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称学识渊博的人为“通人”。司马迁称孔子为通人。所谓通人之学，是指学问上的博通、融会贯通，用来指不仅在一两个学术领域而是在众多学术领域里都取得卓越成绩的大学者的治学特点。现代学术史上，像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等人的学问可以称为通人之学。由于各种原因，通人之学在当代学坛上似乎逐渐式微了，正如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先生所感慨的：“当今学术界的通人太少了！”

张先生一生所追求的学术境界正是“淹贯博通”。《旧学辑存叙目》有云：“平生自励及所以教人者，期于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昔黄梨洲论学有云：‘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名论不刊，足以警世，吾愿终身守之。”在另一篇专门谈治学体会的文章中他又说：“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深深感到门路太窄，是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门类至繁，相互联系，所谓‘牵一发而全身动’，不是一开始便单科独进所能容易取得成绩的。”张先生认为“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和著书立说，本无所谓文、史、哲的界限，他们所留下的写作，包罗宏富，多半是百科全书式的内容”。他针对现代中国高校体制和专业分工过细的弊病说：“自从高等学校实行分科分系以来，此科不通于彼科，此系不通于彼系，疆界分明，各不相谋。于是学文学的，不必过问历史；学历史的，不必留心文学、哲学。在文、史、哲领域内，又各划时代，各人专搞一段。研究近代史的，不了解古代史；研究元明清文学的，不追溯唐宋以上，研究老庄思想的，不过问其他。当然，学术研究工作上的细密分工，是一种进步现象，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对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没有做融会贯通的功夫，没有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没有弄清楚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总过程，即使进行某一段的专门研究， 自难免片面、割裂之病。”

张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力主走“博通”的宽广之路，而且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在国学与国故的园地上，在文、史、哲各领域都取得了累累硕果。过去的学者，一般局限于一种专门之学，如清代的学者以经学家最多，不少人终身守着一两部经书反复研治，可谓“白首老一经”。乾嘉时期的一些考证学大师如钱大昕、王鸣盛等人，也只是把经部之学推广到史部之学，很少在子部、集部上有所著述。张舜徽先生治学，在继承中国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满足在一种专门之学上取得成就，而是力图在多种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为此，他付出了毕生的艰苦卓绝的劳动。他自谓“努力读书，遍及四部，穷老尽气”，经常以荀子“学至乎没而后止”的话来鞭策自己。他说：“一生自少至老，从来没有晏起过； 日历上也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没有放松过。……到了晚年，总觉工作做不完，非努力前进不可。”甚至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以后，仍然坚持每天早晨四点钟起来的工作习惯。经过一辈子的艰苦奋斗，张先生撰写了遍及四部的一大批学术著作。

经学方面，张先生在年轻时期，曾集中精力研究《毛诗》、《三礼》，探讨郑玄的笺注，做了深入的功夫，写了不少笔记。晚年他对这些笔记进行整理，写成专著五种，合刊为《郑学丛著》，将郑氏校经的方法、注经的体例以及郑学的传授本末等等全都总结下来了。《郑学丛著》一书的成就，类似于《说文解字约注》，是一部对郑学总其成的著作。

张先生成果最多的是在史部之学。早在十九岁时他便用了七个月的时间读完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并且写下简明的札记。二十一岁走上教学岗位后，便利用课余时间系统地阅读史学方面的大部头的书，十年以后，硬是把全史即“二十四史”——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通读了一遍。据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大学里，只有吕思勉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史学家通读过“全史”。张先生在通读“二十四史”时，曾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写成札记数十巨册，“举凡校勘异同，考证史实之语，悉在其中”。不幸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存放在湖南老家的这部《二十四史校读记》的稿本，被犯湘的日寇当柴烧了。张先生晚年感叹道：“十年心血所聚，竟成劫灰。今则发秃齿落，颓然已老。衰暮余年，不复能重校全史矣。如彼巨帙，毁于兵燹，天之厄我，如不我克；每一念及，惟有永叹。”《二十四史校读记》的被毁，是中国历史文献整理工作的一大损失。幸而张先生校读全史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方法在其《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中还保存了简略的总结。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是一部很受学术界欢迎的书，六十年代初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笔者读张先生的书，第一种便是这一本。这本书分为四编，第一编是“校读古代史籍的基本条件”，介绍古书在形式上的一些特征和基本知识；第二编是“关于校书”，介绍古籍校勘的道理、方法、一般规律以及古籍版本的知识；第三编是“关于读书”，介绍古书的作者主名、篇题以及书名等著述体要，并着重介绍怎样阅读全史及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编是关于“辨伪和辑佚”，讨论辨识伪书和搜辑佚书的一些问题。关于校书部分较为专门，但关于读书的部分，对一般文史爱好者如何扩大读书面、提高读书境界确有启发。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现代读者与古代典籍的距离。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的姊妹篇是《中国古代史籍举要》。这本书也是1980年重版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它的前身是195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顾名思义，主要是介绍史部之学的一些重要史籍，它的内容并不深奥，不过，张先生的工作在史学界带了一个好头，近年各地出版了各种“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类的书，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张先生的启示。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与《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两书较多地带有普及中国传统史学知识的性质，那么，《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以及《史学三书平议》三部书，则属于张先生在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领域内的专门之作，它们胜义纷陈，为学术界所推重。

“学记”是近代出现的有关个人学术史的一种写作体裁，它发端于清末戴望所写的《颜氏学记》（主要是介绍颜习斋、李恕谷的学术），虽不及“学案”体那样范围广泛，对某一朝代的学者群体及各流派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介，但它可“将每一学者治学的方法、态度和精神以及他的学术渊源，为学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说明，这对读者来说，帮助自然很大”。张先生选择顾炎武作为他的第一本学记的对象，是有深意的。顾炎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张先生特别推重他的两大优点：一是走博通的治学道路，二是坚毅不拔的治学精神。我们站在九十年代初来回顾张先生这本六十年代初出版的《顾亭林学记》，可以看出顾炎武的学术风貌对张先生一生的治学影响是何等深远。

如果说《顾亭林学记》是清代一个博通学者的学术史，那么，《清代扬州学记》则是清代一群博通学者的学术史。这本书选择了有清一代活跃在扬州地区（其范围以清代扬州府治所领二州即高邮、泰州，六县即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及东台为限）的十几位著名学者，对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和治学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区域文化的研究对清代学术流派的特点作出了精辟概括。第一章《叙论》有云：“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摒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夫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非特博约异趣，亦以识有浅深弘纤不同故也。……吾之所以欲表章扬州之学，意在斯也。”张先生因这段画龙点睛的话而被人们誉为像王国维一样是能“用几个字把一代学术各阶段特点概括起来的学者”。对清代扬州学派之通学的总结和推崇，可以说是张先生治学术史的一个发明。梁启超、钱穆两位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相继问世，大大推动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工作。张先生也有志于此，两部“学记”就是他整个清代学术史研究工程的一部分，在梁、钱二史的基础上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www.daowen.com)

《史学三书平议》，是张舜徽先生研读史学史上三部最著名史评著作《史通》、《通志总序》及《文史通义》的心得结集。张先生认为，要窥见治史门径，必须先熟悉古人评史之言，而这三部书是公认的古代史评的代表作，值得治史者认真钻研。《三书平议》采用了“疏记”体例，即在有心得的原文后面加上自己的案语，以文言行文，“凡三书中议论之精者，表而出之；其或疏舛，辄加考明；不护前人之短，期于求是而已”，对史学史研究尤其是对于《史通》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在哲学方面，张先生的力作是《周秦道论发微》。这部书包括《叙录》、《道论通说》、《道论足征记》、《老子疏证》、《管子四篇疏证》及《太史公论六家要指述义》等六个部分，它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周秦道论时的心得纪录”。张先生通过旁征博引、实事求是地解说，阐明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重要命题“道”与“道论”的真正含义，批驳了后世理学家们的穿凿附会以及现代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错误观点。按照张先生的理解：“‘道论’二字，可说是‘道家理论’的简称。它的具体内容，便是‘人君南面之术’”，即统治者“怎样驾驭臣下、压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权术。这种术，周秦古书中，名之为‘道’；古代有人把这种术的体和用，总结出了一套有系统的理论，便是‘道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便是‘道家’”。张先生认为，过去治中国哲学史的人往往误解了道家所提出的重要观念“清静”与“无为”，尤其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简直是毫无根据”。张先生说：“道家所提出的‘清静’、‘无为’，是南面术的具体内容，是专就最高统治者一个人说的，而不是就普天之下的广大群众说的。过去研究哲学思想的学者们，忽略了这一点，错误地认为是要普天之下的广大群众都不作事，这便歪曲了‘无为’二字真正的含义和效用。”

《发微》的另一贡献是提出了解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的名词概念的正确方法，提醒人们要注意克服自宋代至现代一些专家学者们的通病，即“阉割或歪曲了古人的原意，造成许多曲说谬解”。张先生认为，前人注说“只能作为理解字义、校正讹文的参考。至于有关阐明理论的方面，便有必要认真仔细地涵泳白文，从许多同时代的作品中，排比钩稽，找出‘道’字在当时的原始意义，超出前人注说之外，来一次大的翻案”。张先生的观点是：“大抵每一哲学领域内的名词或术语，都有它每一时代的含义。……拿后出的概念去理解远古的书，虽推论到成千上万的字，终不可找到古人的真意。”张先生在这里所提出的“认真仔细地涵泳白文”，以避免歪曲古人原意的原则，实际上是主张学者们要认真仔细地阅读古代哲学原著，找到符合本文原意的解说。应该说，这是我们研治中国古代哲学史必须遵循的科学原则之一。

《发微》的道论新说有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叙录》、《道论通说》两部分，张先生博稽周秦诸子，以大量原始文献雄辩地证明了他关于道论的观点。首先是“取周秦人之见，还之周秦”；接着，又遍考经传子史，找出许多从汉代到唐代能够发明其说的文献资料，“择其尤为切要者，表而出之。亦窃附己意，为商定焉”，写成《道论足征记》，令人信服地证明其道论解说的坚实性。张先生还对道家讲人君南面术的最精要的理论著作《老子》、《管子四篇》（“心术”上下、“白心”、“内业”）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疏证，对阐明道论的杰作《太史公论六家要指》也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说，做到了寓哲学论断于广泛而精密的文献考证之中。

和《周秦道论发微》成为姊妹篇的，是《周秦政论类要》，二书是张先生研究周秦诸子之学的两大力作。后者将周秦诸子中有关治道的精义名言，摘录成册，分类编排，并加上自己简明的笺释，意在表章周秦诸子论政、论法之要点，大有裨于治国。他特别推崇法家刚毅果敢、有胆有识、勇于任事的精神，认为历代大政治家如李斯、霍光、诸葛亮、王猛、魏征、王安石、张居正等，莫不具有法家精神，所以，在治理国家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政绩。纯用儒家仁义道德之说，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这部书体现了张先生评史论政， 自有他独特的见解。

集部之学方面，张先生的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别录》（上、下两册）。这部书采用“别录”的体裁，即写提要的方式，对清人文集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张先生阅读了多达一千一百余家的清人文集，然后根据其价值的大小从中选择了六百家文集作提要式的介绍，汇为一书。这本书“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而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多在其中矣”。也就是说，把清代三百年间有成就的文学家、学者都包括进去了。《清人文集别录》一书的具体写法是：先介绍文集作者的生平行事， “既以远绍前规，亦欲以为知人论世之助”；继而拈出作者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精见卓识以及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材料，并作出张先生自己的评说和论断；最后是介绍这部文集的成书过程以及版本、刊刻、流传等方面的情况。这是一项极为浩繁而艰巨的工作。且不说对每一部文集都做出简明扼要的评介，需要掌握该文集的全部材料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就是通读一千一百多种文集也得花费相当大的工夫。《清人文集别录》可以看作是一部清代文学史或学术史，已成为学术界研究清代文化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不只国内，在国外汉学界也有一定影响。

《清人文集别录》一书的姊妹篇是《清人笔记条辨》。清人笔记的数量虽不及文集之多，张先生也阅读了三百多种，从中选择了一百种有关学术文艺的笔记进行评介。《条辨》与《别录》在写法上相近而又不同。《条辨》也有关于笔记作者的生平行事及成书过程、版本、刊刻、流传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但不是重点，它的重点是对每一部笔记所载的内容分条进行考辨，带有商榷学术、讨论问题的性质，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今兹所采百家笔记之言，有辨章学术者，有考论经籍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正文字音义者，有品定文艺高下者，有阐述养生方术者，得失互见，多可商榷。窃不自量，从而平亭是非。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申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条辨》一书以切磋学问为主，但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正如《别录》一书对清代诗文的评论不乏精到优美的文辞一样。

总之，张先生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有清一代学者、文人的文集与笔记进行了一番总结性的工作，他以流畅华美的文辞对数以百计的文集和笔记进行了提要钩玄，这充分显示出他的“大师式”的博学多才，从而奠定了他研究清代学术与文化的创造性的业绩。