审定双声提供了极大便利,从而使读者能更好地践行“因声求义”的方法。
当然,我们讲“因声求义”,循双声之理来贯穿字义,并不是绝对地不考虑韵部。实际上,语音演变中,声母的变化和韵部的变化都在进行。因此,在考察古音推求字义时,不可漫无边际地将双声的通转、旁转扩大。同时,我们强调声训,也不可忽略形训。如果能将“据声系联”和“据形系联”有机地结合起来研读《说文》,无疑是对《说文》的融会贯通,也是对汉字形、音、义的全面把握。
除此之外,在《说文解字导读》的最后,还列了读《说文》的基本读物和辅助读物,并提示了阅读方法。这对有兴趣者进一步研究《说文》,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张舜徽先生一生中,从小学出发,遍涉经、史、子、集,最后又将半生研学心得,汇成《说文解字约注》一书。因此,由他来为广大读者导读《说文》,无疑具有指点门径的作用。如果能循着张舜徽先生指的这条路来学习《说文》,一定会给以后的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张舜徽:《旧学辑存叙目》,《旧学辑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②张之洞:《书目答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4页。
③张舜徽:《张舜徽自传》,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 204页。
④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第25页。(www.daowen.com)
⑤张舜徽:《广文字蒙求序》,《旧学辑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⑥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第12~13页。
⑦张舜徽:《庭闱受学记》,《旧学辑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4页。
⑧张舜徽:《我是怎样研究、整理〈说文解字〉的》(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在开封纪念许慎大会上演讲),《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⑨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⑩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第20页。
张舜徽:《初学研究甲骨文金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讱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
转引自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第57页。
陆宗达、王宁:《训诂和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
张舜徽:《我是怎样研究、整理〈说文解字〉的》,《讱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第74~75页。
张舜徽:《声论集要序》,《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
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第59页。
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第66页。
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第67页。
张舜徽:《声论集要》,《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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