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治学的范围广泛，不乏创新。以易学为例，郑玄独创性地提出八卦始于神农氏， 自成一说。对于前人的观点，郑玄从不苟同，因而受到时人的尊重。

郑玄治学还有批评精神。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学识渊博，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育》、《谷梁废疾》，人称“书海”。郑玄虚心向何休学习，研读何休的著作，针对何休的著作，撰写了《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对何休的观点逐一辩驳，使何休折服。特别令何休惊叹的是：郑玄能利用何休书籍中自相矛盾的内容展开驳论。何休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认为郑玄在许多方面有开创之功，如：“‘三礼’这一名辞，虽始于马融、卢植，但通贯三书成为‘三礼之学’，那是从郑玄开始的。”张先生在《史学三书平议》中认为：“以变化释《易》，实发自郑玄《六艺论》，其言有曰：‘《易》有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三者之中，以变易为尤要。故郑氏又曰：‘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也。’（并见《周易本义》引）大抵一名三义，莫大乎变易。故汉人著论，多以变易赅《易》义之全。”(www.daowen.com)

张先生在阅读郑玄的书籍时，不仅时常流露赞许之情，还有批评之意。如同郑玄对何休一样，张先生对郑玄也有批评。张先生在《郑学叙录》中说：“即就注述本身而论，郑玄并不是没有缺点的。由于他的治学，性喜综合，以不同为同；把《周礼》看成是专载周代制度的书，凡遇不合处，概指为殷制；又好以《礼》说《诗》，造成许多附会，使古史蒙上一层尘障；这都是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至于解释文义，有时也失之牵强。……我们今天取其优长，知其蔽短，就可以了。”（第36页）学术是在批评中前行的，张先生在批评中确立了自己的观点，使得自己的学问日益严谨。

张先生在《史学三书平议》中谈到过如何学习郑玄。“史学三书”指《史通》、《通志》、《文史通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一篇《郑学斋记书后》，张先生在这篇之后写了一段按语，说戴震的学问受到郑玄的影响，但不尽依从郑玄。戴氏“其推尊郑学，可谓至矣。然其自为之书，亦有不尽遵郑义者。则以深造自得，入而能出，不墨守，不曲从，惟求其是而已。虽偶与郑违，无伤也。即郑康成遍注群经，亦多前后不同，何尝固拘一义乎？其于前人之说，勘驳复广，可知不尚墨守，惟是之从，斯固郑氏治经家法也”。这段话概括了郑玄的家法是“不尚墨守，惟是之从”，并认定戴震是深得郑玄家法的学问家。张先生紧接着又有一段关于创新的论述，他说：“古之善治学者，不尚墨守。故向、歆说经，彼此立异；胜、建传书，各自名家（夏侯胜及兄子建同传《尚书》，各名一家）。小同，康成之孙也，其注《孝经》，即有异说。一门之内，尚不可以强同，况后人之于昔贤，遥隔千载，而可相尚以墨守乎？”（同前）在张先生看来，学习郑玄，最重要的是学习郑玄的创新精神。只有不墨守成规，不畏惧先贤的权威性，坚持创新，才能把学术推进到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