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是在其父亲的指导下通过自学而取得巨大成就的，所以他对学习《说文》，从自己的实践出发，有一些独到的方法。

张舜徽在《庭闱受学记》中谈到自己最初的学习，是他父亲教他从《文字蒙求》开始：“余自幼学，未尝出就外傅，悉吾父自课之。七岁发蒙，授以王氏《文字蒙求》，教之识字。为画日、月、山、水、手、、又、鸟、鱼、牛、羊诸形，反复临摹，兴趣盎然，一生笃好文字之学，盖权舆于此时。稍长，乃进而诵习《说文解字》，家多藏书，恣情披检。若段氏《注》，王氏《句读》、《释例》，则皆自首至尾，苦加研绎，年十有六，而窥览略周。”⑦

《文字蒙求》是清代王筠为儿童识字编写的一本启蒙读物，从《说文》中选了2000多个字，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顺序编排，既给出了这些字的小篆形体，又进行了通俗的解释。这一启蒙读物中形象的字形激发了张舜徽对文字的学习兴趣。至于如何具体“研绎”《说文》，他曾这样说过：“十四岁时，便开始阅读《说文段注》，父亲教我用《文字蒙求》的分类法，备好四本白纸簿，依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各用一本，将《说文》中所载文字，依类抄录。那时我读书很勤奋，边看边抄，看完便已抄完，觉得很能帮助记忆，启发思路，从中领悟出许多道理。”⑧(www.daowen.com)

这里所说的“分类法”，即是按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提到的“六书”理论，对汉字进行归类。“六书”理论是许慎在总结汉代和汉以前学者分析文字理论基础之上总结整理出来的。尽管《说文》中许慎是以小篆形体为基础，但实际上，不仅仅是“《说文》所收一万余字，‘籀’、‘篆’、‘俗’，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分析”⑨，甚至在小篆之前的甲骨文、金文也同样可以用“六书”理论来进行分析。而对于“六书”的认识，清人提出过“四体二用”的观点，即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的方法，后二书（转注、假借）是用字的方法。“分清了体用，才会知道古人造字之初，不外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方法。”⑩对学习者来说，理解不同部首下各字的造字理据，而不是记住单个的零星字的意思，这种方法更为重要。因此，张舜徽提出：“用分类的办法，将《说文》中可以辨认的字，分类抄录一遍，既可以帮助记忆，又明确了文字组成的一般规律，是一举两得的事。”张舜徽先生从自身经验出发谈到的“分类法”，直接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来对《说文解字》中的汉字进行形体结构分析和归类，是很切合学习者汉字学习的实际的，能大大提高对汉字的分析理解能力。

《说文解字导读》中，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类型分列了若干例子，并结合甲骨文、金文形体，给予简明扼要的解说。比如，在象形字举例中，他列举了像自然界实物形的12个字，如日、月、云、雨等；像人体形的12个字，如包、子、首、面等；像动物之形的12个字，如鸟、牛、羊、鼠等；像植物之形的10个字，如才、中、耑、之等；像衣食器物之形19个字，如市、衣、衰、求等，共65字。指事字举了14个字，如一、二、三、四、中、上、下等。会意字的数量比象形、指事要多，如合二文的，如男、妇、秉、采等，叠文成字的，如、品等。而对于形声字，《导读》中除了谈到形声字产生之初“声符+形符”的过程中，形符具有区别意义作用外，还特地谈到了声符的表义功能。比如他举例说《说文》中，句部收有“拘、笱、鉤”字，而不分归手、竹、金部，　丩部收有“、纠”二字，劦部收有“協、勰、協”字，都说明许慎在“据形系联”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声符在表义上的一贯性。清代学者陈澧《说文声表序》中说：“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人之言语，以声达意。声者，肖乎意而出者也。文字既作，意与声皆附丽焉。象形、指事、会意之字，由意而作者也；形声之字，由声而作者也。声肖乎意，故形声之字，其意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离其宗焉。”这也正是张舜徽所认同的通过声音来寻求字义之间的联系（有时甚至是反训的字义之间的联系）的原因。他的《说文解字约注》，就是他运用因声求义的理论进行的具体实践。具体到如何循字声以求字义，他在下一部分《循双声的原理去贯穿〈说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